“士”这一称谓起源很早，上述引用则是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于“士”字的解释，不过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并不是十分清晰，而历代对于士字的解释也很纷杂，不过都未脱离“事”的范畴，当然这里的事并不是指的事情，而是指代对于做事之人的称呼，《白虎通》亦云：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
而“士”的内涵在历史的发展中也发生了变化，夏商时期，成年男子被称为士，在当时这类人主要从事农耕活动，所以有学者认为，最初的士指的其实就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夫。
到了西周时期，士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用来指代有一定的才能而掌管一些基本事务的人，比如《礼记·少仪》记载：士依于德，游于艺，意思是作为士，应当以道德为依归，沈潜于六艺之中，而从事体力劳动的农夫，则成为了庶人。
而在春秋早期，“士”已经成为了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特殊阶层，是贵族阶级中等级最低的一类人，不过尽管如此，士也跻身了古代的统治阶层，地位进一步提高，如果拿现在的话说，那就是有身份的人，如《左传·昭公七年》记载：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随着时代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动，而社会之间的阶级限制也被打破，一部分没落的贵族从分封制中被踢出，而一部分庶民也从底层挣脱而出，这就导致了作为贵族和庶民之间的士不断增多，最终形成了士阶层。
而谋士作为士阶层中极其特殊的群体，他们的活动更是频繁化，最终形成了一股可以左右时局的力量，而他们的自信则是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那么他们的自信从何而来，这就需要他们对自身先有个清晰的自我认知。
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地位衰弱，礼崩乐坏，作为知识载体的士阶层开始大规模地登上历史舞台，乱世之中，谋士十分注重自己的言行举止，而他们的自我认识，则是支配他们一切活动的基础，就像上述余英时所说，先秦诸学派虽然思想不同，但都表现出了“以道自任”。
在这种思想认识的趋势下，谋士的自我认知又鲜明地表现在了三个方面，即“从道不从君”、“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和“士无定邦，择主而事”下面我们进行具体分析。
作为谋士，想要实现自我的价值，前提是找到一个自己愿意“为之谋”的君主，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与自己政见相同，又愿意听任自己谋略的国君，并不是一找一个准，当他们认为国君不能采纳自己的意见或者自己效命的君主昏庸无能时，他们就会另寻明主，正所谓：良禽择木而栖。
在谋士的政治活动中，心中的信仰和从政的意愿发生矛盾时，多数谋士宁愿放弃自己的政治地位，也要坚持自己的政治主张，如《说苑·杂言》记载：太公七十而不自达，孙叔敖三去相而不自悔，何哉？不能合非其人也，说的就是姜太公和孙叔敖“从道不从君”的认知。
在“从道不从君”这种清醒的自我认知下，导致了谋士阶层在得到赏识自己国君的认可时，那也是不肯轻易“以身相许”，因为他们还坚持“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对于昏庸国君的赏识，他们也不屑一顾。
在这种认识的影响下，有些谋士为了表明自身的格调，甚至公开声明自己“不事无为之君（出自《战国纵横家书》）”，如果一时半会自己无法找寻到自己认为的“明君”或者无人赏识时，他们所做的便是等。
在《论语·子罕》中记载了一段子贡和孔子之间关于玉的对话，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子贡问孔子如果有一块美玉是放起来还是卖掉呢，孔子回答说，卖掉吧，我在等识货的人。
这里虽然看似是关于该不该卖美玉事，其实也是以物喻人，也就是等待赏识自己的人，这也可以看做是谋士的一种政治态度，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谋士都善于等待，他们还主张“走出去”。
春秋战国时期的谋士，在智谋和权力的公平交易中，为了更好地掌握主动权和让天下君主看到自己的能力，他们会选择积极奔走在各个诸侯国，不过这也导致了他们的认知中是以“士无定邦，择主而事”为信条的。
谋士为寻找展示自己的舞台会游历很多国家，所以在当时，自己出生的国家并不一定是自己要效命的国家，所以在当时的谋士阶层“朝秦暮楚”一度成为了一种时尚，而叶适在谈及战国谋士时也指出：然则游于战国者，乃其士之业。
如果要在这时期找出一个这样的鲜明例子的话，吴起就是代表，吴起卫国人，后来历侍鲁、魏、楚三国之君，虽然吴起在转投君主都是被迫为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记载：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吴起惧得罪，遂去，即之楚），但这也再次佐证了谋士心中的这一信条。
谋士在寻找明君的过程中会经历各种磨难，有时甚至还会受到迫害，司马喜和范雎就是这样的例子，正如《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记载：司马喜髌脚於宋……范睢摺胁折齿於魏，说的就是司马喜曾在宋国遭到割去膝盖骨的刑罚，范睢曾在魏国被折断肋骨，打掉牙齿，不过两人最终都成就了一番伟业。
不过话又说回来，作为没有背景的布衣谋士，想要成就一番伟业，哪能一帆风顺呢，正如孟子所言：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当然这条准则现在也适用，所以当生活不如意的时候，想想古人成功前经历的磨难，是不是就有动力了呢？
谋士有了自我认知，但并不代表他们就会高度自信，因为打铁还需自身硬，即使有着清晰的自我认知，可是肚子里没墨水，脑袋里没智慧，自信也就无从谈起，那么谋士的自信来自哪呢？
来自超高的谋略和自身政治活动产生的显著效应，正如上述引用刘向所言，谋士要能出“奇策异智”，进而做到“转危为安，运亡为存”。
从春秋战国时期谋士的政治活动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的智谋非常高深，尤其是纵横捭阖活跃于“外交”活动纵横家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策士，他们的智谋往往会体现一种压倒一切的神态。
他们拥有乐观的心态，用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为了让自己的主张得到实行，而奔波在列国之中接受实践的检验，尽管有时还会处处碰壁，但他们却能屡搓屡奋，尽管他们提出的政治方案并不能全部被王侯接受，但也让这些君主耳目一新。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些谋士在当时是拥有超前的意识的，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已经走到了时代的前沿，所以从整体上讲，谋士对社会规律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无论是他们提出的“王道”、“霸道”还是“人道”，亦或者“定于一”，都在一定时期内发挥出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范雎提出的：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出自《战国策·秦策》），更是促进了分裂的中国走向统一，这再一次也明了谋士的谋略之高。
如果说谋士的谋略是他们自信的第一步，那么他们依靠谋略在政治活动中取得的显著效应和引起的社会巨大反响，则进一步催发了他们的自信心理，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付出的心血得到了回报，这自然会鼓励人们进一步前行。
《战国策·秦策》中讲苏秦合纵之策时，曾言：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苏秦之策，进而提出了“夫贤人在而天下服”的论断，《孟子·滕文公下》亦记载：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足见谋士在政治活动中起到的作用之大。
这里所说的也并不是谋士手中所掌握的权力，而是由智谋转化出的令时人乃至国君胆战心惊的力量，而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称他们为智慧的化身也不为过。
此外，谋士所进行的活动带来的结果，并不是单单促使社会从分裂走向了统一，他们更促使了社会制度上的变化，比如经济上出现的税赋，比如政治上的郡县制，再比如文化上的百家争鸣等等，正是这一列的显著的政治效应，让这个群体散发出了无法被遮挡的自信。
总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春秋战国时期谋士的高度自信，是基于他们自身清醒的自我认知，凭借超高的谋略，并且在自身的政治活动取得的显著效应激发下而产生。
而在众多谋士跻身政治中的洪流下，也扩大了国君王侯对人才选择的余地，这也进一步刺激了这个群体自身潜能的爆发，毕竟不可能人人都能做到位高权重。
此外，在当时君主们也并非全是出自内心的礼贤下士，但是为了强大和生存的需要，他们又必须笼络和利用这群谋士，而最终的决定权依然被牢牢掌握在国君手中，他们需要的也仅仅是谋士的智谋，当然需要以权力或者富贵做出交换，不过尽管如此，这已经为谋士提供了生存和发挥自身谋略的环境。
正是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也导致了谋士这一团体在历史上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又可以说是，时势造就了谋士，而谋士又引导了时代的发展。
对此，您怎么看？
参考文献：《战国策》、《史记》、《说文解字》、《孟子》、《论语》、《说苑》、《左传》、《士与中国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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