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达斡尔族原居黑龙江北岸，清初由于沙俄的入侵，不断内迁，现今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新疆塔城市等地。达斡尔族的族源问题，尤其是达斡尔族与古代契丹之间的亲缘关系，一直是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学术界从历史、语言、遗传特征等多角度对其族源进行了很多研究，目前主要以“契丹后裔说”、“蒙古分支说”、“蒙古同源说”三种观点为主。
三种观点的早期研究
第一种观点“契丹后裔说”是国内有关达斡尔族族源讨论的主流观点。这种说法源自清代官方文件《辽金元三史语解》及部分调查报告，经过民国时期郭克兴（达斡尔族）、陈洪漠及一批地方志编写者的积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现了更为详尽的论证。20世纪50年代，陈述先生从达斡尔族本族历史传说、语言材料、地理故迹、生产技术、组织制度等12个角度论证了达斡尔族来源于契丹的合理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沈汇、刘风翁、孟志东（达斡尔族）等人从解读契丹小字音义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发展了契丹后裔说。
第二种观点“蒙古分支说”始自20世纪30年代，代表作为阿勒坦噶塔先生（达斡尔族）所著《达斡尔蒙古考》，然而此书中的论证多为后世学者所否定，且成书之时，正值中华民国推行“五族共和”的民族政策，因此著书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主观构建历史的动因。达斡尔族长期和蒙古族共同生活，风俗习惯较为接近，特别地，达斡尔族的语言与蒙古语同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故“蒙古分支说”也很流行。第三种观点“蒙古同源说”是达斡尔族族源讨论中的一种微弱的声音。阿勇（达斡尔族）、巴达荣嘎（达斡尔族）都曾撰文论证达斡尔族与蒙古族的同源关系，但他们的观点被部分学者视为异说，认同者较少。
遗传学研究
尽管目前民族史学界倾向于认为达斡尔族是契丹后裔，但相关的遗传学证据却十分薄弱。一些遗传学研究采用线粒体遗传证据，从母系遗传角度来论证达斡尔族与古契丹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亲缘关系。不过通过线粒体遗传标记去论证达斡尔族祖源的方式，显然存在不足。线粒体遗传标记，男女都有，但是只能通过母亲传给自己的孩子，因此线粒体遗传标记只能说明母系遗传历史。而达斡尔族与当今世界上大多数群体一样属于父系社会，孩子继承的是父亲的姓氏，男孩成年后继续延续家业，女孩则外嫁。因此，随母系遗传的线粒体遗传标记在研究达斡尔族族源上存在先天的不足。另外，线粒体基因长度约为1.6万个碱基，早期的研究者更没有条件开展精细的单倍群和全序列的遗传分析，只是选取了若干高变区上的突变热点进行研究，用于比较的人群数量也十分有限。因此，相关研究的结论可能存在偏差，值得进一步深入探讨。
目前已有的遗传学证据能够说明现代达斡尔族与古代契丹人、现代蒙古语族人群和通古斯语族人群共享一定的母系遗传成分。而这种共享成分，是源自现代达斡尔族对古代契丹人的直接继承关系，还是源自更古老时期的共同始祖人群的母系遗传成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我们认为，根据已有的母系线粒体遗传证据，还不足以完全证明达斡尔族就是契丹后裔。
分子人类学研究
分子人类学是一门以Y染色体检测技术为核心的分子人类学分支学科，它通过Y染色体上记录的遗传信息追溯家族和群体的源流问题。Y染色体的传承遵循严格的父子传递法则，换言之，任何一名男性只能从自己生物学上的父亲继承Y染色体。Y染色体上存在丰富的遗传标记，包含近6000万个碱基对。主流的遗传标记是Y染色体单核苷酸多态性(Y-SNP)和 Y 染色体短串联重复序列(Y-STR)，将Y-SNP与Y-STR信息结合，亦为分子人类学研究中的常规方法。
分子人类学家们通常将达斡尔族划归到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人群下开展研究。涉及东亚群体的多项研究多少涉及了达斡尔族，却未见以达斡尔族族源为核心学术问题的科技论文发表，且研究涉及的达斡尔族样本数量都没有超过 60 个，样本容量较小，采样地点亦多有局限。
不过在一项基于Y染色体高通量测序数据的研究中，复旦大学的研究者意外地在达斡尔族中发现了与清代皇族爱新觉罗家族最近的父系遗传类型。结合历史学研究成果，研究者认为达斡尔族的早期历史与清朝皇族爱新觉罗家族的远古起源有很深的渊源。基于已发表文章数据推测，研究者认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父系Y染色体类型C2b1a3a2-F8951可能源自黑龙江中游一个与达斡尔族的始祖有亲缘关系的古代人群。至此，达斡尔族的起源又和满族的爱新觉罗家族联系了起来。
总结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基于遗传学证据，指出达斡尔族与其他蒙古语族人群具有同源关系，并不意味着达斡尔族与古代契丹人就毫无遗传继承关系。从分子人类学角度分析，达斡尔族起源于契丹或蒙古这两种观点并非完全对立，非此即彼。由于契丹早于蒙古兴盛于草原，因此蒙古之于契丹，极有可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遗传上的继承关系，进一步说，达斡尔族也可能继承了一部分契丹的遗传成分。总之，达斡尔族与蒙古语族人群的同源关系已十分明晰，但达斡尔族与古代契丹人的亲缘关系，还有待于更多科学证据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