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1345期）
历史上的各个时期都有所谓的奇人，但好多奇人其实都是有名无实或者徒有虚名的。而民国时有位高人，他博学多才，18岁中举，做过“帝王师”，救过袁世凯和孙中山，而且曾同梁启超、蔡锷和杜月笙等身份各异、主义不同的名流成为至交，堪称民国第一奇人。那么此人究竟是何方高人？他究竟有何历史功绩？最终的归宿如何？本期解读。
（一）出身虽贫寒，胸有奇志
此人叫杨度，他原名杨承瓒，字皙子；后改名度，别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等。虎者，山中之王也。仅从杨度的一系列别号中就可以窥见此人非同一般。杨度于1875年1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潭县姜畲（she）石塘村。中国近代史上，湖南出了很多名人，比如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等，而杨度也是湖南名人中的佼佼者。
杨度出身比较贫寒，尽管其祖父杨礼堂曾在湘军中任职（官至正四品都司衔），但其父杨懿生却是一个农民，为了谋生还当过吹鼓手。这还不说，杨度10岁时父亲便去世了，他只有和弟弟妹妹一起跟着伯父过活。所以杨度小时候还是过了一些苦日子的。好在伯父也在军中供职，才使杨度还能上得起学，有书可读。
杨度天赋异禀，书读得自然很好，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便考取了秀才。第二年，他18岁时又中了举，似乎仕途光明。但他在接着的会试中却不幸落第。不幸中也有幸，因为他在会试期间恰逢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他也欣然响应，结识了梁启超等人。自此，他便同梁启超成为挚友，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结交梁启超，鼓吹立宪
杨度会试落地之后，拜著名学者王闿运为师。王闿运学识渊博，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门下弟子众多，如后来的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还有齐白石等。但王闿运尤其欣赏杨度，对之尽传其学。杨度也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刻苦努力了三年，学到了王闿运的“绝活”，即为“帝王师”之术。这对杨度的一生影响很大。
后来因为时局的变化，杨度对新学也开始感兴趣。当谭嗣同、熊希龄、梁启超等在长沙办时务学堂时，杨度便去听课。自此，杨度和梁启超等人经常探讨学问，批评时政，纵论天下大事。
1902年，杨度留学日本，又与革命家黄兴结为至交。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和能力往往受其朋友圈的影响，杨度跟梁启超、黄兴、谭嗣同这些人物交往，就意味着他本人的不同寻常。此时的杨度思想进步很快，成了一个激进分子。不久就和留日同乡杨笃生等创办爱国刊物《游学译编》，宣扬救国救民的道理；他也不断写文章发表在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上。
不久，杨度为了给《游学译编》筹备经费回国。时来运转，他被推荐入京参加新开的经济特科进士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一等第二名。然而不幸的是，他被除名了。因为当时得第一名的是梁士诒，梁士诒因为戊戌变法等原因，得罪了慈禧太后，所以梁士诒被除名，杨度也受到牵连，且他曾有过攻击朝廷的言论，被弄了个莫须有的罪名，也被除名了；这还不说，他还被怀疑是革命党，不但官没有当成，还受到通缉。
所以杨度只好回家乡避风头。不久，杨度的机遇再次来了。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后名声大震；杨度也大受启发，遂作《湖南少年歌》一文，发表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文中有几句话写得斗志昂扬：“若道中华国国亡，除非湖南人尽死。尽掷头颅不足痛，丝毫权利人休取！”这在当时大大振奋了民心。杨度凭此文名噪一时，同梁启超并称，时人有杨梁“二人相与，天下之至好也”的赞誉。
1904年，杨度再次到日本留学，转入日本法政大学，研究各国的宪政。自此他的思想开始全面接受宪政。此时他又结识了当时还是爱国学生的汪精卫，并同留日的蔡锷结为至交。蔡锷在休假日必到杨度家吃饭，二人的友谊被传为美谈。
1905年，杨度被选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后又被推举为留美、留日学生维护粤汉铁路代表团总代表。他带头请愿，要求废除中美粤汉铁路借款续约，发表《粤汉铁路议》等文，主张中国收回铁路权以维护国家主权。之后，他以总代表的身份回国拜见张之洞，得到张之洞的支持。不久粤汉铁路被清政府收回，杨度居功至伟，自此声望大增。
1906年，在内忧外患之下，清政府终于走上预备立宪的道路。杨度也迎来了他人生的再一次辉煌。当时清政府派出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端方、徐世昌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继而又派熊希龄赴日请杨度和梁启超捉刀起草立宪报告。于是杨度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程序》两文，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一文。五位大臣将杨度和梁启超的文章加工、润色后，上呈慈禧。是年，清政府根据这个报告下诏预备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廷正式下诏，确立君主立宪为国策。可以说，清政府能够下决心实现君主立宪制，在当时确实是一种极大的进步。因为赫赫有名的戊戌变法也是这个意图。因此，此次促进清政府立宪，杨度确实是立下“奇功”。
此后，杨度和梁启超抓住时机组织新政党，推动大清政治改革。两人频频会面或通信；与此同时，身怀政治抱负的熊希龄也到了日本，三人在神户进行商讨，把酝酿中的新政党命名为“宪政会”，预设本部于上海，由杨度出任干事长。初步讨论新党的纲领：尊崇皇室，扩张民权；巩固国防，奖励民业；要求善良之宪法，建设有责任之政府。
杨度于1907年又在日本东京自办了《中国新报》，任总编撰，拥有了自己主导的舆论阵地；又与陆鸿逵等人在东京组织“政俗调查会”，并自任会长。
1907年7月，杨度又发起成立了宪政讲习所，后更名为“宪政公会”，他上书清政府召开国会，并确立了公会的宗旨，即“确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杨度领导下，宪政公会的声势盛极一时。此时30刚出头的杨度可谓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不过在当时的中国，各种思潮和主义都开始走向历史舞台，一不小心，你可以成为领先潮流者，也有可能成为落伍者。而书生意气很重的杨度此时便陷入了极大的争议的漩涡，那便是同袁世凯的瓜葛。
（三）帮助袁世凯，做帝王师
杨度在自己的《中国新报》月刊上宣称“不谈革命，只言宪政”；他还发表了14万字的巨论《金铁主义》等文章，主张成立政党，召开国会，宣传君主立宪，声势日隆。此时中国的报界，杨度的《中国新报》和同盟会的《民报》以及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几成三足鼎立之势。
1908年春，袁世凯、张之洞联合保荐杨度，说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进京出任宪政编查馆提调，候补四品（因他仅有举人功名）。袁世凯安排他在颐和园向皇亲贵族演说立宪精义，极力主张开设民选议院。
当时，清政府关于“立宪”的文件多出于杨度之手。此时朝廷要搞“法治”了，号召王公大臣都要学法，于是，杨度被委任为高级“讲师”，得以自由出入颐和园，为这些王公大臣们“恶补”法律常识。被当朝权贵们尊为老师，一时间杨度身价倍增。
1911年，清廷成立的“皇族内阁”中，杨度出任统计局局长。袁世凯对杨度有知遇之恩，杨度渐渐被对方“征服”，二人惺惺相惜，私交颇深，关系非同一般。杨度认定袁世凯就是他要找的有资格做帝王的“非常之人”，而他杨度本人就是辅助袁的“帝王师”。当摄政王载沣窥出袁世凯的野心，要杀袁世凯时，杨度竟拒不草诏，冒死相救。这也令袁世凯对之十分感激。
终于，武昌起义爆发后，杨度成为袁的幕僚，后又成为其内阁学部大臣。民国政府刚成立，中国形成南北对峙的政局。由于杨度与孙中山、黄兴和袁世凯都有密切关系，所以他便作为袁世凯的代表之一，负责南北调停。
民国三年（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杨度任参政院参政；1915年4月，杨度呈送《君宪救国论》，称“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深得袁世凯的赞许，称之为“至理名言”。
是年，杨度与孙毓筠、刘师培、严复等人共同组织筹安会，任理事长，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称帝鼓吹。袁世凯对其恩宠有加，并亲自赐匾题字，称他为“旷代逸才”。1914年袁世凯颁布《中华民国约法》，1915年12月称帝，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
但此时，民主共和已经是民心所向，故洪宪帝制一出台，便遭到全国上下的一致唾骂声讨。辅佐老袁称帝的杨度也在家乡被骂为汉奸。而此时，他的挚友梁启超则顺应时代潮流，主张共和，支持蔡锷发起护国运动，把矛头直接对准袁世凯和杨度。梁称杨度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嬖人指皇帝宠幸的妃子和臣子）。
在全国的大势之下，做了83天皇帝的袁大头不得不宣布退位，最后郁闷而死。他临死前大呼：“杨度误我！”
但杨度还是磊磊胸怀，为老袁写下如此挽联：
共和误中国，中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评此狱；
明公负洪宪，洪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
杨度对袁世凯可谓忠心耿耿了。不过这也表明了他的君主立宪的政治立场。
后来国学大师章太炎论洪宪帝制失败之关键，有所谓三个人反对三个人的论断，其中首先就是梁启超反对杨度；黎元洪继任民国总统后，也发布了惩办帝制祸首的命令，杨度名列第一。可见杨度在袁世凯称帝中所起的作用之大。
袁世凯死后，杨度的帝王师之梦终结，他心灰意冷，踲入空门，在天津、青岛外国租界闭门学佛。他在佛学中重新思考人生、反省过去。以“虎禅师”为名写了不少论佛的文章。
经过一番反思，杨度终于有所醒悟。感到君主制已不可能再在中国立足了。1917年，张勋发动兵变，试图复辟，清廷邀请杨度入京，为复辟助力，杨度则断然拒绝，他声称：“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
自此，杨度闭门学佛参禅。杨度可谓一个智者，学佛也很有一套，他认为禅的基本精神就是无我，提出了“无我主义”的“新佛教论”，名震佛界。
（四）帮助孙中山，不毁誓言
杨度这人其实很像他的挚友梁启超。梁启超也是在社会的进程中，不断纠正自己，从主张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他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一直在更新变化。这在有些人看来是一种不坚定，没有操守，朝三暮四。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许是他的聪明智慧之处。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不可能开始就成型，他肯定受时代潮流的影响，关键在于他是不是逆时代潮流而动。当然时代潮流也未必就是真理。
杨度也是如此。这表现在他同孙中山先生的交往上。杨度当年在日本时就结识了孙中山，二人即成为至交（其实黄兴就是杨度介绍给孙中山认识的，孙黄二人的合作，杨度也是出了力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中国的革命问题，“聚议三日夜不歇，满汉中外，靡不备论；革保利弊，畅言无隐。”不过当时杨度坚决主张“君主立宪”，不赞成孙中山的革命思想。
不久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力邀杨度参加，但被他拒绝了。杨度坚持君主立宪救国的道路，他表示：“吾主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斯在今日，勿相妨也。”哥们，咱们还是各行其道吧，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不过杨度还是名如其人，十分大度，他跟孙中山承诺，咱们尽管各弄各的，但兄弟情义还在。若有一天，大哥弄成事了，小弟事败了，我放下我的主张去帮你；反之，小弟赢了，大哥也要助我啊！事是事，兄弟是兄弟。
果然义气。后来君主立宪失败后，杨度便放下自己的政治主张，逐渐转向民主共和。并且，后来他还真帮助或者说是救了孙中山一次。
1922年，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陷入困局。杨度仗剑而出。他出任孙中山特使，施展了自己的纵横之术，游说曹锟，制止了军阀吴佩孚对陈炯明的援助（当时的曹锟和吴佩孚可是中国权势很大的人物），致使陈炯明陷入孤立，帮助孙中山度过了政治危机。为此，孙中山大赞杨度：“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诺言”。
杨度也于当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孙中山特电告全党，称杨度“此次来归，志坚金石，幸勿以往见疑”。此后杨度在山东张宗昌那里策应过北伐，张宗昌对杨度也言听计从。
但3年之后，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陷入乱局。老蒋和汪精卫开始迫害共产党，于是，杨度再次发生了思想上的转变。
（五）结交杜月笙，支持革命
杨度被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晚年同当时的上海滩青帮大佬杜月笙的交往。
杨度曾在上海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开始和一些共产党员的交往，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后来他寓居上海，佯以卖字画为生，成为杜月笙门下“清客”，为共产党提供过不少情报。在1927年时，还设法营救过李大钊、成舍我等革命人士。
1928年，杨度加入中国互济会，捐助过一笔不菲的经费。1929年秋，杨度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潘汉年介绍，伍豪（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曾有人讥讽他是个政治投机分子，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晚年的杨度同杜月笙成为至交，他认为杜月笙是侠而儒的人物：“予初闻杜君名，意为其人必武健壮烈，意气甚盛；及与之交，则谦抑山下，恂恂如儒者，不矜其善，不伐其能。人向往之，其德量使然也。”
1931年6月，杜月笙在浦东的家祠落成，杨度写了一篇《杜氏家祠记》作为贺礼。杜月笙也十分敬重杨度，对他的生活也十分关心，知他有鸦片瘾，特嘱人预备一副烟具，一张烟榻，好让他烟瘾犯时享用。
杨度晚年根据孙中山生前的建议，准备撰写《中国通史》，看来此人在学术上也十分了得。但他虽做了许多准备，并写好了大纲，终因身体原因，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杨度晚年积劳成疾，又有肺病、胃病，于1931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享年56岁，也算是英年早逝。当时周恩来、潘汉年等前往吊唁。
杨度一生虽短，但也足够轰轰烈烈了，真正能称为一个奇人。他结交了梁启超、蔡锷、孙中山、袁世凯甚至是杜月笙等人，其思想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再到共产主义，经过一系列蜕变，不要讥笑他“主义”不正，自始至终，他是走在为国为民的道路上的。民国奇人杨度的一生应该肯定。
（文/说历史的女人·冰岛啖冰）
参考资料：《杨度传》《杨度：民国第一奇人》《杨度：“君宪国师”的哀歌》《杨度宪政主张的正途与歧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