勃朗特姐妹可以被称为晚期浪漫主义作家，这并不单单是一种年代学划分。她们以作家身份出现于18-19世纪之交，此时伟大的浪漫主义时代已经几近尾声，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即将开始。这样她们就成为转型式人物，活跃在高浪漫主义
（high Romantic）
革命戏剧的年代与危机丛生的新型工业社会诞生的交叠之际。
《勃朗特姐妹：权力的神话》，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
译者：高晓玲，
版本：中信出版社，2019年3月。
浪漫复古，还是革命先驱？
由此来看，这三姐妹是名副其实地在全球工业社会的源头进行创作的。工业革命就在她们的门口开展，从教区牧师寓所的窗口就可以亲眼看见。她们其中一本小说，夏洛蒂的《谢莉》，便取材于工业化时期的约克郡。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地点，作为地方作家，她们的写作却十分反讽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在19世纪中期，即便是远隔重洋的角落，也有不少人听说过布拉德福德和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这些如雷贯耳的地名。不过艺术家并非总是应时而生，很难简单地说一位作家归属于哪个时代：他们可能由前一时代而来，身上残存着辉煌往昔的余迹，又或许他们走在时代的前面，为模糊难辨的未来发出预言。很多20世纪初期的现代主义艺术家兼具这两种特质，他们回溯古风素朴、生机勃勃的文明，以期从中窥见新时代的颜容。这便是《呼啸山庄》的叙事中所体现的复杂的时间循环。希思克利夫和凯瑟琳是浪漫复古派还是革命先驱派？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外文版《呼啸山庄》插画。
对勃朗特姐妹而言，作为晚期浪漫派意味着她们至少同时属于两个时代。这是很罕见的一个时期，人们亲身体验到历史的创生过程，从巴黎到波士顿，所有人都感受到自己脚下的土地正在发生的剧烈震动，一种全新的革命情怀由此诞生。这也是一个后启蒙时代，把人类看作理性克制的动物的构想，让位于把人类视为充满激情与欲望的造物的观点，无限性
（infinity）
是人真正的家。人类的创造性想象力得以释放，与革命政治形成一种怪异的同盟关系。
要在这个时代的黄昏崭露头角，勃朗特姐妹首先要做的便是持守一种对往日辉煌的怀旧情愫。就像法国小说家司汤达，这位后拿破仑时代的记录者，见证了可贵荣光的消逝——不再有暴乱起义的诗篇、武力征服的情节剧，取而代之的是描述中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散文，寡然无趣。此时那种创造性或乌托邦式的想象就与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严苛规训形成了激烈冲突。作为这一转变的缩影，这三姐妹不得不把神秘浪漫的童年留在身后，投身于维多利亚时代女家庭教师这个严苛清苦又折磨灵魂的身份当中。
与此同时，对勃朗特姐妹而言，时势也有让人满意的一面——混乱的革命激流得到了遏制，秩序和等级也基本恢复。19世纪早期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武力骚乱遭到专制警察国家的残酷镇压。到了三姐妹生活的时代，它开始复兴，表现为工人阶级大规模参与的宪章运动
（Chartism）
。勃朗特姐妹既是充满自由精神的反叛者，又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保守派，她们对这些持异见者既同情又恐惧，对当局既心存不满又满怀敬仰。
《勃朗特姐妹》剧照（1979年）。
这样来看，勃朗特姐妹继承了新时代的两种特质：既躁动激进，又传统保守。我想要说的是，她们既是反叛者又是保守者，既是虔诚的国教徒，又是热切的反国教分子，这些用个人性情来解释恐怕是远远不够的。由此可以看出，她们不仅身处社会冲突的集结点，而且也历经了一段矛盾纠结的历史。这塑造了她们小说的内在结构，这段历史并不只是社会学事实，对她们的感受方式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爱尔兰人与“替罪羊”：小说背后的社会秩序
如果说在浪漫主义时期，历史的形成是可见的，那么在工业革命初期也同样如此。人们需要学习新的规训和感觉习惯，新的时间节奏和空间组织，新的压抑、顺从和自我形塑的形式。一种全新的人类主体性模式正在形成，他们就像夏洛蒂·勃朗特小说中发生自我分裂的主人公一样，既志向满满又挫折不断，既孤立无着又聪明自立。
这种社会新秩序中典型的个体一方面冷静自利，另一方面又脆弱无助。没有人比勃朗特姐妹更具代表性了，她们教养良好，却不得不在压抑的环境中工作谋生。这三姐妹把自己所受的教育作为商品兜售。她们身上记录了文明与粗蛮的冲突、教养与劳作的冲突、自我表达与自我压抑的冲突，无处不彰显出社会存在的新形式。其结果便是——至少在夏洛蒂的小说中是如此——不同文学形式的精彩结合。
纪录片《Being the Brontes》（2016年）。
对左翼分子来说，阶级、种族和性别是神圣的三位一体关系。有个至关重要的事实值得关注：那些英国文人中的翘楚根本不是英国人，比如斯威夫特、哥尔德斯密斯、萧伯纳、康拉德、叶芝、乔伊斯、贝克特等。同样，勃朗特姐妹也并非英国人。正如很多其他为英国文学史做出杰出贡献的作家一样，她们是爱尔兰后裔。数百年间，爱尔兰人不仅得向英国人交赋税、送牛肉，还得把自己最好的文学作品拱手献给英国人。这些爱尔兰人漂流到英国海岸时，身无一物，能赖以为生的只有他们的风趣机智、独特的语言天赋，还有作为外来者的眼光，对本地那些荒诞乖谬的做派冷眼旁观。她们还有个任性不羁的兄弟，和他父亲一样。他短暂而又悲惨的人生印证了英国人心目中典型的爱尔兰人形象：懒散，酗酒，好斗，叛逆，放纵，挥霍无度，满脑子纷乱虚妄的幻想。
这种双重性格在《呼啸山庄》中的希思克利夫身上得以充分体现。老恩萧先生在利物浦大街上捡到快饿晕的少年希思克利夫时，他还是个“穿得破破烂烂、脏兮兮、黑黝黝的小孩”，“嘴里叽叽咕咕地说着没人能听懂的话”，后来再出现时被描绘成粗野蛮横、疯疯癫癫、顽劣不羁的样子——活脱儿是19世纪英国人心目中凯尔特殖民地居民的形象。艾米莉开始写这部小说的几个月前，她的哥哥曾去过利物浦，他很有可能在那里见到了一些讲爱尔兰语的难民儿童。
希思克利夫
就像很难证明希思克利夫究竟是不是凶手一样，同样也很难证明他是不是爱尔兰人。虚构人物没有历史：他们不过是白纸黑字勾勒出的样子罢了，我们对他们所能做出的正当判断全都囊括在这些文字当中。即便是讨厌他的内莉·丁恩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呼啸山庄所受的待遇，足以把圣人变成恶魔。古代社会有一种造物，既神圣又受诅、既洁净又污秽、既有致命杀伤力又具有孕育生命的力量，这种造物被称为“pharmakos”或者“替罪羊”。替罪羊具有毒性，又有祛病的功能：它象征着污秽不洁，但如果你敢完全置身于它的矛盾力量之下，它倒有可能带来不可思议的益处。
这个被称作“pharmakos”的替罪羊似乎在生存与死亡之间不断犹疑徘徊。它是对人性的一种致命扭曲，同时却又揭示出某种无比真实的人类生存状况。用弗洛伊德的语言说，在这个地界停留的是受死亡驱力
（death drive）
操控的那些人，按照他的理论，希思克利夫便是此类人的典型代表。他对凯瑟琳矢志不渝的渴求有一种死亡般的决绝意味。正是这种决绝让他在恋人窗前木然呆立数小时之久，把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在后弗洛伊德时代，人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尴尬的局面——我们意识到幻觉想象如此接近白日梦那种退化式的假想。如果某个官能可以帮助你解开现实之谜，那么你也可以借助这一能力逃离现实。这样的话，既可以把凯瑟琳和希思克利夫之间的“关系”看做乌托邦式愿景与堕落俗世之间的冲突，又可以看做一种返婴退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两姐妹的主要区别在于，夏洛蒂把死亡看做从属于生命的力量。我的意思是说，在简·爱和露西·斯诺身上，这种自我降卑和蒙羞受辱反而成为她们在世俗上获得成功的前奏。简·爱如修女般的温驯顺从最终使她成功当上了罗切斯特太太。在夏洛蒂的作品中，唯命是从具有一种确定无疑的交换价值，能改变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财产，还能帮助他们实现自我价值。你必须得做出一定程度的自我牺牲
（部分是因为这样会让人产生某种变态的快感）
，而且与此同时——用简·爱自己的话来说——必须保持健康争取不死。
这话并不适用于艾米莉的小说，她的男女主人公都没做到终享天年，反而都早早殒命。《呼啸山庄》之所以是悲剧，尤其是由于危机关头缺乏交换价值，或者说主人公的鲁莽消费没有带来可观回报。
本文摘自《勃朗特姐妹》纪念版导读，有删减。由中信出版社授权刊发。
作者：特里·伊格尔顿；编辑：宫照华 榕小崧 风小杨；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