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民族发展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民族发展研究的关注。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有鄂伦春族和鄂温克族这两个人口稀少的游猎小民族，其中的鄂温克族又分为三个分支，它们通常以生计方式的不同被划分为从事游牧、农耕和游猎的鄂温克人。以游猎和放养驯鹿为生的一支被称为使鹿鄂温克人，他们在三个分支中人数最少，曾长期游猎于大兴安岭西北麓的额尔古纳河流域，逐水草而居，饲养和使用的驯鹿被列为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种种特殊性使得这一部分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备受各级政府重视。
自共和国成立以来，使鹿鄂温克人共经历三次定居搬迁，实现了"从原始社会一步跨入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第一次定居发生在1957年，定居点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市北端的奇乾乡，该乡坐落于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畔，地理坐标为东经120°46′，北纬52°11。在国家巩固民主政权和维护国境边防的需要下，散居大兴安岭的使鹿鄂温克人被"收编国有"。使鹿鄂温克人于1958年4月成立奇乾鄂温克民族乡，1960年9月建立以使鹿鄂温克人为主的奇乾乡人民委员会和奇乾人民公社。但在当时，他们的主要生计方式是游猎，故只有少数几户人家下山，民族乡仅以奇乾人民公社的形式存在，使鹿鄂温克人仅实现了名义上的定居。
第二次定居发生在1965年的5月至9月。奇乾与前苏联以河为界，在中苏关系恶化后，"反修防修"的原因直接推动使鹿鄂温克人内迁。对于当地猎民来说，林区开发造成周边林区生物多样性下降，他们面临开辟新猎场的需要。所以使鹿鄂温克人进一步内迁至内蒙古自治区额尔古纳左旗（现根河市）北部满归镇，该定居点位于激流河和额尔古纳河的交叉口，地理坐标为东经122°09′00″，北纬52°02′30″。1965年5月至9月，奇乾人民公社的35户猎民迁居额尔古纳左旗的敖鲁古雅地区，建鄂温克民族乡。国家在敖鲁古雅为猎民新建30多栋定居房，并在乡所在地满归镇(距敖鲁古雅乡17．5公里)建立医疗站、粮店等服务设施。1967年，当地成立了东方红猎业生产队，全体鄂温克族登记财产并入社。制定"以猎为主，护、养、猎并举，积极发展农业和多种经营"方针，鼓励使鹿鄂温克人在林间开荒种植小麦、学习在塑料大棚里种蔬菜。
第三次定居被称为生态移民。在自然资源日益匮乏和国家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背景下，位于满归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整体迁到根河市郊约3公里处，建立移民新乡，称谓仍沿用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使鹿鄂温克人的前两次定居在客观上顺应其当时赖以为生的狩猎生计方式与生活习惯，但第三次生态移民的目标是"人定居、鹿圈养"的城镇化生活，上世纪90年代的禁猎加上圈养驯鹿尝试的失败直接导致使鹿鄂温克人的生计来源被彻底切断。无论是农耕为主的农村生活或是工业为主的城镇化生活，它们都与使鹿鄂温克人传统的狩猎游牧、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模式难以兼容。在短时间内做到不同生计方式、生活方式的相互转换也是非常困难的。使鹿鄂温克人在生态移民之后面临的是整体性社会失调问题，他们应当何去何从一度成为一项重大争议。在产业调整、定居利弊的讨论热潮之下，使鹿鄂温克人的日常生活实践被遮掩和忽视。
文化由人创造，反过来形塑人的行为，人与文化是相伴相生的关系。但当族群文化传承发生危机时，优先保文化还是保人往往成为二元对立的问题。对于使鹿鄂温克人这样的微型族群来说，其实种族的延续比社会转型和文化传承更基本、更重要，因为这个人口尤为稀少的微型族群曾在意外风险和多次迁徙中遭遇一次又一次的人口危机。20世纪前半叶的使鹿鄂温克人因肺结核、荨麻疹等流行病丧失了239名成员。日伪政权时期，仅仅8年之内又有200余人死于战争迫害，还有200余人为了躲避战争迫害而北渡额尔古纳河向祖居地回迁，但这一支人离开之后杳无音讯，生死不明。据当地政府1950年的统计，在建国之初，使鹿鄂温克人口仅剩136人。而后在党和国家的种种措施帮扶下，族群人口才开始缓慢回升，但因酗酒、疾病、意外死亡等原因始终未突破200人。
从使鹿鄂温克人的历史经历来看，人口规模事关这个族群的生死存亡。潘光旦的"两纲六目"思想可以运用于解决使鹿鄂温克人的发展困境问题。"两纲"指个人与社会生活；"六目"指个人之纲下面的通性、个性和性别三目，以及社会生活之纲下的秩序之维持、文明之进展和族类之延续三目。他认为"两纲"相辅相成，个人生活补充了社会生活，社会生活同时涵养个人生活，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个人三目与社会生活三目也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如果某一项有所缺失，社会整体发展则会遭遇困难。所以于使鹿鄂温克人而言，唯有族群人口基数得以维持和扩大，人口素质提升，其丰富的民族文化才能得到传承和创新，而不至于沦为博物馆陈列物。但相比文化研究、产业研究，如何延续使鹿鄂温克人的种族这一更加基本的问题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引用资料：
《最后的狩猎部落》董联声 著
《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孔繁志 著
《鄂温克族社会历史调查》内蒙古自治区编辑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