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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化的价值三言两语道不尽(明白了敦煌的价值)

分别是敦煌石窟概况、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内容、敦煌石窟艺术的珍贵价值、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弘扬工作、莫高精神。⊙敦煌藏经洞汇聚了多种中外宗教典籍和文献。藏经洞保存了抄写的大量中国道教经典。还有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三阶教的典籍以及禅宗(彻底中国化了的佛教)早期早已湮没的著述,文献本身还具有...

11月的最后一天,西安下起了一场冬雨。寒冷没有阻挡粉丝们的热情,在大雁塔脚下的曲江艺术博物馆,一场主题为《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的文化艺术沙龙,在这里如期举行。活动举办前两天,主办方招募公告正式发布,不到2小时,120张免费的预约门票被抢空;在曲艺博的报告大厅里,座无虚席,当天容纳了近200人,后排没有座位,有听众全程站立坚持了3个多小时。自带流量的敦煌石窟及文化的魅力,吸引了热情的粉丝积极参与和热情互动。讲座现场井然有序,主办方环节安排有条不紊,听众文明参与礼貌聆听。

来自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的资深讲师们,为西安粉丝听众,带来了一次关于敦煌最全面、最生动、最权威的解读与诠释。

主讲人罗文娟,来自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是一名资深的双语讲解员。讲座涵盖了五部分内容,分别是敦煌石窟概况、敦煌石窟艺术的主要内容、敦煌石窟艺术的珍贵价值、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弘扬工作、莫高精神。

敦煌学在国际上是一门显学(ps:显学,是指一时在社会上处于热点的、显赫一时的学科或者学说),涉及面之广,领域之宽,程度之繁,并非这条图文推送能阐述得清楚。忍痛割爱,仅仅选取“敦煌文化价值”与“莫高精神”,我们尝试着从这两个角度,理解敦煌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

下面,请跟随我们的图文,一起走进沙龙回顾——

灿烂的敦煌石窟艺术

主办: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西安终南明舍

协办:西安曲江艺术博物馆

主讲人:罗文娟

时间:2019年11月30日

敦煌的文化价值

学界用三个维度来衡量敦煌的价值,分别是: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技价值。

⊙ 敦煌藏经洞汇聚了多种中外宗教典籍和文献。

藏经洞遗书中90%以上是佛教经典和文献,如禅宗的《六祖坛经》。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是在传统的道家神仙方术和“黄老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藏经洞保存了 抄写的大量中国道教经典,根本经典如《老子道德经》、道教佚经《老子化胡经》等。

除了大多数为历代大藏经收录的传世佛经外,还有很多传世大藏经中所没有的佛教典籍、中国僧人的佛教著述、隋唐时期的佛教宗派三阶教的典籍以及禅宗(彻底中国化了的佛教)早期早已湮没的著述,文献本身还具有极为难得的拾遗补缺和校勘的历史文化价值。

⊙ 藏经洞保存有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

如正史的《史记》、《汉书》、《三国志》和《晋书》残本等等,具 有校勘价值。更重要的是为研究敦煌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更重要的是敦煌历史正史记载不多,有的还有错误。敦煌文献中有关敦煌历史的资料在上百种以上,敦煌壁画也有成千上万个供养人画像,其中有一千多条供养人 榜书题记,就是在供养人像旁书写此人的籍贯、姓名、职衔。多年来学者们根据上述资料,基本上搞清楚了晚 唐、五代、宋归义军节度使时期的敦煌历史。

全国性的地志有《贞元十道录》、《诸道山河地名要略》等等。地方性地志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西州图经》等等。唐朝将敦煌改叫沙州。到了八世纪的时候,唐王朝把它升格为都督府,所以其时编的地志叫《沙州都督府图经》。它记录了城市里的河流、水渠、泉水、堤堰、道路、驿站、学校、寺庙、衙门、名胜、古迹等等,对研究当时敦煌地理非常有价值。还有游记类如《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等等。

⊙ 莫高窟壁画表现了许多古代经济生活的场景。

据藏经洞文献记载,称“匠”者共有二十余种。将壁画与藏经洞文献结合研究,可反映出古代敦煌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面貌。

如农牧业方面,有耕作、收获、捕渔、家畜饲养、狩猎。

手工业方面有锻铁、酿酒、制陶、纺线、织褐、皮匠、制鞋、画匠、伎匠、塑匠、纸匠、木匠、石匠、打窟 人、金银匠、弓匠、踏碓师。

商业方面有屠房、肉坊、酒肆、旅店、金银行、木行、弓行等。

敦煌壁画艺术在一千年的创作过程中,融汇了中国和外国,汉族和少数民族艺术风格而留存的数以万计的,又自成体系的敦煌壁画艺术,代表了中国4-14世纪中国美术的重要成就,为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我们今天认识中国绘画史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它是千年的壁画博物馆,是一部中世纪的绘画史。在中国甚至世界美术史上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首先,敦煌壁画艺术代表了四至十四世纪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成就。中国传世的绘画作品,留世极少,尤其是唐代和唐代以前的作品更是罕见,我们能见到的大多是宋元以后的作品。从六朝到唐代正是中国绘画艺术从发 展走向辉煌的重要阶段,敦煌壁画为我们保存了这个时期的绘画真迹。如画界推崇的六朝到唐代的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吴道子“四大家”的绘画风格,都可以从敦煌壁画中找到其踪迹。

其次,敦煌壁画保存了丰富而珍贵的建筑史资料。现在能看到的可能多为宋代或宋代以后的建筑,唐代和唐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已极为罕见。但敦煌壁画保存了大量唐和唐以前的土木建筑的形象资料,可填补唐和唐以前建筑实例缺失的空白。敦煌壁画建筑类型很多,有城垣、寺庙、宫殿、住宅、佛塔、桥梁、酒 肆、客栈、屠房等等。还有建筑的构件,如柱枋、斗拱、门窗等等。

再者,敦煌壁画尤其是净土类经变,有许多音乐和舞蹈的形象。乐器有吹奏乐器的埙、号角、横笛、筚篥、排簫、海螺、笙等;打击乐器的腰鼓、齐鼓、答腊鼓、鼗鼓、拍板等;弹拨乐器的箜篌(竖琴)、琵琶、筝、瑟、琴、阮咸等;拉弦乐器的胡琴等,共四类40多种乐器,以及大小规模不等的乐队。其中的海螺、 腰鼓、箜篌(竖琴)、琵琶、胡琴等为西域传入的乐器。

舞蹈,就地区和性质区分,有民间舞蹈,民族舞蹈,宫廷舞蹈,西域舞蹈等;就舞具区分,有巾舞、鼓舞、琵琶舞等。第220窟的胡旋舞,据说是中亚昭武九姓之康国胡旋女善跳胡旋舞,是站在小圆毯上急速旋转的舞蹈。第112窟的反弹琵琶,藏经洞还出土有珍贵的乐谱和舞谱。有人说莫高窟是音乐和舞蹈的博物馆。

⊙ 农业。莫高窟壁画表现了古代敦煌地区农业生产的面貌,使我们了解当时农业生产的全过程。壁画中还逼真地描绘 了各种农具,有直辕犁、曲辕犁、三脚耧犁、铁铧、耱、耙、镰刀、锄、铁锨、扁担、连枷、木杈、木锨、 簸箕、秤、斛、斗、升等。

盛唐第445窟弥勒经变农作图中出现了曲辕犁,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曲辕犁造型,是农具发展史研究难得的图像资料,也表明曲辕犁的使用不晚于8世纪。曲辕犁结构科学合理,操作轻便省力,代表了耕犁的最高水平。

⊙ 天文。敦煌藏经洞文献中保存有古代星象、天文方面的资料,星象的观测是天文学的基础,战国时中 国古代天文学体系已初步形成。藏经洞所出S.3326《全天星图》绘制于唐代,描绘了当时人们肉眼所能观测到的星官。是当时北半球所能看到并被古代天文学家著录过的全天星象。《全天星图》共绘星1339 颗。它是现今世界上著录星数最多、迄今年代最久远的星图。

⊙ 医学。在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医学典籍达七十多种。如敦煌医药写本《本草经集注》几乎完整地保存下来。敦煌医学文献中既包括医经诊法,也有医药医方、针炙药物。其中《炙法图》、《新集备急炙图》等炙疗、针炙专著极为珍贵。医药文献中还保存了许多未见古药籍、古医方。《新修本草》由唐代苏敬等23人奉敕撰于唐高宗李治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新修本草》是中国第 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原书已不存,主要内容保存于后世诸家本草著作中。

⊙ 造纸。敦煌文献用纸,晋六朝多是麻纸,隋唐除麻纸外,有楮皮、桑皮纸;五代时麻纸居多。敦煌用纸除内地供应外,因敦煌地区桑麻并重,造纸原料丰富,因而本地亦自行造纸。

⊙ 雕版印刷。印刷术发明之前,文书、典籍都以写本的形式存在。古代印刷术经历了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个发展阶段。隋代已有雕版印刷的记载。然而,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大多没有保存下来。而敦煌文献中保存的雕版印刷品 成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之一。

⊙ 活字印刷。虽然毕升在宋代发明了胶泥活字,除了西夏用于印制西夏文佛经外,中原地区却无活字印刷品和排版用活字字坯留存。莫高窟北区考古发掘发现中晚期的西夏文活字版《诸密咒要语》。还出土了一批回鹘文文献的活字印刷本,还出土了48枚回鹘文木活字。连同上世纪初伯希和劫往法国、鄂登堡劫往俄国及敦煌研究院收藏的回鹘文木活字,莫高窟北区发现回鹘文木活字总计达1118枚。

⊙ 数学。西汉开发河西四郡之时,我国的数学已达到很高的水平。敦煌藏经洞出土文献中就有20多件数学文献,涉及古代乘法口诀、乘方、十进制、筹算、数码,有关田亩、堤坝、度量等测量和计数的方法,在科学史、文化史上具有重大价值。

“莫高精神”是一代一代生活、工作、奋斗、奉献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创造与传承的,离不开古往今来的莫高洞窟的营造者,亦有当代守护敦煌的杰出奉献者,以及平凡岗位的劳动者。

“莫高精神”被概括为十六字“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

当佛的慈悯成为了艺术,当后人的探寻也变成了佛的慈悯的时候,我们知道,这又是一种充满了理想、充满了奋斗、充满了艰辛、也充满了成功的快乐的轮回。

多年以前常书鸿毅然决然的来到大漠深处,将妻离子散的痛苦置 诸身后,任风沙吹打着每一天的黎明和黄昏。不断的奔走呼吁,不断的招纳人才,不断地培养后进,不断的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不断的宣传和扩大影响。他把自己的青春乃至生命都献给了莫高窟,献给了他从一而终的事业。他成了莫高窟当之无愧的守护神。

这位被张大千先生临摹的壁画所感染、一路追随常书鸿先生来到莫高窟的天府才俊,也把自己六十多年的生命交给了莫高窟。就是在先生的组织、弘扬、推动和躬行之下,莫高窟的研究重心才由国外转到国内,敦煌才成了敦煌文化的研究中心。而先生的讲解、临摹、研究、发掘,都赋予了敦煌研究院一新的深度和高度,让他成了让后人膜拜的“一代宗师”。

1963年毕业于北大考古系的时代骄子,毅然投身到了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中来。在她开阔的视野和有力的推动中,莫高窟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保护和措施更加先进,交流的层面不断拓展,敦煌文物数字化保护的篇章全新开启。即便是今天,她依然坚守在莫高窟,续写着她的执着和热爱,她赢得了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敦煌的女儿”。

199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水文地理与地质工程专业的大学生,却背离了她的第一个水利工程师的梦想,也来到了莫高窟,把自己的理想和事业也赋予了那一个个洞窟。并从文化的高度,从国家战略层面,提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保护、研究、弘扬的理念,让莫高窟的传承与创新有了新的角度和方向。

自小受父亲的薰陶,热爱美术绘画的赵声良,视敦煌石窟为艺术宝库,那时的他应该也未曾料到,他的一生将与敦煌文化、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作为一位云南人,赵声良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并没有留京或回家乡,而是直奔敦煌。1996年,赵声良赴日进修,两年后又先后在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03年回国时,赵声良再次面临着一些看似更好的机会,但他又一次选择了敦煌。

已故的常书鸿、段文杰两位先生,长眠在三危山下、宕泉河边,在与莫高窟九层楼相望的山上,有一片敦煌研究院公墓区。这里安葬着20多位敦煌文物事业的先辈。他们生前守护莫高窟,去世长眠地下,也永远地坚守在大漠,守护着莫高窟。

2014年,时任院长樊锦诗在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中,首次凝练表述了“莫高精神”。“‘莫高精神’是为了给常书鸿、段文杰等老一辈莫高窟人做一个总结,希望后人能将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樊锦诗说。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家不计名利得失,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考古发掘,研究文献,都心无旁骛,乐在其中,” 樊锦诗回忆说。即使“文革”时期,虽业务停顿,但全体职工对保护敦煌艺术宝藏的认识和态度完全一致,使敦煌石窟文物未受到丝毫破坏。

莫高窟有一群“打不走的人”,让人感慨不已。“文革”中,段文杰当了“社员”;史苇湘做了“羊倌”;贺世哲成了“反革命”,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送回老家;孙儒僴、李其琼被再一次戴上了帽子遣送回四川老家。“文革”以后,给他们落实政策,但没有一个人要求离开敦煌,都回到了莫高窟。千真万确是“打不走的莫高窟人”,敦煌莫高窟像一块磁铁,吸引着他们。

“莫高精神”是由几代莫高窟人在敦煌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弘扬的实践中共同创造的,是莫高窟人以智慧和汗水积淀的,是敦煌研究院在75年发展历程中逐渐孕育发展、凝练形成的。

这就是坚守大漠。

敦煌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以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崇高责任。

“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窟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国家把这么大的一个遗产地交给我们,必须承担好这个重大的使命。”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订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研究院在为国宝重现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生力军。

上世纪90年代初,敦煌研究院率先在国内文博界开展文物数字化工作,经过近30年的不断探索实践,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完成了敦煌石窟211个洞窟的数据采集,130多个洞窟的图像处理、三维扫描和虚拟漫游节目制作,43身彩塑和2处大遗址三维重建;先后上线中英文版本的“数字敦煌资源库”,实现了敦煌石窟30个洞窟整窟高清图像的全球共享。

这就是勇于担当。

长期以来,莫高窟人坚持“寓保护于研究之中”,在探寻学术发展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形成了身居大漠、志存高远的学术研究传统,甘于奉献、潜心治学的抱负。

老一辈刻苦严谨的研究风气得到传承。不管是煤油灯下,埋首勤学,靠镜面折射,借光临摹,踩“蜈蚣梯”,考察洞窟;还是开展石窟数字化,分析壁画病害机理,建设敦煌学信息资源库。道路虽艰,但研究人员乐此不疲,心血有成。

如今的敦煌研究院已形成多学科并存的研究局面。初创事业的十多名志士大都从事绘画、艺术专业。发展至今,艺术、文史、理工、管理等多学科专家,既各擅其美,并行不悖,又兼容并包,交融共进。

身处荒漠,却具有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改革开放以来,偏居西北一隅的敦煌研究院大胆外引内联,请进来,走出去,通过国内外合作,走上了以科研为中心,以合作促发展的道路。几十年来,来自日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先后走进敦煌,他们不仅带来设备和经费,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投入到敦煌壁画的保护修复、文物病害防治、敦煌文化的研究与弘扬之中。

这就是甘于奉献。

几代莫高窟人敢为人先、开拓进取,使敦煌研究院在全国文物领域科学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弘扬发展中填补了一个又一个空白。

“开拓进取,体现在几大创新上,包括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多个方面”,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说,“许多第一见证了敦煌在国内文博界的领先地位。”

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推动敦煌文物事业的开拓发展。对文物研究保护后备力量的培养,吸引了一批化学、物理等理工专业的人才,开拓了莫高窟文物保护工作的发展。开展国际合作,不断推动国际交流,先后与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法国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机构以及国内40多家科研院所、大专院校持续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全方位探索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问题,培养了一大批壁画及土遗址保护专业人才;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文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与吉尔吉斯斯坦和阿富汗等中亚国家达成合作意向,将敦煌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成套技术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推广应用。这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有着内在的统一。

这就是开拓进取。

“莫高精神”需要不断发扬传承

这次讲座已经落下帷幕,观众们被“莫高精神”深深地打动了。“莫高精神”拥有着丰富的内涵,是几代莫高人不断的践行和传承。75年来,一代又一代莫高人正是秉持“莫高精神”,隐身大漠谱写了世人瞩目的敦煌传奇,让沉积千年的莫高窟盛世重光,展示着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博大内涵。

十六字“莫高精神”,践行着当下中国“文化自信”的伟大实践,也是坚定我们根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激励我们一往无前奋勇前行的精神动力。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莫高精神”与我们每个人一点也不遥远。

我们感受到了,你呢?

来源:终南明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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