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朝历代，宦官乱政时有发生，其中较为出名的就有明末的魏忠贤。在许多人看来，这个让朝野“只知有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权宦，是明朝灭亡的罪人之一。但魏忠贤掌权时期，曾尝试过向文官集团和商人征税，他真的如史书所说的那般十恶不赦、有百罪而无一功吗？明朝后期有一位非常“悲催”的皇帝，就是那位在位不满一个月就暴毙的明光宗朱常洛。大明在一个月之内连崩二帝，使得完全没有做好当皇帝准备的光宗长子年仅16岁的朱由校坐上了皇位。
这一场不在计划之内的变故，使得原本只是皇子皇孙母乳的客氏飞黄腾达，她的“对食”魏忠贤也一步登天，从惜薪司破例升任了司礼监秉笔太监——大明朝权力最大的太监。魏忠贤的发迹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他独揽大权却有不小的必然性。年轻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对政治不感兴趣，一心沉迷于做木匠，魏忠贤也有了机会可以成为皇权的“代理人”。魏忠贤掌权后，生理上的缺陷让他的权力欲极度膨胀，连先前提拔过他的太监魏朝和王安，也被他过河拆桥全部清算。
对待自己的恩人如此，对朝廷上那些和自己政见相左的文官自然也是如此。魏忠贤劣迹斑斑、罪行可谓罄竹难书，所以史上对魏忠贤的评价，全部都是批判的。比如崇祯帝朱由检说的：“魏忠贤擅窃国柄，奸盗内帑，诬陷忠良，草菅多命，狠如狼虎。”从个人层面而言，魏忠贤以一宦官之身窃取皇权排斥、打击异己，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但是在天启朝乾坤独断的数年时间里，从大明的国家层面来看，魏忠贤还真做过一些于国有利的举措，比如向文官集团和商人群体征税。
在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时代，历朝历代无论兴亡，负担始终在史书未曾提及的农民身上。作为封建国家运转的血液，税收几乎是财政的全部来源。但是明朝一不对文官和有功名的文人收税、二不对利润更丰厚的商人收税，这就使得大明朝的税收压力全部压在了农民身上。比如天启六年(1626年)，明朝全年的财政收入如下：米麦等粮食2600万石、军屯400万石、盐税约200万两、茶税10万两、商税0、关税0。这个税收结构，是非常明显且单一的农业税种。
要知道宋朝凭借发达的海外贸易，通过征收商税使得国家经济稳定发展。明朝虽然曾长时间禁止民间的海外贸易，但自“隆庆开关”以来，也有了大量的进出口贸易。可即便是有关税可收，想征收关税也是难上加难。每当朝廷有北方大臣提议征收关税，就会有南方官员站出来反对：朝廷不应该与民争利。这些南方官员口中的“民”指代的是哪些人，与他们自身有何利益牵扯，想必无需赘言了。关税是如此，商税也是如此，所以明末为了应对庞大的军费开支，不得不增加农民负担。
历朝历代的农民，所能承受的负担都是有极限的，一旦超过了这个限度，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便可天下大乱。明末除了给农民加税这一当时“开源”，还施行了一项“节流”的措施——裁撤驿站等支出。于是原本靠着驿站的工作养家糊口的李自成失了业，没了生计之后便加入了起义军混饭吃。任何一个帝国的崩塌，都是从经济基础开始的，当明末的经济结构积重难返时，离覆灭也就不远了。从后来的历史走向不难看出，想挽救明末危局，必须要在确保税收来源的同时减轻农民负担。
所以向文官集团和商人群体这些普遍富有的阶级征税，是大明扭转乾坤的唯一选择。但是文官集团不可能心甘情愿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万历皇帝也动不了这块蛋糕。文官集团本以为天启帝也不会动，可他偏偏宠信了一个排斥异己的魏忠贤。时至今日，我们已经无法知道魏忠贤尝试向文官集团和商人群体征税的出发点是什么了。有可能他只是为了掠夺政敌的财富，当然也不排除是为了大明的江山社稷好，毕竟只有大明还存在，他才能继续代行皇权。
无论是何种出发点，必须承认的是，魏忠贤的这一举措从历史的结局来看，是一个明智之举。只是这段历史让人读起来也显得有些荒诞不经：一个结党擅权的大太监，居然尝试过挽救明朝？但即便如此，魏忠贤也不可能被洗白，他的罪行是真、尝试过改变税收来源也是真，但终究功不及过。崇祯帝上台后，魏忠贤和他的政治势力被清算，也符合封建时代的历史规律。简单来说，魏忠贤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是也并非一无是处。毕竟要是真没点能力，怎么爬得上这么高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