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飞精编版剧情介绍，有哪些关于人与动物的良心电影值得推荐？
1.《我和狗狗的十个约定》
影片讲述了一个人和一只狗之间的约定，14岁少女明莉与狗狗“袜子”一起走过成长的道路。
在成长的工程中，狗狗陪伴了我们，但别忘了，同时它们也需要陪伴。
打动人心的“与狗狗的十戒” （和狗狗的十个约定）1.请耐心的听我说。2.相信我，我无论何时都是你的伙伴。3.经常带我玩。4.也不要忘了我内心的想法。5.不要打我。6.如果我不听你的话，那是有理由的。7.你既有学校也有朋友，可是我只有你。8.当我老了的时候，请好好对待我。9.我只能活十年左右，所以请好好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间。10.我不会忘记跟你生活过的时间，当我死去的时候，拜托你，请守候在我身旁。
2.《忠犬八公的故事》
这部应该是爱狗人士都会看的一部电影。影片改编自1933年发生在日本的真实故事，讲述一位大学教授收养了一只小秋田犬，取名“八公”。之后的每天，八公早上将教授送到车站，傍晚等待教授一起回家。不幸的是，教授因病辞世，再也没有回到车站，然而八公在之后的9年时间里依然每天按时在车站等待，直到最后死去。
最后，看到八公依然执着地等在车站，禁不住泪崩。
3.《一条狗的使命》
影片讲述了一条狗贝利经历多次重生，在一次次生命的轮回中寻找不同的使命，最后又回到了最初的主人身边的故事。
最激动地莫过于最后主人认出了它，它兴奋，观众也跟着兴奋。
4.《我的男友和狗》
最后介绍一部国产电影啊！影片讲述了时尚编辑蔡琬真和男友沈浩介因爱犬里拉而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最终，小狗里拉逝世，可是女主却找回了真正的自己。
谁的实力最强盛？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社会，而是一个治乱相间的社会，盛世时的繁荣、乱世时的惨绝虽有相对性，但绝对是同一体系的双生子。
随着袁世凯去世，无人具备足够的能力统领整个北洋军队，北洋军中各大掌权者以军队为主要力量在各省建立起各自的势力范围，北洋军阀分裂为奉系、皖系、直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控制了皖、浙、闽、鲁、陕等地；直系的冯国璋则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了苏、赣、鄂、直隶等地；奉系的张作霖则以日本人为靠山，控制了东三省。此外还有晋系的阎锡山、徐州的张勋、西南的滇系唐继尧、桂系的陆荣廷等，他们都在列强的“操控”之下你争我夺。
100年前的1920年，随着直皖战争的爆发，北洋军阀的混战正式被拉开了序幕。军阀混战之货，于斯为盛，历史转折的种子在这一年里偷偷生根发芽。
那么，在军阀混战的这几年时间里，究竟谁才是最强的一个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分成几个方面来解析，首先是政治地位。自袁世凯死后，自称北洋正统的皖系是自然是最先得势的，因此皖系在各大派系中迅速脱颖而出。且皖系在平衡各大派系问题上，可以说是老手，至于说政治手腕，段祺瑞的“三造共和”，就是绝佳案例。
接下来便是直系，在政治上相比皖系，直系也只是略微逊色而已。再到后来冯国璋登上总统宝座后，直系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至于奉系，可以说在整个北洋政府时期，一直处于边缘地带。或者说在更多时候，奉系起到一个缓冲角色。游刃有余的游走在皖、直两系之间。段祺瑞坐镇北京时，便与皖系合作，皖系溃败、直系上台，张作霖转过身又与直系合作。不过，最后张作霖还是经过两次直奉大战，赶走了冯玉祥，奉系上位。
说完了政治地位，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军事力量。实力最强的当属直系军阀首领——孙传芳：
孙传芳——浙、闽、苏、皖、赣五省总司令，人称“笑面虎”、号称“东南王”，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人。1904年孙传芳赴日本留学，并于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
1925年10月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并于当年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总司令。这个时候的孙传芳可谓是风头无二，拥兵数十万，并重用知识分子、减徭减赋、善待农人，江南五省百姓安居乐业。只是在1927年2月抵御国民革命军北伐中，主力消耗殆尽，从此一蹶不振。九一八事变后，隐居天津佛堂，并拒绝冈村宁次邀其任华北伪主席的要求，颇具民族气节。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施剑翘刺杀身亡。
实力排在第二的当属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
张作霖本来投身绿林，因日势力壮大，清朝无法将其剿灭，便将其招安可。因其在剿灭杜立三等马匪势力，消除蒙患、维护国家统一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身份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升，先后担任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等职，号“东北王”，为奉系首领。
在第二次直奉后，坐镇背景，自封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当时的国家代表人、最高统治者。任职期间抵制日本人的拉拢、拒签卖国条约。
因此，引来了日本人的记恨，于1928年6月4日，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药炸成重伤，并于当日被送回奉天官邸后逝世。
实力排在第三的便是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
吴佩孚国民革命军一级上将、直鲁豫两湖巡阅使、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投身北洋，并成为直系军阀首领曹锟的第一战将和智囊，军事才能在当世首屈一指，可谓是兵锋所指、无所不敌。一战安湘、再战败皖、三战定鄂、四战克奉，有“常胜将军”之名。
此外，吴佩孚此人更是廉洁自守，为人忠直可以说是是北洋军阀乃至当时政坛军界中的“清流”。华北沦陷后，甚至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中华民族不可被侵犯的气节（1939年12月4日被日本军医杀害）。
有天府名校四七九模拟精编数学理科2的答案没有？
深居俯夹城，春去夏犹清。
南邻更可念，布破冬未赎。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另样红。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入。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假如郭靖在天龙八部里？
当初看《天龙八部》，深觉此书为金庸武侠巅峰之作。其武功“六脉神剑”、“八荒六合唯我独尊功”之类，都已迹近于玄幻。
但也有疑惑，段誉能凭“六脉神剑”将酒水逼出体外。乔峰知道后，被惊得呆了半晌。
那么，同样能将所喝的酒水逼出体外的丘处机，是不是有资格于乔峰结拜兄弟呢？
认为丘处机武功档次低？请看天龙八部最后一章：少林两位玄字辈高僧，被七八个辽兵围攻，一死一重伤。
～想来辽国武士的实力绝不可能高于成吉思汗麾下的蒙古大将。
但在《射雕英雄传》之中武功垫底的“黄河四鬼”，却视数百蒙古武士如无物，连败蒙古大将，意欲阵前生擒铁木真?。
像哲别这样的蒙古大将对普通士兵都有以一当十的战斗力。
——两位少林派玄字辈高僧的战斗力竟不及黄河四鬼?？
黄河四鬼在柯镇恶面前一招都接不下来，武功相差何止十倍。岂不是柯镇恶能以一敌百？那江南七怪合力才能战平的丘处机能否以一敌千？
丘处机确实作到过以一敌千。他为抓段天德，独闯南宋军营，于千百人中横冲直撞，威不可挡。
这样的战斗力，放在《天龙八部》的世界里，也应是绝顶高手。
如果拿两雕时代的高手不能用手指在石头上刻字来说事，天龙时代也没见人做到过。
段延庆是用铁杖在石板上写字。而《倚天屠龙记》开篇时，何足道能用随手捡的石子在石板上刻棋盘，深入石板半寸有余。～用铁杖和石子哪个难度更高？
何足道却在与少年张君宝比武时，内力胜不过张君宝。
少年张君宝的内力能否与郭靖相提并论？
至于乔峰能用脚抹去石板字迹?。王处一在雪后的冻土地上展示铁脚功夫，留下深竟近尺的印痕，惊世骇俗。
《倚天屠龙记》中，赵敏手下武士攻打少林寺，比拼内力时，也在青石板上留下许多深浅不一的脚印?。
功夫花巧再多，特效再炫目，最终还要看杀伤力如何。～乔峰全力一掌居然打不死武功低微的阿紫，可以说是剧情需要。
那全力打出第三击，双掌齐出，击中虎腹柔软处，才打死一头老虎?，就不知该怎样评价了。
黄药师一掌击出，隔着马鞍，击毙一匹蒙古骏马?。杨过抓起一头猛虎作武器，随手揮舞。这互相之间该如何必较？
说道两雕时代高手不擅长内气外放攻击，那一灯大师用一阳指于丈外遥击，总不会是给金轮法王煽风玩吧?。
而欧阳锋与黄蓉客店屋顶相斗时，柯镇恶用铁杖攻击欧阳锋背心，相距不足一尺时，铁杖反激出去。铁杖脱手，人也摔落下去。
这说明虽不及扫地僧的“三尺气墙”，欧阳锋也有一尺护身罡气。
～那与一灯大师、欧阳锋内力相当的郭靖能不能做到这些呢？
况且不能以内气外放作为战斗力的标准。否则不擅长此道的周伯通、杨过等人又怎能一同身列五绝之中？
论轻功，萧峰是用铁枪头戳在城墙上借力，几次纵跃之后，上得城头。
郭靖是在光溜溜的城墙上踏步而上，一步便跃上丈许，武功之高，惊世骇俗。
这逐一比较之后，真吓了一跳?。
原来去掉炫目的声光特效，华丽的武功名称之后；论到实战能力和内力、轻功的表现，天龙八部时代与射雕三部曲时代，竟然不占多少上风?？
这样看，郭靖若到《天龙八部》的世界里，凭“九阴真经”、“降龙十八掌”、“双手互搏”、独使“天罡北斗阵”，恍若一人化身为七的绝世武功，一样是最顶级高手。
天龙世界，除扫地僧境界、武功独树一帜。双挂兄弟不断离谱开挂之外。
若与逍遥三老，天龙四绝单打独斗。
郭靖不会输给任何人，包括乔峰。
天龙四绝会被改为天龙五绝。
这个是怎么叫出来的？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戴笠被称为戴老板，我的猜测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这是情报人员之间的一种固定习惯性称呼，戴笠可能用过老板这个代号。 另一方面，因为他是军统的实际老大，人们都看他位高权重，所以，才会都管他叫老板。
下面我们就看看戴笠罪恶的一生：
戴笠,字雨农,原名春风、徵兰,浙江江山人。1897 年 5 月 28日(清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生,四岁丧父,靠母亲蓝月喜以祖遗田产为生。1903年,戴笠入塾,四年后入仙霞国民初级小学。他天资聪颖,只是生性贪玩,又爱惹是生非,虽受到母亲的严加管教,总是习性难改。
一、发迹经历1910 年往江山县城文溪高等小学就读,毕业后,报考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作文试题《试各言其志》中,抒发自己的抱负,在文章结尾写下“希圣希贤希豪杰而已”,但他并不知道怎样才算圣贤豪杰,人学不到一年,就因捉弄管理寄宿生的舍监被开除学籍。
回家后与一些意气相投的人混迹于花会赌博、设坛开乩、求神问卜的场所。其间曾于 1917年入浙军第一师模范营当了几个月学兵,1920 年往沪杭一带找发迹的捷径,未得机遇而返。1924 年江浙战争时,在乡组团练充当团总。
1926 年,戴笠改用是名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集体加入国民党,并与蒋介石派回军校活动的胡靖安、陈超等人秘密交往,监视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及国民党左派的言行。1927 年4 月军校“清党"时表现特别积极,受到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入伍生政治部主任胡靖安等人的赏识。旋被选人骑兵营第一连,并当选为营党部执行委员,开往苏州受训。是年8月,蒋介石下野,戴笠被推选为骑兵营代表之一往奉化溪口向蒋介石表示慰问和拥戴。他以一番忠贞的言词给蒋留下了较深的印象。
由于蒋介石下野,骑兵营教学停顿,戴笠往上海加入由胡靖安领导的联络组为蒋介石收集情报。他和青帮头目,时任上海警备司令的杨虎搭上关系,由杨引荐又结识了海上闻人杜月笙,进而与杜、杨“在杭州西湖之滨杜庄,结为异姓兄弟”。因而他获得的情报最多。同年 11月,军校令骑兵营学员返校继续完成学业时,他认定为蒋做情报工作是个人发迹的最好途径,便留了下来。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戴接替胡靖安主持情报工作,被任命为总司令部联络参谋,直接受蒋介石的调遣,在二次“北伐”及以后的新军阀混战中,他常出入前线,搜集军事情报。
“九一八”事变后,戴笠与一些黄埔少壮军官在蒋介石指使下,组建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当选为候补干事,并由蒋介石亲自指定他担任特务处处长(即中华民族复兴社特务处长)。1934 年 7 月,接替邓文仪兼任南昌行营秘书处调查课上校课长,随后他将调查课归并于特务处,在全国二十多个城市建立区、站、组各级特务组织,并渗入到军宪警及铁路等各个部门。
又先后在南京开办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浙江警校内开设特训班,培养出一批具有暗杀绑架和电讯技能的特工。
1935 年担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
戴笠贯彻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除在 1933 年 5 月指挥平津组织在北平六国饭店击毙汉奸张敬尧外,把破坏中共组织,监视、逮捕、屠杀中共党员及爱国民主人士作为基本任务。1933年6月由他亲自指挥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杀害。次年 11 月,又将著名报学家、爱国人士史量才杀害于沪杭公路上。
他布置平津特务组织对著名爱国抗日将领、中共秘密党员吉鸿昌进行暗杀未遂,便交由北平军分会将其杀害。1935 年 11 月 1 日,晨光通讯社爱国志士孙凤鸣在南京中央党部刺杀蒋介石未成,将汪精卫击伤,孙当场死难。案发后戴笠立即调动大批特工搜捕晨光通讯社所有成员,并连及不少无辜,由他亲自严刑审讯。他误认为此案主谋是王亚樵,派员往香港将与王有过交往以及与王素不相识的人加以逮捕、引渡,并派特工追踪王亚樵，到广西梧州将其暗杀。
由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国民党地方当局接连发生反蒋事件。1933年11月,福建当局和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错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宣言抗日反蒋。戴笠亲自赶往厦门、漳州等地,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对十九路军将领进行分化收买,致使一些将领倒戈,促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1936 年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两广“六一事变”,戴笠对广东空军将领及飞行员多方收买,使实力雄厚的广东空军投蒋。
同年底,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戴笠肩负情报和保卫的双重责任,受到一些黄埔军人的追究,他自知难辞其咎,为“实践君辱臣死之义”,随同宋美龄、端纳等前往西安,即被张学良软禁。他自忖凶多吉少,写下一纸“遗书”“自昨日下午到此,即被监视。默察情况,离死不远。来此殉难,固志所愿也,惟未见领袖,死不甘心。”
由此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器重。护送蒋回南京的张学良被拘押后,一直由他负责监管。1937 年 12 月,戴又将从海外回国参加抗日的杨虎城及其夫人谢葆真等诱捕监禁。
二、抗战时期的作为淞沪抗战爆发后,戴笠赶到上海,与杜月笙等帮会势力建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并组建一支上万人的别动队武装。11月初别动队掩护淞沪守军撤退,除遭受较大伤亡外,一部分退入租界被解除了武装,戴将不足两千人的残部撤退到安徽祁门、浙江遂安,整编为教导总团部,戴亲自兼任总团长,后经收编散兵游勇,人数又达万人,于 1938 年 5 月改名为忠义救国军。设总指挥部于汉口,戴自任总指挥。
1938 年蒋介石迫于党内外强烈要求取消秘密小团体的呼声,将力行社及其外围组织复兴社一并解散,戴笠担任改组后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副局长,负实际责任。军统局成立前后,戴在湖南临澧开办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招收失学失业流亡青年千余人施以特工训练(后迁贵州黔阳、息烽)。在武汉、浙江等地开设译电、电讯训练班。
武汉失守后,军统局由长沙迁往重庆,又陆续开设兰州特警训练班、重庆谍报参谋训练班、外事训练班等等,特务队伍迅速扩大,除大力扩充各级特务机构外，陆续在东南亚各国建立海外组织。至 1942 年，基本特工达四五万人。1940 年春,戴笠派军统人员协助各战区编组和训练便衣混城队六千七百余人。1942 年戴呈准蒋介石将混城队划归军统,改编为别动军。
戴笠凭借宠大的军统组织和蒋介石的宠信,不断把权势伸向各个部门。1941 年夏,先后当上运输统制局监察处处长和财政部缉私署署长。1943年又兼任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及财政部货运管理局局长,主管邮电航空检查的军委会特检处,也由他派军统骨干刘璠任处长。还掌握了交通警备司令部九个团的交警和数万人的缉私武装。
为了使军统能忠实地为蒋介石效力,戴笠以“秉承领袖意旨,体会领袖苦心”作为军统局的指导方针。他要求所有人员“贯彻领袖主张，达成领袖意图”必须始终如一,至死不变。他对军统人员的思想行动实行严格的监督,建立了各种名目的督察监督网,以他制定和宣布的各种规定、禁令,作为军统内一套不成文的“家法”,惩罚标准全凭他个人的意旨。“家法”的残忍,致使不少人走上自杀的道路。
军统局帮办唐纵深有感触地说:“雨农的作风,对上绝对服从,不计利害以达成任务,使上信任。对下绝对控制,不顾舆情,以残酷手段使下知其惧。这是他事功成就的两大法宝。”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海军部发现军统在珍珠港事变前夕侦译出日本空军发动这次偷袭动向的情报准确无误,于 1942 年5月派海军中校梅乐斯(Milton Edward Miles)来华寻求建立基地。
戴笠陪同梅乐斯往东南沿海地区考察,除提供这些地区的地理水域、敌情等方面的资料外,要求美方给予帮助。经梅乐斯向美国海军部极力主张,双方建立起电讯侦译、气象测量、水雷爆破等方面的合作关系。1943年4月,正式签订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由戴笠任主任、梅乐斯任副主任,合作范围扩大到由美方帮助训练军统武装,并提供武器弹药装备,供给交通工具和医疗设备。
1943年6月起,先后开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合作训练班,一律由戴笠任主任,由美方特工任教官、总教官,分期分批训练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和专门与中共抗日武装制造摩擦的国民党杂牌军。1944 年秋,戴又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杜诺万( William J. Donovan)签订补充协定,确定由美联邦调查局派员帮助训练高级特务,在重庆开办了特警训练班,并由美方配备诸如测谎侦察器、强光审讯器等各种现代化刑具。
三、针对共产党的反动及抗日锄奸
自抗战以来,蒋介石一直想利用国共合作来消灭共产党。戴笠秉承蒋的旨意,除布置军统西北区对在西安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中共党员宣侠父秘密杀害外,围绕陕甘宁边区建立起严密的特务组织网,接连派遣特务打入延安。在重庆,戴笠更是亲自布置对中共南方局、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等单位设置侦察哨,广布密探对中共人员盯梢,并运用各种渠道窃取中共方面的情报。
1940年2月,他发现军统电讯处长张蔚林、冯传庆等六人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即将张、冯等六人及中共南方局担任联络的张露萍一并逮捕,亲自严刑审讯,企图一举破获重庆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未能达到目的,便将张等囚禁在息烽集中营,于抗战胜利前夕将他们杀害。
1940 年 3 月,借成都饥民发生抢米事件将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川康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新华日报社成都分社负责人洪希宗等十多人逮捕,戴笠亲自赶至成都审讯,妄图将抢米事件嫁祸于共产党的目的未能达到,便令特务将洪希宗等多人活埋,将罗世文、车耀先押往重庆监禁在“白公馆”看守所,于1945年8月18日将其枪杀。在江南一带则令忠义救国军袭击新四军抗日武装,并配合国民党军发动皖南事变。
在举国抗战的形势下,戴笠也曾指挥军统进行过一些锄奸、情报及敌后游击等活动。1938 年 3 月,戴笠密令天津站长陈恭澍对伪华北政权首要王克敏相机刺杀(未遂)。同年 12 月,汪精卫叛逃越南河内,戴组织行动组,往河内对汪精卫追踪监视和暗杀,以错杀曾仲鸣而收场。
1940年相继在上海刺杀了为日伪效力的帮会头子张啸林,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等。1938 年9月,他令上海区将与日方有过接触、并未投敌的唐绍仪砍死,在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响。1940 年戴令上海区“对即将出现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予以破坏性打击”,先后暗杀了几个中级职员，并在伪储备银行内设置爆炸物,引起敌伪血腥屠杀我方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驻上海的职员,酿成耸人听闻的“银行血案”。
与此同时,戴笠也指挥军统直接对日军采取过一些行动。1940 年戴笠批准上海军统组织拟定的刺杀日本军人的方案,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先后行动五十余次,毙伤日军六十余人,大多是一般士兵。同时对敌方的交通桥梁、物资仓库以及各种军事设施也进行过一些破坏。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披露,此种行为达 2101 次。军统与敌伪的斗争虽影响有限,但还是属于抗日民族战争的范畴。
戴笠执行蒋介石的曲线救国路线,担当了与敌伪勾结的重要角色。
1939 年底至 1940 年 9 月,他指挥军统香港区长王新衡冒名宋子良与日方主管“桐”工作的今井武夫等人在港澳进行多次密谈,达成中日停战,共同防共的初步协议,只是因为形势的变化,未能付诸实现。1940年3月他派唐生明往京沪与敌伪头目挂钩。唐的真实身份暴露后,充当起日方与重庆政府间沟通关系的桥梁。
此后,戴又陆续派军统人员与汪伪政权核心人物周佛海、伪陆军部长鲍文樾、伪海军部长任援道、伪社会部长丁默邨,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等人联络,虽说是“策反”,但也是企图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1945 年初,派员往河南,江苏等地勾结伪军,得到孙殿英,张岚峰等伪军头目“惟蒋委员长和戴先生之命是从,绝对不同共产党妥协”的许诺。
四、死亡之谜1945 年7月,戴笠为策应美海军陆战队在东南沿海登陆及抢夺胜利果实,偕同梅乐斯、杜月笙等赶往浙江淳安指挥。正当他们加紧筹划时,日本发出乞降照会,戴即令各地军统武装分别抢占上海、南京、杭州、漳州、厦门、武汉、长沙、徐州等城市及京沪、沪杭、粤汉等铁路干线。
同时对所勾结的伪军,分别给予国民党军的名义。还派员往南京勾结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冈村“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收”,保证冈村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必将优予厚遇”。9月上旬,戴笠由淳安到沪,成立军统及中美合作所上海办事处。他一面指挥军统抢先劫收敌伪产业,一面向蒋介石要求取得了肃奸大权。
抗战胜利后,戴笠面对全国各方强烈要求取消特务组织的形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除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改编成 18 个交警总队外,与李士珍、宣铁吾等人争夺全国警察权。1946 年 3 月上旬,戴在北平盛情款待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要求美国扶持他在战后中国海军中取得权位。
此时他得到蒋介石召他返渝的电报,于 3 月 15日乘专机离平,17日上午从青岛飞往上海途中,因气候恶劣,在江宁板桥镇附近岱山坠机殒命。国民党政府“着追赠陆军中将”。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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