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御制黄铜水壶，各时期瓷器洞石特征？
1、咸丰到宣统这几朝瓷器的胎骨，基本上相差不多，在胎质方面比不上嘉、道时期 。这时胎质越来越变得粗松，胎骨也相应变厚了。
2、由咸丰时开始，瓷釉逐渐变粗，瓷釉与胎骨结合不够紧密，因而出现的“波浪釉”和“桔皮釉”现象比嘉、道时期更为严重。
3、在瓷器的釉面上，甚至经常还出现有气泡及脱釉现象。白釉不如嘉、道时洁白，而逐渐变成了白中微闪灰颜色。
4、窑变红釉，这时又有了较大的变化。釉面上兰紫色彩斑，越变越少，而红颜色的面积越来越多，有的甚至基本上变为全红色，几乎看不到兰紫色斑了。 到光绪、宣统时，还出现了另一种由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窑变红釉。窑变红釉的演变过程是:雍正是兰色多于红色:乾隆时是兰色少于红色；嘉、道是红色多于兰色；咸丰以后是基本上变为全红色；到光绪、宣统时是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
5、青花的颜色，只有1一2个层次，在同治末期环出现了一种兰紫色的青花。同治以后堆粉青花比较少了，这时青花下面的堆粉极薄，颜色淡浅。
6、由咸丰到宣统这一时期，粉彩发生了显著变化。粉彩的料质由精细变为粗糙，粉彩的颜色由浓艳变为淡浅。①咸丰、同治时，粉彩的含量比较多，彩粉比较浓厚，而且在精细粉彩器物上，往往还描绘金彩，所以此时粉彩表现得十分艳丽:②光绪、宣统时，粉彩含粉量减少，粉料非常淡浅。
7、软彩，是同治晚期出现的。到光绪、宣统时比较盛行。软彩器物，只有民窑有，宫窑软彩尚未见到。
8、水彩，是光绪末期出现的，此种色彩不含粉质，具有彩料薄，颜色淡之特征。它是光绪末期，宣统瓷器上所使用的一种色彩。
9、纹饰以绘画为主，但绘画日趋草率，缺乏章法，表现得极不形象，也不精美。绘画人物，比较呆板无生气。绘画花鸟，禽兽没有生气活泼之感。
10、官窑纹饰绝大多数是工笔画和规矩的图案画；民窑多数是写意画。同治晚期和光绪时期盛行软彩写意画，画稿则出自明、清两代的沈石田、唐六如、新罗山人、八大山人等著名画家，但画的很不像。
11、这时纹饰还有五伦图、二十四孝图、司马光击缸、朱子治家格言、五子登科、状元及弟、马上封候、三星人、福禄寿等。
12、绘画题材有:人物、山水、花鸟、蝴蝶、狮子、禽兽、云蝠、龙云、龙凤、白菜、三果、八宝、八卦、博古、钟鼎、九桃、缠枝莲花、缠枝牡丹、技子花、喜字、寿字等。
13、纹饰中的喜字，在威丰、同治和光绪时期都极为盛行.此种青花双喜字特点，在几个时期的表现手法有些不同。①在咸丰时，双喜字的字体，书写的比较工整，笔道也较细②同治时期，双喜字的字体书写的就不大工整，笔道渐宽起来了；③在光绪时期，双喜字书写的极不工整，不但笔道较宽，同时字体也变得模糊了。
14、这时期的耳饰主要有:狮耳、兽耳、象耳、蠕虎耳等。
15、彩地绘画、彩地开光、彩地轧道及绿里、绿底等纹饰的品种不大时兴了。
16、咸丰、同治时期，哥瓷器物上，特别盛行铁花装饰，光绪时较少。
17、光绪、同治时期，小鸡、小博古的花纹装饰较为盛行。
18、金字的喜字和双喜字，在同治时比较盛行。
19、光绪、宣统时期，大博古、钟鼎插花、校子花、富贵白头、天女散花比较普遍。
20、由咸丰开始直到宣统，除小部分瓷器制作较精细外，而大多数器物都较以前几朝变粗，更不如雍正、乾隆时的资器那样细致。这时期的器物造型和以前也有所不同。属于瓶、尊等各种类型的陈设减少，而多数器物都是日常生活实用品，如胆瓶、天球瓶、串带瓶、将军罐、粥罐、鸟食罐、香炉、鱼缸、花盆、水仙盆、脸盆、一品锅、捧合、节合、油合、扎斗、水壶、印合、笔洗、笔筒、帽筒、茶壶、茶碗、茶叶罐、酒温、酒蛊、盘、碟、扣碗、羹匙、烟壶、瓷枕、绣墩、挂屏、以及三星人、八仙人、观音人等。到同治、光绪、宣统时期，胆瓶、茶叶罐、帽筒、茶壶、茶碗和成套的盘、碗等器物比较盛行。胆瓶不仅有150 件、300件、500件，还有1000件的大地瓶。
清咸丰 斗彩描金缠枝花纹碗：高5.8cm，口径10.5cm，足径4.8cm。碗撇口，深弧腹，圈足。碗内外及圈足内均施白釉。碗内光素无纹饰，外壁以斗彩描金装饰。近口沿处绘变形回纹，腹部绘缠枝花纹，近足处绘如意头纹，圈足外墙画青花双弦线。外底署矾红彩楷书体“大清咸丰年制”双行六字款。此碗在施彩技法方面独具特色，即外壁六朵花均循青花轮廓线再勾描金彩，金彩的使用协调了各种彩料之间的关系，避免了不同色彩之间的对比过于强烈，使画面显得柔和悦目。
清咸丰 粉彩八仙人物图双蝠耳瓶：圆口短颈，丰肩，肩饰双蝙蝠衔环耳，腹下渐收，圈足，器形新颖别致。瓶内及底部施松石绿釉，口沿施金彩一周，颈部及肩部以胭脂紫釉为地，上绘粉彩缠枝花卉纹，间以绿彩连珠纹相隔，与腹部纹饰以变形回纹相隔，肩部以墨彩描金饰蝙蝠耳，腹部主题纹饰一面为福禄寿三星图，福星手持如意，面露微笑在侍女的陪伴下悠然自得，禄星手持书卷，寿星一手扶杖，一手捧寿桃，三星笑逐颜开，一小童双手持灵芝尽情玩耍。另一面绘八仙各自手持法器，齐聚一堂，空中仙鹤飞翔。整体寓意吉祥，色彩柔和典雅。底部松石绿地上书红彩“大清咸丰年制”楷书款。咸丰一朝在位短暂，所烧官窑器更为稀少，粉彩瓷的烧造工艺，色彩运用虽已不及雍、干粉彩，但此件粉彩瓶绘工精湛，保存完好，尤显弥足珍贵。
清咸丰 仿官釉八卦瓶：咸丰朝为清代官窑瓷器史上，生产数量和品种最为稀少的时期。据《清文件》记载，咸丰帝即位后削减官窑瓷器生产数量和品种，前期仅生产了五千余件瓷器，其中品种最多的才有二百余件，最少的更仅有十二件，故咸丰官窑器物历来即被视为珍品。琮式瓶，清代又称“四方八卦瓶”，是从宋代起，仿照商、周玉琮加以变化而烧成的一种特殊器型。拍品器身通施仿官釉，釉质肥厚，开片自然交错，形如冰裂。器底书青花“大清咸丰年制”楷书款，款字清秀工整。
咸丰 青花竹石芭蕉纹玉壶春瓶：瓶撇口，长颈，垂腹，圈足。主题纹饰以青花绘芭蕉洞石、翠竹栏杆，辅以蕉叶、忍冬、变形如意云头、变形莲瓣、朵花纹等边饰。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楷书“大清咸丰年制” 双行六字款。此瓶造型优美，线条流畅。颈变粗短，腹部加大，是清代晚期玉壶春瓶的标准式样。绘竹石芭蕉园景图的玉壶春瓶始见于明代洪武官窑，清代自康熙朝始成为传统品种，沿袭至宣统。咸丰官窑瓷器存世较少，此瓶造型优美，青花淡雅，纹饰疏朗秀丽，工艺不逊于前朝。
绿地粉彩开光花鸟纹方瓶：高29cm，口边长9cm，足边长8.8cm，瓶呈四方形，撇口，折肩，腹部渐收，方足。瓶内壁施松石绿釉。外壁淡绿地粉彩缠枝花卉纹，瓶颈与瓶腹均四面开光，颈部圆形开光内绘四季花卉纹，腹部长方形开光内绘花卉鸟兽等吉祥寓意纹样。外底松石绿釉地上署矾红彩楷书“大清咸丰年制”双行六字款。这样的方瓶成对制作，应当为宫廷中的陈设用瓷。
青花八宝纹花盆：高17cm，口径22.3cm，足径13.3cm，盆口菱花状，微撇，短颈，圆腹，底有4个如意形足。颈、腹分绘八宝纹，八宝间均绘折枝莲花数朵，足外壁绘卷枝及朵花纹。足内白釉无款识。此器是晚清花盆的标准式样，胎体厚重，造型饱满古朴，青花艳丽泛紫色，纹饰排列井然有序，是咸丰朝青花瓷器中的精品。
厚德堂藏品鉴赏：清咸丰款锦地开光粉彩仙女图长颈瓶，高48cm。
砚台冻住的话？
砚台在寒冷的冬天冻住而无法使用写字，这对古人来说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当然这最终也没有难住聪明的古人。
刚开始他们会趁做饭时把陶砚扔到灶里烤，之后取出来继续使用，但这么做砚台温度也不能维持太久，后来他们发明了能让墨保持湿润状态的“高级装置”——暖砚。
暖砚是什么时候发明的，并没有可靠史料。它造型多样，一般底座较高，有二层至三层结构。暖砚按热源分为两种：一是陶制“水暖型”，也就是把砚台墨堂下面凿成中空的，通过留的小孔注入热水加热，这种砚台往往是陶制的。
明代 注水式暖砚 （像热水壶？）
但是水终究是会凉的，所以人们又发明了更常见的“火暖型”，原理不变，只是热源变成炭火或油灯。但一般的石头很容易被烤焦开裂，于是火暖型暖砚选用的是硬度更高、质地更密的歙（shè）石或松花江绿石。光听到材料就觉得可贵可贵了，所以，暖砚在明代是公务员的办公标配。
发展到清代，暖砚在北方流行起来，尤其受皇室贵族的青睐。这时候的暖砚已经不局限于日常书写，它作为文具当中集制砚、铸造、雕刻、陶艺等工艺于一体奇葩，有其他文具所不具备的文化魅力。因此陈设欣赏的效用逐渐显露出来，比如目前清宫御制较早的这方暖砚。
清 康熙松花江石夔龙纹暖砚 故宫博物院藏（砚石：长14.3厘米，宽11.2厘米，高2.5厘米，炭火盒：长14.7厘米，宽11.5厘米，高5厘米）
雍正时期完善了暖砚造型和功能，成为水暖与炭暖合二为一的创新形式，同时还能焚香！
清 雍正 赤铜暖砚 故宫博物院藏
作为清代文具的代表性作品，暖砚是古人集智慧与审美情趣的大成，某种程度上，这是比北方暖气还要诗意的过冬神器，毕竟，换作萃花这样的南方人，过冬靠的可是一身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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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当过兵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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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真的可以改变人的一生，我不是说把当兵当做跳板。这样的动机是不纯洁的！
当兵磨砺人的品质，改变人的性情和处事方式！
只要不在一个地方当兵，单位换的多，阅历也会更多。往往在一个部队同一个地方呆的时间越久，阅历提升的越少。
所以说年轻人一定要多走出去，多看看世界。这样的人生才更加完美！
我的第一站是武汉一个院校警卫连，站岗执勤是我们的日常生活。
在别人和其他战友眼里，我们的岗位是最苦最累的。但是我们自己感到非常满足和自豪！
你不站岗，我不站岗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军人就是这样单纯，自己觉得这个岗位就是自己的。虽然辛苦但是自己感到非常满足！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炎炎夏日暴晒成了煤球，只要下岗有一碗绿豆汤喝喝，就心满意足了！
每天只要点名结束后能安全的混上床就特别高兴，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兵，一个傻傻的兵！
因为纯洁！转眼间第一年快结束了，面临分流。适应了这份工作都舍不得，但是新老交替补充新鲜血液是必须的。所以我们被迫去了分校区，新兵连开始的地方
脑海里停留的还是新兵连的记忆，严肃认真，紧张的不得了。多少有一点排斥的心理。。。
但是没办法！
硬着头皮下车一看，满眼新兵连的班长在欢迎我们。这次不是坏坏欢迎，而开怀大笑！！
到了才知道，这里是养人的地方，。部队里叫“养爷”！
当过兵的应该都知道吧，管理不严想干嘛干嘛没人约束。只要做好分内之事，大家彼此相安无事！
只有一个字，爽！
和留在原单位的战友想必，只有炫耀了！
第二年当了机关公务员，卖力干活，打扫卫生。因为除了班长，只有我一个人。。。
他活少点，我多点！人家是老兵应当要照顾一下！
还有就是一个机会，就是开会保障。接触了很多机关领导并收到表扬！
机会来的就是这么突然，让你不知所错。。。
虽然懵懵懂懂错过了好几次，但是后面总算抓到了！
细节太多就不说了！政委看上我要推荐自己去给领导开车，说去学车吧！
我拒绝了！
因为我有驾照！政委大腿一拍，就这么定了！
公务员会开车，不是你是谁？！
刚准备复训开车，北京来了个电话说是先会开车的公务员最好是义务兵。
同年的战友学车还没回来，符合条件的。或者说领导知道的身边人只有我一个。
就这样稀里糊涂被推荐到了驻京办，那时候2011年！
可谓是见证了一段“历史”时期，由松变紧的过度期！
世面见了，眼界也开阔了！首都啊！真不一样！
要不部队的机遇，我还在四线城市了，估计当个打工仔？或者个体户？
驻京办事处呆了两年。我又往上调动了一次，到了大机关！
内容省略一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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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的你？
77年的你，过得还好吗? 这个题目很有意思，使我打开记忆的阀门，回忆起那几十年前的往事。1977年年初，我刚刚从西南石油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昆明，在石油研究院工作，开始了新的征程。
我是1965年初中毕业，进入云南省财经学校国家预算专业学习，后来文革，69年下乡当知青到金平勐拉农场，73年推荐当工兵大学生。
77年毕业到了石油研究院后，我就一直在勘探石油战线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勘探石油的工作，就是常年在外，到处跑路，那里有石油，那里就是我的家！到过国内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有几年还到外国勘探开发石油。我边工作，边旅游，两不误。虽然辛苦，痛并快乐着！没有虚度时光！
77年到了石油研究院后，第一个工作就是到云南昭通市绥江县楼东构造，进行野外石油地质调查。
那时候，昆明到昭通绥江县的几百千米公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翻山越岭，要走好几天。所以，我们就坐火车，托运行李，从昆明到成都，再从成都到宜宾，水富县云南天然气化工厂，再坐汽车到工作地区，行程近2000千米。工作完后，原路返回。
工区在金沙江边，天气炎热，山高林密，沟壑纵横 。每天野外工作，都要背着一二十斤重的地质背包，里面有地质锤，放大镜，地质罗盘，文件夹（夹军用地图）刚卷尺，水壶，午饭饭盒等。住帆布帐篷，闷热，睡仅1.8米长0.8米宽的帆布行军床，很窄，中间凹，自己做饭吃，中途搬家，靠马帮驮运，常遭遇毒蛇虫咬，条件十分艰苦。从3月工作到10月，总算安全顺利的完成了任务。回去，就是整理资料，编绘图件，写调查报告。后来，在那里钻井出了温泉水，供当地使用。
77年，就是这样过的，因为是第一次野外勘探石油工作，所以，印象深刻，记忆犹新！
非常感谢您的关注啊！
希特勒卖给中国的德械师武器真的很先进吗？
希特勒与民国政府的军事合作是魏玛德国的延续，在当时没建立完整军工体系的旧中国来说只能说是聊胜于无。而且由于纳粹德国与日本形成轴心国联盟后，由于日本的反对，德国出于国家利益考量，卖给民国政府的武器要么是阉割版，要么就是德军不装备的无足轻重的武器。
（二战时期德军的武器）
1926年至1941年间，中国国内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一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对德国实行了军事战略物资的禁运，以抑制德国的军事实力再次死灰复燃。而德国需要稳定的原材料供应，而当时为了提升老蒋嫡系军队的实力，也为了抵御日本的虎视眈眈，使当时的民国政府和德国魏玛共和国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走上了密切关系的道路。纳粹在德国崛起后，这种军事合作也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而戛然而止。
十九世纪下旬，清政府开始践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方针。李鸿章出访德国，寻求德国的技术支持。在此利益交换下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在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以抵消英国在中国利益的一家独大。1885年，德国获得了轮船补贴法案，同年，第一个德国银行业和工业调查小组评估投资中国的可能性，并于1890年成立了德意志亚洲银行。到1896年，德国在中国的贸易和航运方面仅次于英国。
（李鸿章与俾斯麦）
为此，清政府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得到德国伏尔铿造船厂为中国北洋舰队建造了当时最现代化、最强大的两艘战舰（镇远号和定远号）提供技术支持，这两艘战舰在甲午战争前期是亚洲实力最强的战舰，清政府还与德国克虏伯公司签订合同，在旅顺港周围修建一系列防御工事。但这些军事合作在甲午战争中并未为清政府带来胜利。从此可以看出即使引进了德国先进的军事技术，也不可能在军力上实现简单地复制粘贴，
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请求德国帮助训练军队，并按照德军的体系进行训练。这是中国军队首次引进西方国家的训练体系进行训练。1912年，德国向北洋政府提供了600万德国马克贷款，以继续巩固德国在中国的利益。当一战结束前期，德国提出要将胶州湾湾归还中国，以防止其殖民地落入协约国之手。然而，日本人先发制人，在围攻青岛期间入侵了胶州湾，于是才有了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愤然离席。
（袁世凯在小站练兵）
1913年德国在中国开展业务的有近300家德国公司，到了1919年只剩下两家。一战给德国在中国的贸易体系遭到了破坏。而且凡尔赛条约严重限制了德国的工业产出，德军被限制在10万人之内，其军事产量大大减少。因此，德国为了规避条约的限制，这些工业公司与俄罗斯和阿根廷等外国结成伙伴关系，生产武器并合法出售。由于当时中国政府由于日本侵占山东，没有签署《凡尔赛条约》，因此我国并不处在凡尔赛体系的框架内，德国也就有了与我国开战合作的基础。
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垮台，军阀混战。德国武器生产商开始寻求与中国重新建立商业联系，以开拓中国庞大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市场。后来的国民党政府也寻求德国援助，在德国接受教育的朱家骅是当时的亲德派，由他负责民国政府在1926年至1944年间几乎所有的中德合作而牵线搭桥。
（朱家骅）
除了德国拥有先进技术外，还有其他几个原因使其成为当时中国外交关系的首选。首先，德国在一战结束后基本丧失了其在海外的殖民地，而且也缺乏军事实力，再次远渡重洋对中国形成威胁。其次德国并没有进行意识形态输出，对常凯申不形成统治威胁。因此，德国被视为民国政府在国际发展的主要力量。
1926年，朱家骅邀请马克斯·鲍尔等一行到中国考察投资的可能性，第二年鲍尔来到广州，得到常凯申顾问的职位。以此为契机，由鲍尔牵线，民国政府又成功地招募了46名德国军官，为蒋系军队提供咨询和训练，同时他还为常凯申在1929年战胜桂系军阀中出谋划策。1928年，鲍尔回到德国，为民国政府努力招募了一个常驻咨询团，以引进先进的工业技术。但是，许多德国公司犹豫了，由于中国当时连年的军阀混战，而且鲍尔参与了1920年的卡普政变，在德国不受待见。此外，德国仍然受到《凡尔赛条约》的制约，这使得它直接对外的军事投资成为不可能。在鲍尔回到中国后，他感染了天花，在上海去世。尽管如此，鲍尔为后来的中德合作提供了基础。他除了主张实行中国军队的精锐化外，还支持开放中国市场，以刺激德国对华出口。从这个层面上说，他实质也是奔走呼号的同时，也在为德国争取利益。
（马克斯·鲍尔）
1930年至1932年间，由于大萧条，中德贸易放缓。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放缓使得德国工厂、德国进出口公司和德国军工厂商，在中国的利益冲突而进一步受阻。直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才有所好转。九一八事变后，民国政府认为有必要制定一项具体的军事和工业政策，以抵抗日本的侵略野心。它刺激了民国政府的国防计划，加速了工业化进程。
1933年纳粹上台，进一步加速了中德合作。在纳粹上台之前，德国在华政策一直是矛盾的，魏玛政府的外交部曾敦促保持中立，并劝阻德国国防军与中国政府直接接触，只是以民间的团体或个人派遣军事顾问。德国进出口公司也有同样的感受，因为他们担心官方的直接联系会使他们无法作为中间商获利。但是，纳粹的国防经济新政策要求德国全面动员社会力量，储备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可以大量供应的军事原材料。
在欲拒还迎的背景下，1933年5月，汉斯·冯·塞克特抵达上海，负责德国在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合作。他提交的备忘录中，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工业化和军事化的计划和建议。他呼吁建立一支小型、机动、装备精良的部队来取代庞大但训练不足的军队。此外，他主张军队要成为“执政力量的基础”，军事力量要以合格军官的定性优势为依托。
（汉斯·冯·塞克特）
汉斯建议，实现这一框架的第一步是统一训练，整个军事体系必须服从于民国政府中央，也就是将当时的中国军队统一在常凯申的指挥下。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汉斯提议组建一个德械训练旅，其军官团从严挑选，成为模范后进行推广。换言之，纳粹政府希望帮助常凯申提升军力后，巩固其在华利益代言人的身份。
（纳粹军官在中国安营扎寨）
1934年1月，德国成立合步楼公司，是为了统一德国在中国的所有工业利益而创立的。这家公司名义上是一家私人公司，以避免其他国家的反对和贸易制裁。1934年8月，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与德国签署了《德国工业和其他产品的中国原材料和农产品交换条约》，这项易货协议对签订双方都有利。当时由于民国政府军费开支造成的高额预算赤字，而无法获得外部货币贷款提升军力，但凭此条约可以用钨砂、锰砂等战略物资换取德国军火。
1936年4月，孔祥熙与德国经济部长签订以货易货协定，德国在合步楼公司开立一亿马克的循环信用账户，同时德意志国防军直接管辖合步楼公司。当年中国经由该公司获得价值2400万马克的军火，1937年增加到8200万马克。
（抗战时期的德械师）
1938年2月，合步楼条约作废。1938年8月，中德双方对合步楼公司的账目进行清理，有关报告说明：自1934年8月中德易货合同实施后，中方对德订货（包括军火和军工设备）总值为3.89亿马克，已实施的长期订单为1.4亿马克，由德国运抵中国的军火截至1937年10月止为5000万马克。1937年11月，应中方紧急订货，德方又从其国防军装备中抽调了5300万马克军火启运来华。12月，德方又启运了两批包括十几架俯冲轰炸机共值4400万马克的军火来华。
1937年6月，孔祥熙一行访问德国，受到纳粹德国高层的接见。6月10日，孔祥熙一行会见了德国外交官汉斯·冯·麦肯森。孔祥熙说，日本不是德国的可靠盟友，因为他认为德国没有忘记日本在一战期间给德国捅刀，入侵了青岛和德国在太平洋岛屿的殖民地。麦肯森承诺，只要他和冯·纽拉特主管外交部，中德关系就不会有问题。同一天，孔祥熙还会见了沙赫特，沙赫特向他说，德国很高兴借给民国政府1亿德国马克（相当于2017年的4.15亿欧元），但实质上当时德国为此获得的战略物资价值远高于此，因为此时的德国无法在国际市场中，以相同的价格获得稳定钨和锑的原料供应。钨的价格在1932年至1936年间翻了一番，德国通过这些项目使得其购买钨和锑的成本得到了部分缓解。
（德国为孔祥熙一行设宴）
6月13日孔祥熙会见了希特勒，希特勒告诉他，德国在远东地区没有政治和领土要求，德国是工业强国，中国是农业大国，德国对中国的唯一想法就是商业。希特勒还希望中国和日本能够合作，他能够调解这两个国家之间的任何争端，就像他调解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的争端一样。希特勒还告诉孔祥熙，德国不会入侵其他国家，但担心外国入侵德国。如果苏联胆敢入侵德国，声称一个德国师可以打败两个苏联军团。希特勒唯一担心的是苏联和东欧的赤化。希特勒还说，他钦佩常凯申，因为他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独裁）政府。孔祥熙还请求德国可以从中调停中日的军事战争。
（孔祥熙一行和希特勒在柏林会面）
中德的合作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效果。1934年至1936年的一系列中德协议大大加快了中国的铁路建设。南昌、浙江和贵州之间修建了主要铁路。但是德国之所以会帮助修建铁路，是因为德国需要高效的运输来获得中国原材料，而这些铁路线满足了中国建设长江以南工业中心的需要。此外，铁路还有重要的军事用途。例如，杭贵铁路建成后，即使上海和南京失守，军事运输也可以通过长三角流域，退守西南。同样，广州至汉口铁路提供了东部沿海和武汉地区之间的运输，这些铁路项目在抗战时期证明了其价值。
中德合作中最重要的工业项目是1936年的三年计划，在湖北、湖南、四川建设钢铁机械厂；以及发电厂和化工厂的发展。三年期间计划引入了德国一批技术官僚来帮助管理这些项目。在该计划的高潮期，对德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17%，中国是对德第三大贸易伙伴。三年计划有许多承诺，因为抗战的爆发而中断。
而在中德的军事合作中，由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负责大部分军事训练。冯·塞克特最初的计划要求将中国军队缩减至60个精锐师，这些师将仿效国防军，但由于其他各地方派系的反对，被裁减的军队数量一直没能成行。总的来说，黄埔军校在1927年以前训练的军官团，在质量上只比其他非嫡系军阀军队稍好一点。换言之，想通过精兵强将来实现中国军队与当时的德国国防军的作战实力相提并论是不可能的。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尽管如此，在八个德械师中，大约有八万蒋的嫡系军队接受了训练，形成了常凯申军队的精英。但是，当时常凯申不顾参谋和法肯豪森的反对，决定把他所有的德械新师都投入淞沪会战中，这使他损失了三分之一的精锐。
此后，法肯豪森建议常凯申打一场消耗战，因为法尔肯豪森认为日本打不赢持久战。他建议守住黄河线，到战争后期再进攻。而且，应该战略放弃包括山东中国北方的一些省份，并建议在战略要地修建一些防御工事，以延缓日军的前进。法肯豪森还建议中国人在日本后方建立一些游击队。换言之，无论是当时的德军顾问，还是正面战场的战果，当时国内的德械师的作战能力不用说无法与与德国的国防军相提并论，就连与日军都无法正面抗衡，只有打不对称战争和持久战，保留实力才能与日军继续周旋。
而对于德军的集团军群在二战时期展现的陆空一体化的大兵团作战实力，国内的德械师更是难以企及。由于德日军事联盟的存在，无法获得德军的装甲和重炮部队的技术引进，像豹式，虎式坦克装备给中国军队是不可能的。而且当时中国兵源素质没有相关操作技术的积累，临时抱佛脚让国内德械师不具备德军装甲集群的战斗能力，毕竟当时的中国军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常凯申的养子蒋纬国在德国接受军事训练，普遍中国军人并没有熟悉掌握德军重炮和装甲坦克的操作流程。因此，法肯豪森强调要立志建立一支依靠轻武器的德械机动部队，并且要像一战时的德国冲锋队那样善于渗透穿插战术，这也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蒋纬国）
德国对中国军队的援助不仅限于人员培训和重组，还包括军事硬件。据冯·塞克特的说法，中国当时80%左右的武器产量低于德国标准或不适合现代战争。因此，民国政府开展了使现有武器实现现代化的建设。例如，汉阳兵工厂于1935年和1936年重建，生产马克西姆机枪、各种82毫米炮弹，战壕迫击炮和中正式步枪（基于德国毛瑟标准型号和卡拉宾纳98k步枪的仿制）。要知道，当时的毛瑟枪由于体积庞大和性能有缺陷，在德军里并不受待见，但是在国内由于汉阳88步枪等手动或者半自动化的武器，仍然是中国军队使用的主要武器，所以毛瑟枪才成为香饽饽。汉阳还有一家兵工厂以生产防毒面具为主，但生产芥子气武器的兵工厂计划最终被取消。
1938年5月，湖南建了几座兵工厂，生产20毫米、37毫米和75毫米炮弹。1936年底，南京附近建了一个工厂，生产望远镜和狙击步枪瞄准具。其中例如MG-34、不同口径的组合炮，甚至莱赫特装甲车的替换零件。在德国的帮助下，还成立了若干研究所，如军械和军火库办公室和化学研究所，由德国法本公司领导。其中许多研究所的负责人都是从德国回国的中国工程师。1935年和1936年，中国总共订购了31.5万支M35斯塔尔汉姆步枪和许多格韦尔（Gewehr）88、98步枪以及C96毛瑟手枪。
中国还进口了其他军事装备，如少量的亨舍尔、容克、海因克尔和梅塞施米特飞机；莱茵金属榴弹炮和克虏伯榴弹炮、反坦克炮和山地炮，如37毫米的PaK 36榴弹炮，以及装甲战车，如一号坦克装甲车。
（37毫米的PaK 36榴弹炮）
军事装备现代化的努力在抗日战争中被证明是有用的。尽管淞沪会战失败，但这一过程历时数月，日军损失远远超出了先前的预期。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企图鼓舞了中国抗日的士气。此外，这使得民国政府得以将工业基础设施迁入四川等内陆地区，保存了翻盘的希望。
综上所述，当时国内的德械师只相当于德军装备的入门级，只是在轻型武器和装扮上与之相差无几，而在重武器和空军力量，以及坦克装甲集群上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形似而神不似。而且德国在旧中国时期的小恩小惠也是出于国家利益考量，而不是出于好心。希特勒当然也不例外，但在国内的地摊文学中，曾广泛流传的谣言中称，希特勒曾在穷困潦倒时期得到过华裔夫妇的资助，而对中国有好感从而对中国有怜悯之心。这种说法纯属德棍的虚构，也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泛滥的体现，过分神化德械师更是自卑心理在作祟，德械师唯一能与德军实力媲美的只有在面对日军时敢于亮剑的勇气。
本田历史背景？
要说起本田的历史，那可以说是一段辛酸又热血的奋斗史。本田是由本田宗一郎在1948年成立，本田宗一郎的出身贫寒，而且学历也不高，还是在战乱的时代，但是这也塑造了一个传奇一般的人物。
由于本田家族并不富裕，或者可以说是非常贫困，所以在本田宗一郎小时候就被送到铁匠铺做学徒，但是铁匠的工作并没有让一家人富裕起来，基本上也就只能自给自足，也是像伴随着铁锤敲打着铁砧一样，穷得叮当响。之后日本普及了六年制小学教育，本田宗一郎同附近的孩子一样，成为了一名小学生。但是真正的改变还是从本田宗一郎第一次看见汽车开始，他便从此爱上了这种“机械怪物”。几年后，小学毕业的本田宗一郎没有选择继续读书，他毅然决然的选择来到东京的一家汽车修理厂成为一名普通的学徒。在兴趣这个最好的老师指引下，本田宗一郎不仅工作卖力，而且还如饥似渴的学习。随着公司的不断壮大，此时本田宗一郎渐渐发现当时车辆中不少部件品质不过关或者设计值得优化，而市面上的部件往往不能满足需要。于是他瞅准时机，准备离开修理业，进入制造业。这也像是广州人所说的“食碗面反碗底”，但是现在也证明了当初本田宗一郎没有做错。然而在当时，由于打仗资源紧缺，原材料大部分被用于制造军需品，日本当局对于原材料的管制令让制造业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美好。这种情况迫使本田宗一郎对造什么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本田宗一郎的想法是一定不能制造耗费原材料过多的产品，最终他选择了使用原材料不多，但是地位重要的活塞环。1937年，确定研发方向的本田宗一郎建立了东海精机重工业株式会社，并出任社长。当然，活塞环的研发工作并不顺利，由于经验不足，活塞环的制造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冶金的知识几乎为零，所以当时的本田宗一郎在合伙人的引荐之下，重返校园学习，毕竟本田宗一郎的学历也可以以惨不忍睹来形容。东海精机成立后不久，当时日本最大的汽车制造商丰田找到了本田宗一郎，协商过后，二者达成采购协议，丰田决定向刚刚起步的东海精机订购3万个活塞环，这次合作的意义对于一家新生公司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本田宗一郎的命运总是像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本田宗一郎和东海精机全体员工拼死拼活的先制造出了1000个活塞环，并挑选出其中50个精品送到丰田进行质检，结果仅仅只有有3个合格。这对于成功拥有强烈渴望的本田宗一郎自然不会服输，再次投入到研究后，公司终于苦尽甘来，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的完成了丰田公司提出的要求。这次为丰田提供产品的经验不仅让东海精机跻身日本国内优秀供应商的行列，也再次让宗一郎认识到产品质量的重要性。随着二战的到来，日本开始实行国家总动员，其中国内各大车企都被要求优先发展军工，初出茅庐的东海精机亦在范围之中，公司的未来已经不像本田宗一郎想象中的那么清晰了。为了促使生产更加顺利的进行，政府决定由丰田向东海精机入股40%，并且派驻专人进入。渐渐的丰田就这样成为了东海精机的最大股东，东海精机也沦落为日本政府手里的一颗棋子。在政府的指令下，东海精机在这时被迫生产了大量的飞机发动机零部件以及船舶用活塞环，这与本田宗一郎的构想完全不同，整个人在这个时期萎靡不振。1944年，本田宗一郎的工厂遭到了美国轰炸机的攻击，而在次年的日本中部地区地震中，其工厂再次蒙受巨大损失。随着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心灰意冷的本田宗一郎将东海精机重工剩余的60%股份也卖给了丰田，本田宗一郎彻底离开了几年来苦心经营的公司。一年后，年近40的本田宗一郎开始的第二次创业，在家乡滨松成立新公司，这间公司的名字叫做本田技术研究所。由于当时日本已经是战败国，再加上资源也非常紧缺，汽车没有燃油上路，而且普通老百姓也消费不起，火车被迫超载运行并且经常停车，崎岖不平的山路又使骑车人感到十分费力。这时看到商机的本田宗一郎，低价收购了一批军方剩下的东发发电机，并将其改装成辅助发动机安装在自行车上，用水壶作为油箱。这种助动车不仅能让出行变得更加轻松，而且价格也非常低廉，因此很快就成为了热销品。这种蹩脚的助力车就像极了现在马路上跑的小电驴，价格低廉不说，关键是实用啊，因此再蹩脚也是有很多人买。1947年，本田宗一郎与河岛喜好（后来本田的第二任社长）成功研制出了A型自行车用辅助发动机，这也是第一款带有本田LOGO的发动机。1948年，本田宗一郎成立了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后来就这样跌跌撞撞，本田经过12年的发展，到1959年，本田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商。拥有资本后的本田，慢慢地开始涉足汽车制造，拓展海外市场。刚开始本田是制造跑车、货车、微型车为主。经过几年的发展，公司步入正轨后，1970年，本田又推出了Z360和Z600车型，这两款车的后继者正是大名鼎鼎的本田CIVIC（思域）。同时，本田还在积极开拓日本以外的市场，其产品远销欧美等国。1973年，本田宗一郎辞去了本田技研工业社长的职务，河岛喜好接掌大权。那时正是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工业化企业的经济增长都明显放慢，而本田却逆势迎来了飞速增长，其中本田的经济性小车功不可没。这一成功对于本田来说也是意想不到，就像我们广州人所说的“食屎食着豆”。随后本田也便向高端市场进攻，推出了Accord（雅阁）、Legend（里程）等高端车型，还发布了高端品牌ACURA（阿库拉），就是现在的讴歌。其实本田造车的中途还是有一些小插曲的，也可以说是日本政府在背后推了一把，本田才开始造车的。在本田刚刚立住脚的1963年，日本政府就宣布因为国内汽车进口自由化，要将国内的汽车产业全部合并，只留下3家，当时丰田和日产已经拿下了两个名额，相比那时候拥有军工背景的斯巴鲁、三菱这些企业，本田那时候还只不过是一个摩托车厂。俗话说的好，狗急了也会跳墙，更何况是人，跳河都不在话下。本田宗一郎随后用技术倒逼政府同意其造车，并且一路跌跌撞撞参加摩托车赛、F1赛事，为本田在七八十年代闯出了一片海外的天地。让本田在日本的地位得以提升，立住了脚。所以这么多年以来，本田一贯奉行的都是靠着自己努力，闯出一片天，从摩托车到私人飞机再到船用发动机，以及其它动力产品包括农用机械，本田都有建树，它也是全球最大的发动机制造商，在低迷的经济面前，本田比日产更能适应复杂的环境。本田这个角色很励志，也很特殊。相比贵族出身的日产，实力雄厚的丰田，本田这个品牌和它的创始人本田宗一郎一样，出身低微没有什么地位，一开始是处于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境地，在本田宗一郎的“技术至上，技术立身”的艰苦奋斗下，本田硬是跻身日本前三强汽车制造商。而现在本田更是一家非常庞大的跨国公司，其触手更是伸及到汽车、摩托、动力产品和飞机等各个领域，不过其主要核心还是发动机，本田对于发动机的执着相信大家也是有所耳闻，所以本田的红头机也是很多死忠粉的信仰，毕竟这也是本田的科研结晶，也是经历过无数的困难和日夜才拥有无可匹敌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