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黄铜制造商，这个铜币能值多少钱？
你好，很高兴回答你的问题！
首先、可以明确的是，朋友的这枚铜元是军政府造四川铜币一百文背二年，真品，存世量巨大！具体版式为:粗花瓣百文背二年，其版式变化非常多。同时，该铜币品相为:中品品相（也就是流通过度，磨损或磕碰痕迹明显，局部无法辨认，主要图案可以看清），这对铜元的价值影响很大。
其次、说一下对铜元价值的影响因素。第一点:铜元价值最大的影响因素是其存世量，存世量大的，价值相对就小，存世量小的，价值相对就大，这就是物以稀为贵的体现，钱币收藏或者说文物收藏，最看中的就是这点。第二点:铜元中将铜元的版别做了一个级别等级的分类一般将铜元等级分为十个级别，从一级至十级，一级代表大珍，存世量稀少，或为孤品，或者就只有几个存世，十级为非常普遍，存世量巨大。级别高的铜元，价值相应就高，级别低的铜元，价值相应就低。第三点:铜元也将品相进行了一个分类:原光-美品-上品-中品-下品，原光品相的价格最高，下品品相的价格最低。就拿朋友手中这个版别的铜元来说明一下，原光品相价值在1000朝上，美品品相价格在200－300左右，上品品相价格在30－50，中品品相价格在10－20，下品品相在2－5元左右。
再次、综合来看朋友的这枚铜元，四川省造，一百文，铸造量和存世量都非常巨大，品相为中品品相，可以说是单在品相上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所以这枚铜元，价值在5－10元左右，还不一定会有人要，这就是铜元收藏中非常看中品相的一个现象。
最后、虽然说朋友的这枚铜元，价值很低，但是铜元的价值不仅仅是体现在经济价值上还有历史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欣赏价值等等，因此，将该枚铜元作为研究四川的历史，以及铜元的铸造历史和工艺，都是不错的一件事情。希望我的回答对朋友有用，如有回答不太详细的地方，可关注我，一起交流！
国家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是我国规模最大，“国宝”珍藏密度最高的两所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设有展厅48个，馆藏文物达到100万件，时空跨越了原始社会到新中国建设初期的各个历史阶段，是我国馆藏文物最丰的博物馆之一，也是世界单体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我们历史课本中大名鼎鼎的金缕玉衣、四羊方尊、后母戊大方鼎在这里都能找到。
下面且听土鳖君盘一盘那些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的“国家宝藏”。为了方便起见，土鳖君就逐朝代列举一件“稀世珍宝”。
先秦珍宝新石器•红山文化•玉龙
红山玉龙于1971年在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出土，材料质地为岫玉，是新石器时期玉饰的代表文物之一。
此龙，通体墨绿色，体卷曲如“C”字，直径2.3～2.9厘米。玉龙头部较短，吻部向前伸，略有上噘，颈部有一撮长毛，略微上弯，显得鬣鬃飞扬，威风凛凛。据专家考证，此龙应该是祭祀的礼器，是我国“龙图腾”崇拜的起源之一，因此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新石器•仰韶文化•鹰陶鼎
鹰陶鼎于1957年出土于陕西省华县太平庄仰韶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为新石器后期陶制祭祀礼器。
此鼎，高35.8cm、口径23.3cm、最大腹径32cm，以一只伫立的老鹰为造型，鹰目圆睁，鹰鼻弯曲锐利，鹰体肌肉丰满有力，看上去威风凛凛。但工匠巧妙的将鼎口设置在伫鹰的两羽之间，好似背负着一口大锅，看起来凶萌凶萌的。
此鹰由太平庄农民殷思义从地里挖出，做了一年鸡食盆后，上缴在附近考古的北京大学历史系。
夏•齐家文化•重轮星芒纹铜镜
重轮星芒纹铜镜于1975年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坪遗址出土，属于夏晚期青铜器。
此铜镜直径仅有6cm，桥纽为椭圆形，背面纹路由三角形和直线组成，形似“叶脉”，据考证可能与当时的太阳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齐家镜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的铜镜，是我国由石器时代转入青铜时代的标志之一，因此被称为“天下第一镜”。
商••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于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属于商晚期青铜礼器。
此尊边长52.4cm，高58.3cm，重量34.5kg，长颈圈足，饰有夔龙纹、蕉叶纹和兽纹。最为精美的是尊的四角各装一只惟妙惟肖的羊头，羊头中间还有一只活灵活现的角龙。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此尊出土后曾摆放于时任国府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将军的书桌上，在长沙会战转移途中被日军炸成20多块，建国后经1年的修复才得以复原。
商••后母戊大方鼎
后母戊鼎，，于1939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殷墟遗址出土，属于商晚期青铜祭器。
此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立耳折沿，方腹四足，以鱼纹、云雷纹、饕餮纹、凸弦纹、蝉纹为主要装饰纹。鼎腹之中刻有“后母戊”三字，笔画细致清晰，圆润饱满。
此鼎高大雄壮，威武挺拔，是我国最重的青铜器，是绝对的“国之重器”。
此鼎出土后，曾因担心被日军所掳旋即被埋入地下。抗战胜利后运送南京中央博物院。新中国成立10年之后被国博的前身，中国历史博物馆馆藏。
西周••大盂鼎
大盂鼎，于1849年在陕西郿县礼村出土，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
此鼎是周康王时期一位名叫盂的大臣所做，同时出土大、小二盂，小盂鼎在出土以后已经遗失。
大盂鼎高101.9cm，口径77.8cm，重153.5kg。铭字291个，以纪念盂受周康王训诰之事。此鼎圆腹三足，以云雷纹为底，以饕餮纹为饰，样式古拙，端庄。腹内铭文笔画苍劲周正，开中国书法之先河。
大盂鼎出土之后先后被左宗棠、潘祖荫等名人收藏，新中国成立后由潘氏后人捐献给国家。
大盂鼎与上海博物馆馆藏的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馆藏的毛公鼎，联袂为“海内三宝”。
另外，国家博物馆中珍藏的著名先秦国宝还有商妇好鸮尊，商人面鼎、商妇好青铜偶方彝、商龙虎纹青铜尊、东周王子午鼎等等，由于篇幅关系土鳖君就不一一展示了。
秦汉珍宝秦•阳陵虎符
阳陵虎符，相传是在山东省枣庄市出土，抗战时期由郭沫若在重庆市古玩市场地摊上发现，是秦朝颁发给阳陵驻军将领的调兵信物。
此符长8.9cm，宽2.1cm，高3.4cm，呈卧虎型，可一分为二，虎的左、右颈背各有12个相同的错金篆书铭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意为这枚符的左半在阳陵军中，右半在天子手中，左右合并才能调兵遣将。
值得一提的是，阳陵虎符是目前发现的秦虎符中唯一一枚“右在皇帝”的节符，可以推测出此符为始皇帝一统六合之后分发的兵符，对研究秦朝军事制度有重要的意义。
西汉•中山怀王金缕玉衣
中山怀王金缕玉衣，于1973年在河北定州中山怀王刘修墓出土，为西汉玉质冥衣。
该玉衣长182cm，由1203片玉片和2567g金丝连缀而成，共分为头罩、脸盖、上衣前、后片、袖筒、手套、裤筒和脚套等部分，为典型的西汉风格玉柙。
金缕玉衣大约出现于文景时期，是两汉时期最高级别的殓服，只有王以上的贵族才被允许使用。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玉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金缕玉衣。
西汉•鎏金熊形铜镇
鎏金熊形铜镇，于1926年在安徽省合肥市出土，是西汉时期铜鎏金生活器。
在魏晋之前，人们都是席地而坐，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将席角折卷，一般会将席镇压于坐席四角。汉朝的席镇多以铜铁为材质，以虎、熊、龟、蛇等动物为题材制作。
此镇为西汉兽镇，高5.2cm，黄铜材质，表面鎏金，工匠将其做成憨态可掬的吉熊蹲踞式样，圆滚可爱，在实用的同时又给家里带来了些许的活泼之气。
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击鼓说唱陶俑，于1957年在四川省成都市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东汉陪葬明器。
此俑，高56cm，泥质灰陶材质，为头戴帻巾，怀抱扁鼓的俳优正在引吭高歌的形象。
喜观陶俑您会发现，艺人的表演似乎进入高潮阶段，他单腿蹲在地上，右腿弹出，眯缝着双眼，额头上因开怀大笑而挤压出数道皱纹，神采飞扬，活灵活现，引人共鸣。其制作匠人技艺之高，手段之妙，可称为“汉代第一俑”。
三国•吴•青瓷羊形烛台
青瓷羊形烛台，于1958年在江苏省南京市清凉山出土，为孙吴青瓷生活器。
此台，长30.5cm，高25cm，为一只昂首张口的跪羊造型。仔细观察您会发现，羊字通“祥”，古人多用羊作为家居装饰物，以示吉祥如意。此羊为太湖流域的湖羊，身躯肥壮，背毛丰茂，双耳紧贴头顶，显得形态温驯安详，为不可多得的东吴瓷塑精品。
两晋南北朝珍宝西晋•吕氏砖
吕氏砖，传为1918年前后在安徽省凤台西北乡顾家桥出土。该砖呈长方形，长34.8cm，宽17.3cm，高5.8cm。正面阴刻章草书法“咸宁四年七月吕氏造，是为晋即祚十四年事，泰岁在丙戌。”
据清末金石家邹安考证，吕氏为陈留郡守，此砖为吕氏为其妻所造墓庐的铭砖。
章草为隶书的草写，为当时民间流行的字体，书法飘逸流畅，颇有陆机《平复帖》的风采。
北朝·马首鹿角金步摇
马首鹿角金步摇，1981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为金质女性头饰。
此步摇以金为主要材质，松石、珍珠为点缀装饰之物，高16.3cm，重70g，基座是一个马首的造型，基座往上分出鹿角型枝杈，枝杈的末端则是金质的叶片。
步摇，是我国最传统的女性头饰，起源于西汉，流行至当今。其因插于发髻之上，随步伐而摇动而得名。汉族女性的步摇多以“龙、凤、鹤、云”等祥瑞为主要造型题材，而北方少数民族女性的步摇则多以“马、羊、鹿”等草原上常见的动物为造型题材。
隋唐五代珍宝隋·赵州桥石板栏
赵州桥石板栏，于1953年修复赵州桥时在洨河河床中出土，为隋文帝时期石质建材。
此板，长212cm，宽84.5cm，两面雕龙为饰。前面双龙前爪互推，回首望尾，做呼之欲出之状，活灵活现，灵动异常，背面两龙石板四爪撑地，龙身相互绞缠。
赵州桥，位于河北省赵县，又名安济桥。隋文帝开皇末年，有工匠李春建成。全桥只有一个跨度为37.037m的大拱，是世界现存最古的大型敞肩石拱桥。曾入选过《小学语文课本》，被称作“人在苍龙背上行”。
唐·绞胎釉陶狩猎骑马俑
绞胎釉陶狩猎骑马俑，于1972年在陕西省乾县懿德太子墓出土，为唐太宗时期陶制明器。
此俑高37cm，长27cm，唯一鹰奴持苍狩猎的造型。绞胎是一种唐朝才出现的制陶工艺，是将两种颜色不一样的黏土混合搅拌在一起的工艺，因而绞胎陶器有种绚丽的大理石纹理。由于工艺复杂，绞胎工艺很少用于陪葬的陶俑上，此尊狩猎骑马俑是皇室出品，是不可多得绞胎陶俑精品。
五代·彩绘浮雕武士石刻
彩绘浮雕武士石刻，身世颇为传奇，他于1994年5月被盗自河北省曲阳县义武军节度使王处直墓中。2000年这块镇墓石刻流落到纽约的文物拍卖会上，后经多方交涉，才得以返回祖国。
此石刻，高113.5cm 宽58cm 厚11.7cm，为一持剑穿甲武士造型，他头顶祥鸟，足踏卧兽，神态庄严，衣袂飘扬，威风凛凛，为五代石刻中的精品。
南、北宋元珍宝北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
宋钧窑玫瑰紫釉海棠式花盆，传世品，宋徽宗时期宫廷瓷质陈设器。
此盆，高14.4cm，最大口径24.5cm，盆内为青釉，盆表为玫瑰紫釉，为四瓣海棠花造型，是北宋宫廷所用。
钧瓷，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宋徽宗之后的历代帝王将钧瓷钦定为御用瓷，只准皇家使用，只准皇家所有，民间不能私藏。远在在宋朝时期就有“纵有家产万贯，不如钧瓷一件”之盛誉，是我国瓷器中珍品中的珍品。
南宋·文天祥《谢昌元座右辞卷》
《谢昌元座右辞卷》，传世品，南宋晚期草书书法作品。
该卷，宽36.7cm，长335.7cm。共71行596字，钤“文天祥氏”朱文印。在书卷的卷首有乾隆帝行书“文天祥书谢昌元座右铭”题签以及钤有“内府鉴藏”、 “神品”、“乾隆宸翰”印鉴。卷后有元蒋岩、明万韫辉、郝智、廖驹、程启充所书的跋文以及谢源小楷书谢昌元《行实》。
文天祥，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民族英雄和爱国诗人，这篇《辞卷》，笔势疾迅，瘦劲中带有清秀，豪迈中又暗含俊逸，既有书生之骨气，又有文人之尔雅，是草书中的珍品之作。
元·延佑三年铜壶滴漏
延佑三年铜壶滴漏，传世品，为元仁宗时期铜制计时工具。
此漏，通告264.4cm，由日、月、星三壶和受水壶组成。四壶由上至下一次安放，壶中之水按照恒定的匀速依次滴下，最下面的手水壶中安置一个带有浮舟和刻度尺的木板，随着壶中的水位变化，可以读出石刻。
铜壶滴漏一般为单只壶漏，罕有复式形制，此漏为我国发现的历史最久远的复式铜漏，在是我国古代授时科技发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明清珍宝明·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
孝端皇后九龙九凤冠，于1957年10月20日出土于明定陵，为明万历年间皇后参加重要场合佩戴的大礼帽。
此冠，总高48.5cm，冠径23.7cm，重2.32千克，采用了花丝、点翠、镶嵌等传统技艺，共镶嵌红宝石、珍珠5000多颗。凤冠的主体由髹漆细竹丝扎成，面料为丝帛，前部饰有九条五爪金龙，龙的下有和冠后部共有九只点翠飞凤。龙凤口中各衔着珠滴，随步伐的移动左右摇晃，起到步摇的作用。冠上还饰有点翠如意云片，红蓝宝石、珍珠做成的博鬓、璎珞、珠钿等饰物，看上去金翠辉映，富丽堂皇，精美庄重。
清·霁青金彩海宴河清尊
霁青金彩海宴河清尊，传世品，为乾隆年间景德镇御窑厂为圆明园海晏堂烧制的瓷质装饰品。
此尊，高31.3cm，口径25.1cm。敞口、鼓腹、圈足，颈部有白色燕耳。尊体为霁青釉，其蓝宛如深海，璨若蓝宝石，深沉古雅，稳重内敛。尊身上用金彩绘出蕉叶、缠枝莲等纹饰，下部用粉彩绘出荷花、莲蓬和连珠，让瓷尊看上去富丽堂皇又不落入俗气。霁蓝釉代表着“海”，燕耳谐音“晏”，荷花纹谐音“河”，绿色的莲蓬代表着“青”，有着“河清海晏，时和岁丰”的美好寓意。
现代文物民国·《溥仪退位诏书》
《溥仪退位诏书》，传世品，为清朝末年文档。
此诏，为1912年2月12日，由时年六岁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所颁，由清末著名状元郎、政治家、书法家、民族实业家张謇所拟，诏书的主旨主要有三点：1.变国体，由封建制改为共和立宪制；2.交政权，由袁世凯全权组织临时政权；3.变国民，由大清帝国变为中华民国。此招的颁布，宣布了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正式灭亡，中国正式走向共和。
当代·《开国大典》油画
《开国大典》油画，传世品，为当代画家董希文于1953年创作的大尺寸油画作品。
此画，长4.05m，宽2.3m，共有11位领导人入画，红地毯、红灯笼、红柱子、红旗与蓝天、白云、绿树和鲜花形成强烈对比，画面热烈而明快；金黄色的菊花与蓝天、白云的描绘，既点明了秋高气爽的季节，又与黄色的灯穗相呼应，增强了华贵灿烂、富丽堂皇的欢庆气氛，完美的再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经典历史时刻。此画由时年37岁的董希文根据影像资料，历时1年绘制完成首稿， 后来经历了3次修改后才变成最终的展出版本。
我是土鳖君，一位爱极了中国的书生。点关注，不迷路。为您持续输出有质量的答案，好玩的时候才刚开始。一枚民国的铜币？
谢谢悟空邀请，现在由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说说这枚铜币是什么，藏友这枚铜币是民国十五年中心川花果木四瓣梅花版200文铜币，这个品相状态也就几块钱。
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成都和重庆造币厂开始铸造“民国十五年中心川系列铜币”，面值有五十文，一百文，两百文三种。材质有红铜和黄铜，据说还有铅版，不过尚未发现真币存世。两处都是官方铸造厂，所以品相，状态，刻模技术都是很好的。
此版铜币特征是：正面上缘中华民国十五年铸文，中部圆圈内四瓣圆花，内小圆圈，中心篆刻川字，下缘为面值铸文。背面马齿内侧为圆环，中央为棱形纹，棱形边缘为嘉禾（后期也有改刻成花果木），中心为面值数字铸文。另外200文正面左右还有四瓣梅花，少数是五版梅花。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藏友应该知道在民国初年，四川军阀众多，每个军阀都有自己的造币厂，因此“民国十五年中心川系列铜币”也有不少“军阀私铸版”，相比较重庆和成都两处官方版，私铸版无论品相，状态，刻模技术都远远不及前者，因此“私铸版”从铸造开始就注定“面容不好”，“铸造粗糙”，而藏友这枚就属于“私铸版”。“私铸版”因为工艺没有统一要求，所以版别众多。传世品直径跨度从27毫米-36毫米，厚度跨度从1.6毫米-3.0毫米。各种背逆，移位，马齿怪异，趣味币层出不穷。所以中心川系列的可玩性是相当高的。
“私铸版”中也是有小众名誉版别的，比如前文介绍的左右五瓣梅花版，背面无棱形纹版，双面中心川版，背中心汉版，圆中点版等。
秦朝黄金是铜吗？
黄金作为中国古代用于交易流通的特殊货币，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最富强的朝代之一就有西汉，在当时西汉是一个多金的朝代，但是据有关史书记载到了东汉这些黄金却大量减少。
秦汉时期储备的黄金是非常多的，还传出一字值千金的故事，而后来却没有那么多黄金了，于是就有很多所谓的史学家站出来正面秦汉时期的黄金是黄铜，并不是真正的黄金。
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秦汉时期的黄金其实就是真正的黄金。
因为在很多考古发现中，发现的西汉的金饼就是黄金。1999年，陕西省西安市北郊谭家乡出土了219枚金光灿灿的金饼。每枚重量227.6克~254.4克，约相当于汉代的一斤，总重54116.1克，是迄今为止汉代金饼数量最大的一次发现。
而且《汉书》中也说得很清楚了，《汉书·食货志》有言：“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黄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黄金，白金就是今天所说的白银，赤金就是今天所说的铜。
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也可以佐证，该书卷十四上金部有“金，五色金也”、“银，白金也”、“铜，赤金也”等词条解释。
可见，汉代人不但金、银、铜的概念区分得清清楚楚，而且已经有了金、银、铜三个词，那些说什么汉代的黄金是黄铜的说法可以歇歇了。
黄金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作为货币和馈赠的记录，至战国时广为流通，主要用于赏赐、馈赠、酌金、罚金、赎罪、买爵以及大宗交易和军事支持等各个方面。
当然西汉多金是真的，据《文献通考》记载：“汉时赐臣下黄金每百斤，二百斤，少亦三十斤，虽燕王刘泽以诸侯赐田生金亦二百斤，梁孝王死，有金四十余万斤。”
当年，刘邦用四万斤黄金成功离间了项羽和范增的关系，失去范增之后的项羽一路败走麦城，刘邦从而一霸天下。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万斤黄金起到了开创西汉的作用，也预示着西汉是一个多金的年代。
根据史书的记载可以发现，西汉时期的“黄金储备”数额之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实属罕见，可说为历朝之最。
《魏晋南北朝史》载：“西汉初期，黄金的应用总数量在百万斤以上。”如果按照《中国历代度量衡考》中考据的西汉时1斤折合今日248克来计算，西汉的百万斤即今日的248吨，这已经达到了今天中国黄金储量的四分之一了，绝对堪称恐怖。
到了东汉并没有建立关于黄金的任何制度，那么西汉的巨量黄金又是如何全部不见的呢？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大谜题。
有人觉得汉朝文献记载中的黄金数量太大，提出一种折中的观点，说古时候炼金技术有限，黄金的纯度不高。
这显然是臆测之论，因为黄金提纯的技术其实真的不难，中国的炼金技术早在距今四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很发达了。
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制品可以证明这一点，汉代任何一座墓葬出土的黄金制品也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这批已经达到现代中国四分之一黄金储量的巨量黄金确实消失不见了，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谜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正是因为中国缺少了这部分巨量的黄金，使得中国的经济甚至从秦汉时期的金本位发展到宋明时期成为银本位了。
捡到一枚铜钱？
四川机制铜元
在清朝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四川铜元开始铸造，至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结束。
四川省铜元局，曾先后分为成都和重庆两个造币厂，在30多年里，铸造了数量惊人的铜元。
四川铜元共分为六大类，我只介绍其中的第四类：
第四类 军政府造四川铜币
(1)中心芙蓉花当制钱五文民国双旗
(2)中心芙蓉花当制钱五文篆书“汉”
(3)无面值醒狮民国元年辅币铜币
(4)中心芙蓉花当制钱十文篆书“汉”
(5)中心芙蓉花当制钱二十文篆书“汉”
(6)中心芙蓉花当制钱五十文篆书“汉”
(7)中心芙蓉花当制钱壹佰文篆书“汉”
最后说一下你的问题，“捡到一枚铜钱，这个有用吗”？
你的这枚钱币，和上面介绍的第六种内容相同，共有两种不同版别，材质分黄铜、红黄铜，民国初期铸品，存世量较多，价值不高。
评级：十级 参考价：美品50元 上品20元
黄帝出生地？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於西陵之女，是为嫘祖。”轩辕之丘在何处，《史记》没有说明，因此众说纷纭，一直没有定论。根据若干历史资料、近十余年四川省社科院旗下嫘祖文化促进会的探讨和四川发掘的物证及作者现场考证，可以证明：黄帝诞生在四川。
经史记载，黄帝诞生地轩辕之丘即四川岷山史证一，《山海经·海内西经》记载：“轩辕之国在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在女子国北。”《炎黄汇典·史籍卷》也有相同记述。当代史学大师袁珂注《楚辞·天问》：“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咸播秬黍，莆雚是营。何由并投，鲧疾修盈？”此数语自古多不得其解。唐兰新解《天问》“阻穷西征”，说明“穷”即“穷山”，“鲧尸剖而生禹，其尸体遂化为黄熊而西征，被阻于穷山，卒越岩而南，求活于诸巫。乃豁然贯通焉”。《山海经·海外西经》言“穷山在其北，不敢西射，畏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意思是：穷山坐落在轩辕国的北部，那里的人由于敬畏黄帝的威灵从不向西射箭，因为那里有黄帝居住的轩辕丘。轩辕丘位于轩辕国的北面，呈方形，丘的四周有四条大蛇相互缠绕。晋代郭璞又说：“其国（轩辕）在山南边也，岷山之南。”所以，鲧被“阻”之“穷山”，就是“岷山”。千古之谜，由此揭开。罗列上文是说明战国时期屈原在“天问”中对《山海经》记载黄帝诞生地轩辕之丘的方位在古蜀岷山的解释。可是两千多年来，此数语不得其解。袁珂著《山海经新解》，肯定黄帝诞生在四川岷山汶川县轰动了海内外。1984年4月法国雷卡·马蒂厄博士著《山海经译注》，引袁珂《山海经新解》达六十余处，尤以《楚辞·天问》“阻穷西征”的解最为抢眼。据不少专家的考证，“女儿国”是隋朝时期的一个小国，叫东女儿国，即现在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中路乡，当时被吐番征服，女王携旧部落逃往金川隐居，东女儿国就此消失。这说明轩辕之国离女儿国并不远，黄帝与嫘祖通婚就很正常了。史证二，《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栖为吉，不寿者乃八百岁。”《炎黄汇典·史籍卷》也引用了此句。晋代郭璞著述：“其国在山南边也，岷山之南。”清郝懿行说：“轩辕之国，江山之南，此云岷山者，以大江出岷山故也。”明白无误地指出在四川的岷山；“江山”非现在的国土之词意，古时指地名，专家考证“江”指的是“岷江”，“山”指的是“岷山”，具体地方就是九寨沟、黄龙寺和汶川、茂县一带。史证三，《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了黄帝和嫘祖的后裔在成都平原（即都广）农耕生活的繁荣景象：“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鸾鸟自歌，凤鸟自儛，灵寿实华，草木所聚。爰有百兽，相群爰处。此草也，冬夏不死。”所以《华阳国志·蜀志》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史证四，明杨慎《山海经补注》云：“黑水广都，今之成都也。”《书禹贡》：“华阳黑水惟梁州。”黑水，查康熙字典：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中部，青藏高原东南横断山脉的岷江上游，与闻名遐迩的九寨沟毗邻。《华阳国志·蜀志》：“广都县（即都广），郡西三十里，元朔二年置。”《离骚》曰：“绝都广野而直指兮。”曹学佺《蜀中名胜记》谓在今成都附近双流县境。袁珂案：“据此则古为都广，后为广都，其实一也。”晋郭璞云：“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素女者，杨慎云：“素女在青城山玉女祠青衣神。”青衣神乃黄帝元妃嫘祖，川西至今有祭青衣神的习俗，青衣江是其地名证。青衣江又名青衣水、沫水、大渡水，以青衣羌国、青衣蚕神而得名。在巴蜀，青衣蚕神就是嫘祖。史证五，《山海经·海内经》云：“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袁珂引《水经注》“朝云之国”释：朝云国在腾格里沙漠和鸟山之东，鸟山是渭水的源头，属《禹贡》雍州，与《禹贡》梁州相邻，九州中的梁州辖陇南和巴蜀之地，朝云之国大方位是甘陕南部和巴蜀川东川北一带，与唐赵蕤撰《嫘祖圣地》碑相合。“黄帝妻雷祖，生昌意。”郭璞云《世本》：黄帝娶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诞青阳及昌意。郝懿行云：“雷，姓也，祖，名也。西陵氏姓方雷，故《晋语》云：‘青阳，方雷氏之甥也。’雷通作累。”郭璞引《世本》作嫘祖，《大戴礼·帝系》作嫘祖，与《史记·五帝本纪》同。袁珂案：“《路史后记》云：‘黄帝元妃西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祭先蚕。’”“昌意降处若水”袁珂注：“《五帝本纪》‘昌意降居若水’。”《索隐》云：“降下也，言帝子为诸侯。若水在蜀即所封国也。”“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郭璞《世本》云：“颛顼母蜀山氏之子，名曰昌僕。”郝懿行云：“《大戴礼·帝系》云：‘昌意娶蜀山氏之子谓之昌僕氏，于若水产颛顼。’”以上都说明黄帝、嫘祖及其子孙都是巴蜀人。史证六，《水经注》记载：“若水沿流，间关蜀土，黄帝长子降居若水为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水之野，有圣像，二十登帝位，承黄帝之位，以水德宝历矣。”若水，四川雅砻江的古称。这段是说：黄帝的长子昌意，娶若水蜀山氏之女，生高阳帝颛顼，20岁继承黄帝位。上述五、六史证，不仅确认嫘祖故乡西陵氏朝云之国在古蜀川西川北一带，更重要是黄帝封其子昌意远离中原数千里的西南地蜀郡为诸侯，印证黄帝出生地在岷山汶川布瓦村附近一带。史证七，《山海经·海内经》云：“有九丘，以水络之：名曰陶唐之丘，叔得之丘，孟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赤望之丘，参卫之丘，武夫之丘，神民之丘。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络：绕也。陶唐：帝尧号。叔得、孟盈：黄帝裔天子号。昆吾：古诸侯号。神民：裨人黄帝也。建木：生于九丘之上，有九属树枝弯曲。枸：树根盘错。大皞爰过：谓大皞通过建木上下天庭。这条经文以“九丘”为背景，对黄帝及其后裔在古蜀广都之野的活动情况记载得十分清楚。据专家杨槐在《中华本源三星堆是远古联合国遗存》考证：“距今一万多年前，青藏高原上有一支信奉‘太阳神’的原始部族，从昆仑山北麓走下高原迁居到中国西北一带居住，并后来发展成了分布在现今青海、甘肃、宁夏、四川一带的九大部族。”与《山海经》之“九丘”对应。《海内经》又云：“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大皞即伏羲，所以巴人亦是黄帝的子孙。物证史证黄帝一族发展脉络史载和后来出土文物考证的黄帝一族发展脉络非常清晰：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神树与《山海经·海内经》神民之丘建木有着极为相同的特征。《海内经》曰：“神民之丘，有木，名曰建木，百仞无枝，下有九枸。”意思是，在古蜀国的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有一种树木，名叫建木，百丈之高大，其下居住着黄帝妻嫘祖所生的九代亲属，他们的血统关系象征树根一样盘根交错相互交连，坚固不可分离。三星堆青铜神树三丈多高，也分三层九枝，各铸造一只生动造型的青铜凤鸟，凤鸟是黄帝元妃嫘祖子孙的图腾。三星堆青铜神树之九枝明显寓意为黄帝亲属九族之支系，象征黄帝元妃嫘祖的子孙在中华大地上繁衍滋生造福于民。《海内经》之九丘，寓意是黄帝元妃嫘祖生青阳和昌意之九族：青阳生乔极，乔极生帝喾，帝喾生挚，挚生陶尧，陶尧生契是为商，生后稷是为周。昌意娶蜀山氏女生颛顼和蚕丛，颛顼生虞舜和鲧，鲧生禹是为夏，鲧又生偁，偁生老童，老童生重黎，蜀黎生昆吾，昆吾生陆终是为楚；蚕丛生蜀王是为古之蜀国。上述演绎黄帝后裔脉络极为清晰。《海内经》云：“大皞爰过，黄帝所为。”《淮南子·坠形训》云：“建木在都广（成都平原），众帝所自上下。”郭璞注：“众帝王、帝尧、昆吾从都广山以建木为天梯上天还地，故曰上下。”三星堆神树，以树为天梯，以广都之野（成都平原）为背景，铸造出众多凤鸟，寓为众多帝王从此神树上天下地，畅通无阻，活动在广阔的宇宙之间，撒下仙种，造福人民。三星堆青铜立人像和《海内经》三层九枝（九丘）神似。青铜立人证明：其青铜铸造不仅早于中原青铜冶锻术近一千年，更为重要的是属世界之最先。据《炎黄汇典·考古冶铜术的产生》记载，冶铜术一般都经历了由红铜发展到青铜的过程，青铜是红铜与锡、铅、特殊元素铸成。我国黄铜的发现以陕西临潼县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黄铜片为最早，距今约有6000年；到1977年在长江上游甘肃省临洮县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发掘出青铜刀，经木炭测定距今约5200年；随后又在甘肃省广河县齐家村发现两件青铜镜，经测定距今约4000年左右，属龙山文化（蚕丛时期）；后又在甘肃武威皇娘娘台、永登县蒋家坪发现青铜刀，在永靖县魏家坪发现铜饰和大何庆发现铜匕，在青海省黄南县孕马台发现青铜镜。《炎黄汇典·考古卷》考证：青铜器，主要用于礼仪用器。据对中原地区的郑州南关外、郑州二里冈、柘城孟庄、辉县琉璃阁、黄陂盘龙城、藁城台西、安阳高楼庄和大司空村、殷墟西区、罗山天湖、孟县涧溪等商代遗址及墓葬中生产工具的统计，青铜农具的数量甚少，而石、骨、蚌制的农具总数是青铜农具的400多倍。还统计了殷代西周的大墓7处，共发现青铜铲17件。考证认为这些青铜工具在当时中原有关礼仪活动中使用，但没有大量使用，墓葬和农业生产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各种非金属用品，青铜器在中原地区是非常少见的，说明中原地区并非青铜器原产地。礼仪用器在重大祭祀活动中具有巫术的作用，巫术的社会活动目的是求神以致福，要使神致福于人，必须以当时最好的器皿盛放精美的食物来款待神。“宝墩文化”的发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成都平原的考古中相继发现了距今4500年-3700年的8座古城遗址：宝墩古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都江堰芒城、崇州紫竹古城、双河古城、大邑盐店、高山古城，其中又以宝墩古城面积最大、最典型，于是考古界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宝墩文化”。2003年春发现的座落于大邑县原三岔镇赵庵村的高山古城遗址历史最悠久，属“宝墩文化”早期（距今4700年前），与位居三星堆不远、距今5000年以上的什邡桂园桥新石器古文化遗址一样，是探寻都广之野古文明的又一重要线索。古城平面形状呈梯形，有城墙，东西平均长632米，南北平均长544.5米，面积约34.4万平方米。在采集到的土样标本中，鉴定出含有水稻、粟等种属的农作物。值得重视的是，发现了古城内外分布着自新石器、商周至汉代三段不同时期的聚落，这说明该地早在4700年前即有人类定居生产生活，并在川西建造出一座早期的古城，成了地域性的文化中心之一。以上证明大中华五千年历史有根有据，非空穴来风。青铜器的产生地域与四川的关联冶青铜器的产生地域与四川的关联十分密切。冶铜术的产生地域最早在岷山地段。从前面青铜器的分析对照世界上一些文明古国冶铜术由红铜发展到青铜的过程，从6000年左右仰韶文化到5200年马家窑发掘出青铜刀，随后是在甘肃省与临洮邻近的广河县齐家村发掘出两件青铜镜的龙山文化。巧合的是，临洮和广河，其方位均在岷山的北麓，同属《禹贡》梁州之域与巴蜀同囿，在三星堆又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充分说明中国最早青铜治炼术生产地在古蜀岷山一带。蜀人祭祀先祖黄帝的圣像：三星堆青铜立人像。三星堆的铜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栩栩如生的古蜀王国神秘群体部落。其中高大的青铜主人像是大巫或群巫首领，是蜀人祖先的象征。它们代表的应是古蜀族和古蜀国家领导阶层，既代表着神权，又是王权的化身；既是祭祀者的形象，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祗和神灵偶像的神奇塑造，组成了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规模宏大的祭祀场面。蜀侯蚕丛祭祀的先祖，自然是黄帝莫属，由此说明三星堆青铜立人像是蚕丛等祭祀先祖黄帝时的姿态。殷商晚期（前1030），武丁为了悼念妻子妇好仅使用两件青铜铲为葬祭。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出土的青铜雕像群不仅从时间上早于中原殷墟青铜器1000年以上，从数量上就更有大的区别。所以说，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无论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还是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都早于中原，堪称世界之冠。史籍三皇族地记。我国古代氏族有三皇之说，三皇之名，见于《尚书·礼记月令》记载：“孟春三月，其帝大皞。孟夏之月，其帝炎帝。中央土，其帝黄帝。”后来演变多种说法：一是天皇、地皇、人皇，此说始于三国时代，吴人徐整所著《三五历》，俗人多从，内容皆论三皇以来之事，为最早记载盘古开天传说的一部著作。二是天皇、地皇、泰皇，见于《史记》，泰皇注云：“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贵。”三是伏羲、炎帝、黄帝为三皇，见公元前150年—前74年孔子第十世孙孔安国云：“亦如斯。三皇：伏羲、神农、黄帝。”《帝王世家》以伏羲、神农、黄帝为三皇。《三字经》：“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中华本源文化”。5000年前（更早达7800年前）的上古时期，在都广之野上的大地湾古文明、伏羲文化、三星堆文化等反映出一个共同点———“中华本源文化”。不是发生在一个“点”上的孤立文化现象，而是在一个相当广阔区域范围内成“面”状的散射而普遍存在。这样，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华古文明和她的起源与发展，开展新的中华文明源革研究。为此，2006年11月全国史学家在河南西平县召开的嫘祖文化研究会上提出四条标准：“凡是论及嫘祖和黄帝文化必须是先秦以前就有其人名；先秦以前就有其地名；先秦以前就有史籍记载；必须要有考古文物作支撑。”否则就是杜撰莫虚乌有。清华大学历史系权威李学勤又提出四条原则：“必须要有文字刻划符号；必须要有青铜器；要有城市；要有能容纳5000人的祭祀场地。”以此避免几千年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本文按上述两个四条标准，阐明黄帝及其元妃嫘祖的出生地在巴蜀应该没有异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