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王剑是黄铜的，一字千金是文化典故？
“一字千金”的典故，说起来和秦王嬴政有点关系。
秦孝文王有二十多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异人。卫国大商人吕不韦经常到赵国邯郸经商，在那里遇见了当时被赵国当作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吕不韦见了异人，心中盘算道：如果我能帮他登上王位，将来自己肯定会获得政治上的利益。于是便不惜巨资，把异人立为太子。孝文王死后，异人即位而为庄襄王，庄襄王为了报答吕不韦的恩德，拜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还将洛阳的十万户封给他作食邑。三年后，庄襄王病死，赵姬十三岁的儿子嬴政(秦始皇)继承了王位。赢政尊吕不韦为仲父，由吕不韦和赵姬摄政，吕不韦从此权倾朝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人物。朝中的大小官员私下议论纷纷，心里很不服气。吕不韦也知道他的政治资历太浅，人们可能在私下议论。
当时，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及齐国的孟尝君四大公子闻名天下，他们个个门下都有数千门客。吕不韦觉得提高声望，是让人们服气的最好办法。于是，便学着四大公子的样子，招致门客三千，作为他的智囊团。但怎样才能迅速提高自己的声望呢?他一时竟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来。为此，吕不为大伤脑筋，于是，就召集门客进行商议。
有的门客建议吕不韦统兵出征，在疆场上立下赫赫战功，以此来树立威信。有人立即反对说：“这办法有百害无一利，即使把仗打胜了，回来也升不了官，因为没有比丞相再高的职务了。重要的是战争风险太大，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万一战争失利，结果会适得其反。”
有人说：“孔子学为儒宗，行为士表，博学多通，善谈名理，那是因为他写了部叫《春秋》的书；孙武能当上吴国的大将，是因为吴王看了他写的《孙子兵法》。我们为什么不能写部书，既能扬名当世，又能垂范后代呢?”吕不韦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立即命令门客组织人员撰写。
这些文人在他的组织下，很快便写出了一百六十篇文章，二十余万言。书名最后定为《吕氏春秋》，亦称《吕览》。由十二纪(六十篇）、八览（六十四篇）、六论（三十六篇）组成。成书后，吕不韦为了扩大自己政治权势的影响，便命人把书的全文抄出，贴在咸阳城门上，并发出布告：“谁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一个或减少一个，甚至改动一个，赏黄金千两(明放案：秦时一金即一镒，一镒为二十四两。这里的“金”非“黄金”，而是黄铜类的金属)。”
布告贴出许久，观看的人虽成千上万，但都畏惧吕不韦的权势，没有一个人出来指责《吕氏春秋》中的缺失。于是“一字千金”的成语便流传至今。
“一字千金”语出《史记·吕不韦列传》：“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一字千金”还有一个版本，也是一件妙事。说是在西安碑林内，有一通《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件隔代合写一碑的奇事：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竟然写了200年后的唐朝文章！不少行家验看了碑上的每一字，确是王羲之的手笔；诵念碑文内容，也确是唐太宗为玄奘和尚撰写的《圣教序》。其实，这通《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是玄奘从印度带回来的佛经，由他的得意门生辩机和尚精心译成后，请唐太宗作序文，再加上太子李治作述记及玄奘的谢表，通称《三藏圣教序碑》。此碑立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年），当时朝廷要把它用晋代书法家王羲之的字体来刻碑。长安洪福寺高僧怀仁知道此事后，感到这是佛教界的光荣，因此，自告奋勇承担此任。怀仁和尚到处寻觅，终于按序文把王羲之的字一个一个地搜集起来，成了这块王羲之字体的《圣教序碑》。
传说怀仁在集字过程中，有几个字怎么也找不到，不得已奏请朝廷贴出告示，谁献出碑文中急需的一个字，赏一千金。后人把此碑的拓本称作《千金贴》。
一字千金，赞誉诗文精美绝妙，价值极高，或文辞极其精练。南朝梁钟嵘《诗品》卷上：“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也形容书法作品的珍贵。唐代政治家、文学家权德舆《马秀才草书歌》：“变化纵横出新意，眼看一字千金贵。”唐代文学家吴融《赠光上人草书歌》：“不系知之于不知，须言一字千金值。”清代文学家程先贞《寄张户部韦豹清渊即次韦豹过平原见访韵》：“连城片玉留声价，一字千金借品题。”亦作“一字值千金”。南宋诗人戴复古《望江南》：“结屋三间藏万卷，挥毫一字值千金。”清代戏曲家李渔《意中缘》：“‘一字值千金’是说文理值钱的意思。”
棠棣之华中顾言恕十年回京后发生什么事了？
你说的是橙光游戏棠棣之华吧？ 顾言恕也就是小七十年后回京，皇帝恢复了他的身份，并封他为秦王 这个是圣旨： 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经邦盛则，哲王彝训。
是以华衮龙章，允洽希世之勋；玉戚朱干，实表宗臣之贵。七子言恕，龙血凤身，洛阳乱象，遗乎红尘。西陲荒凉，百战守牧之功，庙堂虽远，胸膺报国之志。戎戍祁连，独守酒泉，收复瓜沙，西征吐谷浑。亲率熊罴，搴旗斩将，堪破敌计，扶救友王。今龙裔归中，当受其封。皇七子左骁卫将军征西肃州道副总管忠武将军言恕， 宇量凝邈，体识明允，鸿勋盛绩，朝野具瞻。授秦王，邑三万户， 领右卫大将军，太仆寺卿，加金紫光禄大夫。赐金辂一、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铜三千斤、前后鼓吹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赐永嘉坊潜邸居住 然后韩凛成了秦王府的典军 第二天顾言恕去见了太皇太后和姨妃 又在薛贵妃处结识了宇文铮的妹妹宇文镜 再后面的事情因为作者大大比较忙还没来得及更新赵国的失败原因是国力跟不上秦国所致吗？
赵国的国力固然不及秦国，但是赵国庙堂昏庸致使良将丧命，也是赵国失败的主要原因。秦国作为战国老大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作为战国老二的赵国也不是一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如果赵国朝堂清明，君贤臣能，那么赵国还可以跟嬴政大帝再死抗十年。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都不容易从外部被攻破，总是先从内部瓦解，再外力摧之。秦灭赵就是先内部瓦解，再外部摧之，否则硬碰硬的打仗，赵国还可挺到最后。
赵国是一个以武立国的国家，赵氏王族原本就是嬴族后裔，跟秦国有着共同的祖先，因此赵国人也好武尚战。三家分晋后，魏国因为变法而变得强大起来，横行霸道的魏武卒四处攻掠，但是赵国作为一个硬钉子，魏国很少去打赵国的主意。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后，赵国开始发力，隐隐然成为了山东六国的老大；赵国多次正面击败无坚不摧的大秦锐士，又北击匈奴，西败强齐，韩魏两国以赵国为老大。秦王政时代，赵国还有精锐大军四十万，更有不出世的名将李牧，如果赵国朝堂清明，那么秦国灭赵当放在最后进行。
魏国兵家名士尉缭在魏国不受重用，于是跑到秦国求功名，秦王政见之大悦，封为国尉。尉缭给嬴政的意见就是分化瓦解各国内部，然后强兵摧之，如此灭六国、一天下指日可待。尉缭的意见被秦王政采纳，秦国花费数百万金银去分化瓦解各国内部，贿赂权臣亲秦，反间诛杀敌国大将名臣。当时秦国重金收买赵国权臣郭开，在郭开身上花了不下数十万金银，郭开利用美女祸乱宫廷，诱使赵王诛杀李牧，罢黜司马尚，而让赵葱、颜聚代替他们。最终赵国有兵无将，有民无官，秦军一鼓而摧之。
两国相战，比拼的是综合国力，在综合国力相差不是很悬殊的情况下，则谋略、吏治可以让弱国变强，可让弱国生存得更久。比如战国七雄中的韩国，他的实力十分弱小，尽管是第一个被秦国攻灭的国家，但是他存在的时间跟他的实力不成正比。韩国善于依附强国而生存，魏国强大时他就跟魏国混，赵国强大时他就跟赵国混，秦国强大时他就跟秦国混，所以他生命力强。赵国实力虽不及秦国，但是如果能运用好谋略，君臣同心，那么赵国还可以坚持得更久一些。
说到历史上逆天的军事行为？
“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的行程，直出大别山”，主席的一纸电令，让“刘邓大军”创造了我军一个史无前例的逆天军事行为，而这一行动的成功， 拉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
1947年，国共经过一年多的激烈较量，战争局势已有慢慢转向有利于我军的变化，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面对国军始终打着把战火烧在解放区内，浪费解放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消耗解放区经济的如意算盘，主席高瞻远瞩，决心反戈一击，他筹划将部分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到国统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对手的阴谋诡计。
经过深思熟虑，主席决定，首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到国军占领的中原地区，已建立新的战争态势。
为此，他要求“刘邓”尽早结束内线作战，渡过黄河，外线出击，挺进中原，以调动陕北和山东的敌人回援，彻底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
此时，刘伯承邓小平正在进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进行紧张的豫北反攻作战，接到主席的指示后，稍作休整，强度黄河，兵发鲁西南，打开了挺进大别山的通道。
但随后国军从各地调兵，分多路向鲁西南增援，准备对“刘邓”部队形成合击之势。
局势紧张的形势下，主席立即电告“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月行程，直出大别山”。
但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经过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且伤亡较大，急需休整补充，如果立即转入无后方作战，直出大别山，困难极大。
主席十分尊重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但同时也讲明“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
“刘邓”接到主席复电后，同时感到了主席和组织对他们寄予无限重托，虽然现在立即行动的确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但挺进大别山关系全局和陕北安危，所以他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尽早行动。
经过仔细考虑，“刘邓”复电主席“休整半月后行动，以适应全局之需”。短短几天时间，实施无后方作战的“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决策就这样确定下来。
半个月后，刘伯承邓小平率12万大军在华东野战军的策应掩护下，趁各路敌军合围未成之际，兵分三路从鲁西南出发，开始了挺进大别山的逆天壮举。
在中外战争史上，战略进攻往往都依托着后方或根据地，稳扎稳打，缓缓推进，主席却求“刘邓大军”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孤军深入敌纵深后方，本身就有着极大的风险。
但“刘邓大军”没有辜负主席的重托，他们历尽艰辛，在付出了很大代价之后，终于在大别山地区打开了局面。
美国的军事记者贝尔登曾感叹“这一军事行动的构想、胆识和气魄，特别是创造性的想象力，高明出色，领导人在这一军事事件上，堪称大师”。
“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惊人逆天之举，打乱了国军的战略部署，牵制了国军的有生力量，缓解了解放区的军事压力，建立了新的战争态势，为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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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帝后代有没有留下血脉？
在靖难之役后建文帝朱允炆其实是留有血脉后人的，在对待大侄子朱允炆的后人这件事上只能说朱棣做得比唐太宗李世民强多了。
建文四年（1402年）由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结束，最终以朱棣率军攻入当时的明朝都城南京，朱允炆自焚烧宫而结束。
朱允炆是明太祖朱元璋之孙，是朱元璋长子懿文太子朱标的次子，本来按照嫡长制礼法来说朱允炆是无缘继承皇位的，毕竟他是朱标的次子，但是朱标与原配妻子明朝开国名将常遇春之女常氏所生嫡长子朱雄英夭折了，后来常氏又因生育三子朱允熥时落下了产后病而死，因此本是朱标侍妾的朱允炆生母吕氏被扶正为嫡妻，所以朱允炆后来在礼法上也具备了嫡长子身份，在朱标英年早逝后，朱元璋就决定跳过儿子，直接传位给孙子朱允炆。
朱允炆继位之后听从文臣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人建议决定削藩，并且他的削藩手段很残酷，还逼死了朱元璋第十二子湘王朱柏，朱元璋第五子周王朱橚、七子齐王朱榑、十三子代王朱桂以及十八子岷王朱楩都陆续被朱允炆所削藩，最终激起了朱棣的反抗，朱棣以“清君侧，靖国难”为口号发动了靖难之役。
朱允炆在靖难之役时已经生育了至少五个儿子，但是根据史料记载朱允炆生育的儿子应该夭折了三个，最终只剩下与嫡妻马皇后所生育的两个儿子活了下来，分别是长子朱文奎和次子朱文圭。
朱文奎是朱允炆的嫡长子，生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据记载朱文奎出生时天气不好，当天乌云遮天蔽日，而且他出生的日子还是晦日（古代人把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称为晦日），因此当时已经68岁的朱元璋并没有为见到曾孙而高兴，反而朱元璋在朱文奎出生这天称：“日月皆终，大凶之象。”
朱元璋对朱文奎这个曾孙的出生很不高兴也很不满意，他认为朱文奎好像是个煞星转世会给老朱家带来无穷祸患。
朱元璋的预言果然很准，似乎朱文奎确实没给他老爹朱允炆带来好运，而且也确实给老朱家带来了祸患，朱允炆继位之后就册封朱文奎为皇太子，但是很快就爆发了靖难之役的叔侄相残悲剧，朱允炆在位四年就没干过别的事，基本就是在和叔叔朱棣干仗，而且最后还被叔叔朱棣打败了。
在朱棣率军攻入南京后，他并没有急着攻打皇宫，而是先派人把嫂子也就是朱允炆的生母吕太后请到了军中，朱棣对吕氏表示自己是迫不得已才起兵发动靖难之役，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侄子朱允炆，铲除他身边的奸臣，希望嫂子吕氏能劝朱允炆放弃抵抗投降。
朱棣对嫂子吕氏一番惺惺作态之后，就准备把她送走，也是在这时候传来了朱允炆自焚烧毁皇宫的事情。
在《明成祖实录》中记载：（朱允炆）遂阖宫自已焚燃。上（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呆耶！
这意思就是说朱棣见朱允炆烧宫，立刻就派人去救火，结果很不幸却找到了已经烧焦的朱允炆遗骸，于是朱棣又当众表演哭戏，他对着朱允炆遗骸哭诉说着：“痴儿，何必如此，我是你亲叔叔怎么能害你。”
而按照史料记载一同与朱允炆自焚的还有他的嫡妻马皇后和嫡长子太子朱文奎，但是要知道历史上对于朱允炆的下落那是一个谜。
对于朱允炆的下落历史学界持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明实录》中记载是真实的，朱允炆一家三口已经自焚而亡。
另一种就是认为只是朱允炆的妻子马皇后自焚而死，朱允炆带着太子朱文奎趁乱化妆成和尚逃跑了。
因此朱文奎的最后结局和他老爹朱允炆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朱允炆真的是自焚而死，那朱棣找到的那些被烧焦的遗骸其中就包括了朱允炆和朱文奎父子。如果朱允炆真的是化妆成和尚带着儿子朱文奎逃跑了，从此以后父子俩都以和尚身份掩饰生存。
所以朱文奎的下落实际上就是和他老爹朱允炆一样成谜了，在《明史》中也隐晦地记载朱棣确实曾经多次派人寻找过朱允炆父子。
当时朱文奎已经7岁，朱允炆不管是自焚还是逃跑带着他还可以，但是当时年仅2岁的次子朱文圭可就没法了，因此朱文圭就留在了皇宫之中被朱棣所找到。
虽然朱文圭当时年仅2岁，但他可是朱允炆遗留下来的血脉，在朱棣登基之后，一旦有人想推翻朱棣，就能以朱文圭为口号，恢复建文帝后裔皇位，因此别看朱文圭只是一个人事还不懂的孩子，但他的身份和血统注定了对朱棣的皇位构成很大威胁。
所以朱棣对朱文圭很不放心，朱棣登基之后就下旨将朱文圭废为庶人并圈禁起来。朱棣可以下死手杀掉铁铉、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忠于朱允炆的朝臣，但他却没有对年仅2岁的侄孙朱文圭下杀手。
当然，这可能是朱棣篡夺了侄子朱允炆的皇位良心上过意不去，想给侄子朱允炆留下血脉传承，总之朱棣最后没有杀掉朱文圭而是将他圈禁起来，这也是最能说明朱棣和李世民不一样的地方。
同样都是以武力手段夺取皇位，李世民在发动玄武门事变后，弑兄杀弟，把太子哥哥李建成和齐王弟弟李元吉全部杀掉，而且为了以绝后患他还亲自带人到李建成和李元吉的府邸，把自己的亲侄子也就是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所有儿子全部杀光。
而朱棣其实也完全可以像李世民那样干，直接把朱文圭杀掉以绝后患，但朱棣却并没有杀掉朱文圭，这也说明了朱棣相比于李世民还是心软一些。
不过朱棣虽然没有杀掉朱文圭，但朱文圭后来的生活其实也是生不如死，朱棣可以好吃好喝的供着朱文圭，却一定要把他圈禁于高墙之内，而且朱棣担心朱文圭有什么想法，因此禁止朱文圭与外人接触，更不允许朱文圭读书识字。
朱文圭当时的生活就是被圈禁于重兵把守的朱元璋老家凤阳广安宫中，只是被好吃好喝供着，但人身自由被严重限制，更是几乎不与外人接触，基本上就如同是被圈养的动物一般。
朱文圭在这种圈禁环境下生活了整整55年，直到57岁时才被堂侄子明英宗朱祁镇释放出来，据记载朱文圭在57岁被释放出来时连牲畜都不认识，更不具备任何生活常识和生活技能，可以说是非常悲惨。
当然，对于从2岁起就被关在屋子中的朱文圭来说，他从记事起就从未拥有过自由，也就感受不到失去自由被人像动物一样饲养的痛苦。
在朱棣去世后，明仁宗朱高炽、明宣宗朱瞻基以及明英宗朱祁镇初期还有后来的景泰帝朱祁钰都没有想到过要释放朱文圭，毕竟谁都不想给自己找麻烦，直到明英宗朱祁镇在夺门之变二次复位后，朱祁镇才下旨释放了朱文圭。
其实朱祁镇之所以下旨释放朱文圭也和他的经历有关系，朱祁镇第一次在位时听信了宦官王振的鬼话，亲自率军御驾亲征蒙古瓦剌部，结果“大明战神”朱祁镇上演了千里送人头的土木堡之变操作，大明军队全军覆没，王振死于乱军之中，朱祁镇自己也被瓦剌部所抓。
朱祁镇被抓后，明朝这头以他母亲孙太后和重臣于谦为首拥立了他的异母弟郕王朱祁钰当了皇帝，也就是景泰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了一年有余才被放了回来，被放回之后的朱祁镇身份就十分尴尬，因此朱祁钰总担心朱祁镇复位，于是就把他软禁起来。
七年之后即1457年大将石亨联合王振门下太监曹吉祥发动了夺门之变，废除了景泰帝朱祁钰，迎立朱祁镇复位。
朱祁镇历经一年的俘虏和七年的软禁生涯，复位之后性情变得悲天悯人，他联想到自己的悲惨遭遇，又想到被圈禁了55年的朱文圭，于是朱祁镇不顾朝臣反对，执意下旨释放被圈禁了55年的朱文圭。
在《明史》中记载，当时朱祁镇身边的侍从和朝臣都劝他不可释放朱文圭，否则后患无穷，朱祁镇却对朝臣说：“有天命者，任自为之。”
朱祁镇这意思就是如果上天真的注定让朱文圭当皇帝，那就让他当好了。当时只有翰林学士李贤赞成朱祁镇释放朱文圭的做法，李贤认为朱祁镇此举堪比尧舜。
朱祁镇当然对释放朱文圭很有自信了，因为被释放出来的是已经57岁基本一只脚迈进棺材的老人，况且朱文圭还被圈禁的智力如同小孩一般，最关键的是这时候的朱文圭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政治号召力了，要知道五十多年过去了，朱允炆的政治影响早已经烟消云散，朱棣及其后人的皇位已经十分稳固，哪里还会有拥护建文帝的人再来以朱文圭的名义造反，所以朱文圭怎么可能对朱祁镇的皇位有多大威胁。
朱文圭被放出来后依旧安置在凤阳，虽然朱文圭被放了出来，但他连很多基本生活物品都不认识，完全与社会脱节五十余年，因此不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而朱祁镇就索性好人做到底，他在凤阳赐给朱文圭一座豪宅，赐给了朱文圭不少钱，并请人帮其理财，还赐给了不少仆人和美女，至此朱文圭才过上了一个皇子应该有的生活。
但是很可惜朱文圭被释放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不过朱文圭却留下了后人，按照朱文圭被释放不久就去世的时间算，他的后人很可能是在被圈禁时期所生，毕竟他只是被圈禁，又没有被限制娶妻，因此他在圈禁时期生育了子女，由于朱文圭始终没有被恢复皇室宗籍身份，所以他的后人也被称之为建庶人。
同样不止朱允炆留下了后人，他的弟弟朱允熥也留下了后人。朱标一生共有五子，分别是嫡妻常氏所生老大朱雄英和老三朱允熥，还有继妻吕氏所生老二朱允炆、老四朱允熞、老五朱允熙。
朱棣登基后并没有对大哥朱标的儿子赶尽杀绝，朱棣只是将朱标的剩下的三个儿子从亲王爵位降级成了郡王，朱棣先是将朱允熥从吴王降为广泽王，封地在福建漳州，然后将朱允熞从衡王降为怀恩王，封地在辽宁建昌。
但是没多久朱棣就反悔了，他害怕把两个侄子封得太远不利于自己控制，于是又把刚到封地不久的二人召回南京，朱棣如此朝令夕改让朱允熥和朱允熞哥俩颇有怨言，二人就在路上对发了些牢骚，这些话就被朱棣知道了，于是朱棣就以兄弟二人不知感恩为由，将他们废为庶人，把他们及其子孙后代永远禁锢于中都凤阳。
而朱标的第五子朱允熙被朱棣从徐王降为瓯宁王，并让他带着母亲吕氏留在南京看护他的老爹朱标的懿文太子陵，永乐四年（1406年），朱允熙的住宅莫名其妙失火，朱允熙被火烧死年仅16岁。
朱允熙死后不久，被圈禁在凤阳的朱允熞在圈禁中抑郁而亡，死的时候大概29岁，没有留下后人。
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爆发了朱元璋第十九子谷王朱橞企图推翻朱棣并拥立朱允熥继位的谋反案，朱橞被废除封爵圈禁至死，虽然朱允熥没有直接与朱橞图谋，但是朱棣却十分猜忌这个侄子，因此这一年朱允熥暴毙而亡，至于他的死因至今成谜。
朱允熥暴毙之后，他身边有一名心腹太监王忠冒死带着他唯一的儿子朱文坤逃出了凤阳，此后王忠带着朱文坤落户山东莱阳，并且朱文坤改姓为王，还是大概在朱祁镇在位时期，由于统治者对朱标和朱允炆的后人约束松了，朱文坤才恢复了自己的朱姓本名，并被官府报备给了朝廷，因此当时明朝官方称朱文坤这一脉的后人为吴庶人。
此后据《明史》记载：天顺三年（1459年）十月，淮扬巡抚都御史滕昭奏请将建庶人、吴庶人重新圈禁，英宗不许。
也就是说此后还有人劝朱祁镇把建庶人和吴庶人重新圈禁，都被朱祁镇否决了，这也代表了朱祁镇对朱标和朱允炆这一系后人的宽大政策。
此后朱文圭和朱文坤的后人也都得到了明朝皇帝的妥善安置，据《明史》记载：成化三年（1467年）九月，南司礼太监（即南京的司礼监太监）覃包等奏及建庶人、吴庶人两家衣料短缺，宪宗命工部予以供给。
这意思就是说到了朱祁镇儿子明宪宗朱见深时期，朱文圭和朱文坤的后人衣食供给全都是由朝廷负责，也说明了朱文圭和朱文坤的后人得到了皇室应有的待遇，只是身份还是庶人身份没有被承认而已，总体而言也就是说朱标和朱允炆的后人在明朝生活的还不错，得到了朝廷的照顾。
后来在明宪宗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时期，还有浙江天台诸生缪恭上书通政司，请求给朱文圭的后人封王爵以奉祀朱标。
要知道虽然朱祁镇对朱标和朱允炆的后人采取了宽仁之策，但在整个明朝时期官方对朱标和朱允炆的后人其实还是十分敏感的，在史料中关于建庶人和吴庶人的记载寥寥无几，因此通政司不敢把缪恭这个提议转达给朱佑樘，于是直接将缪恭打入大牢。
后来这件事还是被朱佑樘知道了，朱佑樘算是明朝历史上比较英明的皇帝，他并没有因此而生气，于是命有司释放了缪恭。
虽然朱佑樘释放了缪恭，但并不代表他会恢复朱文圭后人的宗籍身份并册封为王爵，因此朱佑樘的态度也代表着之后的明朝皇帝可以延续朱祁镇对朱标和朱允炆后人的宽大政策，但是底线就是绝不能恢复他们的宗籍身份，否则那可真是给自己找麻烦呢。
毕竟在明朝还是很重视礼法名分，而朱标是铁打的懿文太子，朱允炆则是朱元璋钦定的合法继承人，如果恢复了朱标和朱允炆后人的宗籍身份，那就意味着他们比朱棣的后人更有资格继承皇位，因此在后来明朝的皇帝可以对朱标和朱允炆的后人采取宽大政策，给予他们相当于皇室的待遇，而底线就是绝对不能恢复他们的宗籍身份。
写在最后所以在靖难之役后朱棣做得比李世民好多了，并没有对大侄子建文帝朱允炆的后人赶尽杀绝，朱允炆的次子朱文圭给他留下了后代血脉，并且朱文圭的后人还得到了明英宗朱祁镇的宽仁政策的安置，只不过在明朝时期朱允炆的血脉后人都是没有皇室宗籍身份的庶人。
不过在明末帝崇祯殉国明朝灭亡后，南明小朝廷为了凝聚皇室人心，重新恢复了朱文圭后人的宗籍身份，并追谥朱文奎为恭慜太子，追谥朱文圭为润怀王，但是明朝都已经灭亡了，这种追谥还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上真有用双锤的武将吗？
要说冷兵器，由元曲流传出来的十八般兵器最广为人知，这其中有包含锤，但戏曲毕竟只是戏曲，虽由现实演化而来，却又多呈现为舞台上的套路。若论实战性，锤是钝击类冷兵器的代表，与鞭、锏有异曲同工之效，在特定历史时期不仅仅是军队将领会配备，且在军队里成为普及的主战或辅助兵器。
钝击类冷兵器由盛到衰钝击类冷兵器一般泛指没有利刃刀口的兵器类型，这种兵器是通过击打形成的冲击力造成杀伤，杀伤能力与兵器的构造、重量、使用招式有关，大部分钝击兵器会根据使用者的臂力和使用习惯进行定制，这就有了某些将领配备的重达几十斤的锤或锏。钝击兵器造成杀伤的原理也很简单，就是通过重力势能的释放，对敌人皮下组织造成损伤，这个杀伤远比利刃造成的开裂伤更为严重，比如内脏的破裂、颅内出血等，这种杀伤对于冷兵器时代来说，是无法治愈的，所以这类钝击兵器也被欧洲列为最凶残的冷兵器品类。
“朱亥袖四十斤铁椎，椎杀晋鄙。”——《史记.魏公子列传》钝击兵器的发展其实也是经理了衰落、崛起、再次衰落的过程。在冶炼技术尚未成熟的原始社会中，人们尝尝会以瘦骨、石块绑定在木棍上面，形成具有击打效果的工具，这种形式的工具可以理解为钝击兵器的原始形态。而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冶炼技术开始推动金属器具的诞生，由石头打磨形成锋利切割面的箭簇就为刀剑的产生带来灵感，以至于切割穿透性武器大面积推广，并成为战争的主角，钝击型兵器便走向衰落。但有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锥”也是钝击类兵器，在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典故中，晋鄙对信陵君产生怀疑，不肯发兵，随后是信陵君的门客朱亥，取出暗藏的四十斤重铁锥将其击杀。在四十七年之后，秦始皇巡游至博浪沙时，张良请了一名勇士进行刺杀，所用兵器是一百二十斤的大铁锥，也是这次刺杀行动，让这种大铁锥留下美名——博浪锤。
“授器之要，因其短长编列之，宜随其地势，每以枪、筅、弓、弩、标、铳为长兵，刀、镰、叉、钯、牌、斧为短器。”——《阵纪.束伍》根据近些年的考古结果来看，锤、锥、鞭、锏在唐宋之前出土的并不多，所以我国古代冷兵器普及比较广泛的还是以劈、砍、刺、勾、扫等招式使用的兵器，这类兵器的共同特点就是锋利轻便，例如剑、刀、矛、戈、戟、枪、斧等。这些兵器能够快速有效的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最大程度的完成有生力量的收割，且因长短用途不一，能够编制成不同战斗方队相互配合，在战场上的表现尤为明显。如戚继光抗击倭寇时编制的鸳鸯阵，十一人形成一个战斗方队，盾牌兵、火铳手、狼筅手（由毛竹制作而成，类似于长毛，周围带竹枝条）、长枪手、短刀手相互配合，形成攻防一体的战场御敌体系。
甲胄发展促进钝击兵器重燃“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细鳞甲，四曰山文甲，五曰鸟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阜绢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有一曰木甲，十有二曰锁子甲，十有三曰马甲。” ——《唐六典》唐朝是冷兵器发展史上的集大成时期，这个时期的兵器和甲胄都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唐刀就是我国古代冷兵器的一个未解之谜。唐刀主要分为仪刀、横刀、陌刀、障刀四大品类，一般用于战场的就是横刀与陌刀，障刀则以匕首的形式装备成辅助兵器。唐朝军官一般都会配备一米左右的横刀，既用于指挥，又用于阵前拼杀；陌刀是长柄主战武器，结合了矛的长度与刀的杀伤面积，成为唐军战斗力的担当，素有一刀下去“人马具碎”的威名。相对于兵器，唐朝时期的铠甲发展也以趋于完美，改良后的明光铠在胸前配上“圆护”，甚至自家陌刀都砍不动。而且唐朝士兵的披甲率能够达到六成，铠甲的品类也众多，针对不同作战兵种配备不同铠甲，明光铠便是重甲骑兵与步兵的标配。
“阵中易骑，轻捷如飞，独舞铁 ，挺身陷阵。”——《旧五代史.唐书.李存孝传》而唐朝甲胄也是在隋朝甲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隋朝的士兵披甲率就已经很高，所以普通刀剑长矛的穿透能力在隋朝就已经衰落，那么就为钝击类兵器的再度兴起提供了驱动。所以我们在隋唐时期的小说里常见手持双锤、双锏的将军，如李元霸、尉迟恭，这在特定历史时期里是有迹可循的，所以才能作为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兴唐传》甚至出现“四猛八大锤”的描绘，可见钝击兵器在隋唐时期的兴盛。而在史料记载中，唐末名将李存孝使用的兵器就是钝击类，至于是锤是锏不得而知，他也是李克用帐下十三太保中最出名的一位。
其实唐朝在针对破甲方面并非以钝击出名，而是利用唐刀技术改良马槊，改良后的马槊最长能够达到四米多，俨然一副中世纪欧洲骑士的样子，这种马槊配备在重甲骑兵当中，结合马匹强大的冲击力，敌人尚未近身就已被冲散，唐朝对突厥的胜利，多半要归功于身披明光铠、手持马槊的重甲骑兵。但时至宋朝，整体疆域偏南，燕云、河西走廊等产马地区多数掌握在游牧民族手里，故而没有能力组建唐军那样的重甲骑兵，因此只能另辟蹊径，寻求更好的破甲方式。
北宋相比较唐朝而言，经济更为繁荣，在禁军的披甲率上进一步提升，所以北方少数民族也开始追本溯源的寻求破甲方式。早在汉朝，匈奴对汉军作战时就使用过钝击兵器，因此契丹人也仿造这种模式进行“骨朵”改良，这种铁骨朵成为契丹军队人手一把的副武器，在我国北方地区就出土了大量铁骨朵，既有匈奴的，也有契丹人、金人和蒙古人的，在现有史料中就曾记载“金人自侵中国，唯以敲棒击人脑而毙。”随着汉人的冶炼技术、制甲技术再源源不断的传播到游牧民族地区，他们便结合自己的骑兵优势，建立起强大的重甲骑兵，如金军的铁浮屠、拐子马。
北宋的制甲和冶炼技术为游牧民族带去了重甲骑兵，致使宋军面对金人南下时苦不堪言。面重甲骑兵强大的冲击力，宋军也研制出许多对策，如投石机，但这种攻城器械用于野战当然缺乏机动性。针对这种弊病，宋军又对机动性相对良好的床弩进行改良，这种床弩曾经在澶渊对阵辽军时发挥过重大作用，正是守城将领用床弩射杀了辽军统帅萧达览，致使战局发生转变。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的床弩利用绞车上弦，以两三张巨弓组合而成，加强了弩的张力和强度，这就增加了射程与杀伤，自然就具备很强的破甲能力。但床弩用于守城战的优势明显，野战当中的机动性缺陷还是难以遏制铁浮屠这类重甲骑兵，而且一张床弩上弦少则需要四五人，多则需要十余人，甚至有用牛拉弦的记载，这便大大削弱了杀伤的持续性，故而也非应敌良策。
“召见，令之作武艺。赞具装执鞬驰骑，挥铁鞭、枣槊，旋绕廷中数四。”——《宋史.卷二百七十九.列传第三十八》在经过许多尝试以后，宋军也开始转变思维，既然游牧民族学习汉族披重甲，那么宋军也就学习游牧民族持钝器。其实这种方式早在宋初就被名将呼延赞尝试过，也就是《水浒传》里双鞭呼延灼的祖上，呼延灼的外号就是由铁鞭呼延赞杜撰而来，在《大宋宣和遗事》中，呼延灼的人物原型正是“铁鞭呼延绰”，呼延家族在北宋也确实为名将世家。北宋初年，呼延赞便是宋太祖统一全国的功勋，他研制的降魔杵配备给士兵，专用作对付北汉的重甲兵。
在宋金作战的时候，《宋史》记载岳云“每战，以手握两铁椎，重八十斤，先诸军登城。”这与呼延赞对付北汉军队的方式如出一辙，即使没有良马，普通马匹冲跑起来，如此重的大铁锤轮圆了砸向敌人，相信震荡带来的内伤足够杀死身披重甲马匹和士兵。呼延赞将降魔杵推广至军中普及，那么岳云也可能将铁锥向全军推广，只不过一般士兵配备上十来斤重的即可，足够形成有效打击，更有甚者如狼牙棒，《水浒传》中秦明便使此武器，想必也非凭空捏造，必然源于现实战场。
综上，古代武将使用铁锤确实有记载，而且这种钝击类武器并非只有武将使用，在面对重甲部队的时候，锤、鞭、锏之类的兵器应该是对阵另一方必须持有的，否则真就是以卵击石。但岳云那个年代的八十斤相当于现在的一百斤，所以这个记载是有夸张成分的，或许岳云只是训练的时候才回增加重量提升臂力而已。宋朝灭亡以后，元朝从西方引入较为轻便的布面甲，这种布甲的防护能力强，且极利于蒙古军队的骑射战术，故而逐渐流行。与此同时，明朝火器发展迅速，传统重甲的地位进一步削弱，钝击类兵器再次失去实战用途，逐渐沦为仪仗，现今流传的铜锤画像也正是仪仗所用类型，并非实战兵器，其原型应该就是实战类的瓜锤。
参考资料：《旧唐书》、《武经总要》、《宋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