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牌电线是紫铜还是黄铜，英吉沙小刀的传统造型？
中国少数民族三大名刀指：新疆维吾尔族的英吉沙小刀，保安族的保安腰刀，云南阿昌族的户撒刀。三大名刀历史悠久，久负盛名。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先祖们经历千辛万苦，集数代人的经验而成，同属于中国传统工艺文化瑰宝。
1、新疆维吾尔族的英吉沙小刀：英吉沙小刀的传统造型，为人们所公认者有弯式、直式、箭式、鸽式等12个品种，30多个花色。其中又以民族欣赏习惯的不同，分制有维吾尔、哈萨克、蒙古、汉、藏等不同形式。每个花色大约都有大、中、小三个不同规格。英吉沙小刀即是人们日常的生活用品，又是具有较高观赏价值的工艺品。刀把有角质的、铜质的、银质的，和玉质的，非常讲究。无论哪一种刀把，英吉沙的工匠们都要在上面镶嵌上色彩鲜明的图案花纹，有的甚至用宝石来点缀，玲珑华贵，令人爱不释手。英吉沙的小刀历史悠久，选料精良，做工考究，造型纹饰美观秀丽，是很好的馈赠佳品或珍藏品。
2、保安族的保安腰刀：保安族腰刀锻制技艺一直是维系整个保安族生存的重要手段，也是保安族经济文化的命脉。 保安腰刀与藏刀，蒙古刀齐名。保安腰刀造型优美，线条明快，装潢考究，工艺精湛。它不仅是生活用具，也是别致的装饰品和馈亲赠友的上乘礼品。因此，深受西北各族人民的欢迎，在阿拉伯国家也颇有名气。
保安腰刀制作精巧别致。刀身用优质钢锻打而成，再淬火，并打磨锋利，光可鉴人。刀把用牛角、红铜、黄铜、铝片叠压，再经锉磨成型，看来层纹交错，犹如堆金叠银，奇巧美观。刀鞘内部为木质，外用黄铜或红铜包裹，铜壳上再饰以龙、兽或花草图案，名目有“一条龙”、“一枝梅”等，式样各异，玲珑剔透。鞘上配环，可穿绳悬挂于腰间。腰刀带鞘全长一般为5~7寸，也有更长或更短的，多为一鞘一刀。亦有一鞘二刀，称为“双刀”，更为别致。保安腰刀的花色品种，现在达30多种，如“什样锦”、“宝剑头”、“铜扁鞘”、“细罗”、“双罗”、“一素白”、“西瓜头”、“圆角满把”等，式样繁多,争奇夺巧。
3、云南阿昌族的户撒刀：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世居山林地带，善攻袭埋伏，近身格斗，长矛不易施展，而长刀肉搏则极为便利，且有招式独特的刀术流传。其长刀的历史可追溯到南昭时期（即唐代）。以德宏州的户撒阿昌族的刀最为精良。据说上好的长刀既能削铁如泥，又能柔韧系腰。刀尖为平头，主要用于砍劈而不能刺，全长80~90cm，宽约4cm，握柄为圆形，长15~18cm，无护格，一般为竹制铜丝包嵌，亦有银柄和象牙柄，往昔多为贵族上层使用。另有尖头长刀，较平头长刀短，刀尖形如柳叶，可刺可砍。制造工艺不如平头刀精良。主要由傣族、佤族、布朗、基诺、哈尼族男子使用。长刀是西南少数民族男子战斗生产的工具，同时也是歌舞时的道具。节日里山寨欢聚，在铜鼓的节奏下，男人们手舞长刀，以示剽悍。
乾隆皇帝为何要掩盖死因？
因为雍正皇帝的去世原因很尴尬，在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面，为了响应国家改革的伟大号召，把雍正皇帝进行了拔高处理，说雍正皇帝死于劳累，实际上雍正皇帝真正的死法是身体不好，加上长期劳累，最后误食丹药而暴毙。
雍正皇帝登基的时候就已经45岁了。他在青壮年时期的身体状况，虽然不属于那种羸弱多病的病秧子，但也绝非是和父亲康熙皇帝和儿子乾隆皇帝那样骁悍强健，只能说一般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为此，雍正皇帝还对自己的身体素质进行过自我评价。
雍正四年，他将自己与父亲康熙皇帝做过一番比较，这样说道：“皇考60年来所做所行之事，朕有能力效法的，没有一件不是不崇敬的效法的；朕没有能力效法的，则朕只能日日夜夜勉励自己。……皇考神武天授，骑马射箭的技能超越千古，草原蒙古汉子们见了也无不惊服的。而朕的射箭技能，远不及皇考矣。”
女真部族最初本来就是游猎民族，骑射技能是游猎民族的特点。
康熙皇帝在继承和发扬这一传统的基础上，无论对自己还是对自己的众多儿子，要求都很是严格。
每次木兰围猎，随军出征，康熙皇帝都要带着众多儿子一起，这无不包含有康熙皇帝锻炼皇子们的骑射技能和身体体魄的意思在里面。
当时的四皇子胤禛若是精于骑射的人，在多次秋狝与从征的活动中，不可能没有关于他这方面的名声的记载，而不致于到了登基为皇帝的不惑之年，骑射技能依然一般般。
由此可以推断，雍正皇帝青壮年时期，骑射技能一般般，身体素质也一般般，性格也属于那种沉默寡言，冷静思考的类型。登基之后，雍正皇帝由于面临着八王爷等人的朝堂斗争以及康熙晚期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积弊，不得不把全副精力投入到朝堂事务中去，“自朝至夕，凝坐殿室，披览各处章奏，目不停视，手不停批，训谕数人，日不下千百言”。
他自认为比父亲康熙皇帝还要勤政，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可以说是一个十足的工作狂，为此他还进行过自我评价：“自古帝王，未有如我皇考还勤政者。即皇考之勤，亦无自朝至暮办事之理。”
雍正皇帝工作狂到什么地步？
在位13年的时间里，一共有四万多件奏折上写上批语，还批阅了近二十万件的部本、通本，累积写下1000多万字，平均一年76万字，写字之多堪比专业写文章或者小说的作家、小说家。
除此之外，他还要召开朝会，召见王公大臣，处理军国大事，咨询社会民生。无论军务、税收、粮食产量、民间生活水平、科考等等，几乎事事过问。
当然，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勤奋，与他个人的经历和养成的性格也有关系。
由于康熙皇帝的赫赫威名，他认为自己很难超越父亲。
于是他自认为事事不及父亲。要想成为一位好皇帝，只能亲身阅历以洞悉下面民情。
于是他“为世道人心长久之计”，日日夜夜宵旰忧勤，严抓“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猜忌，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等恶劣习性，使得社会环境为之一清。
一个人若整日埋在这样繁重的工作中，日久天长，健康必然要受到损伤，而且是不可逆转的损伤。雍正四年，雍正皇帝还未满50岁，他就对身边的人说自己的精力不足：“皇考圣体康强，如天行之常健，春秋已高，犹不减壮盛之时，而朕之精力又不及皇考矣。”
雍正皇帝就像一匹励精图强，却逐渐衰弱的老马，奋力地拉着康熙皇帝给他留下的这辆沉重且庞大笨重的车，企图将其拉回偏离的正道。
雍正七年底，当八王爷、年羹尧、隆科多等大臣的事情都处理完毕之后，又颁发著名的《大义觉迷录》，稳定思想，稳定人心，当国事家事都趋于稳定，雍正皇帝疲劳、衰弱的身体再也无力支持，一下病倒，这一病不得了，断断续续拖沓了一年。
对于这场大病，《史料丛编》记载了雍正皇帝自己的看法：“朕从去年冬季就感觉到了自己身体的不适，但是因为工作原因而疏忽，未曾留心调整和治疗自己的身体。自今年(雍正八年)三月以来，朕经常发寒热病，饮食也不如平时的胃口好，夜间也很难熟睡，稍有风吹草动就被惊醒，如此已经有了两个多月了。五月初四怡亲王病逝，朕亲自为其办理丧事，发抒哀痛之情。过了一天，留心试察，突然感觉身体内从前不适的情况逐渐在消退，现在已经恢复如初了。”
其实事实并不尽如此。
雍正八年五月，雍正皇帝的病情略有好转，结果到了九月，又一度加重病情，直到十月才算平安战胜这场疾病。
这场将近一年的寒热病，差一点要了雍正皇帝的命。
关于雍正皇帝这场病的严重程度，当时最受宠信，也是口风最紧的汉大学士张廷玉在自订年谱中，有过零星记载：“(雍正八年)自春秋，圣躬违和，......并与御医商订方药，间有密旨，则命廷玉独留。”
“十月，圣躬安全。……数月之中，朕躬得以静养调摄者，实赖伊等翊赞之力也。今朕躬已经痊愈，宜加恩赐，以褒良佐，以励臣功。”
对此，张廷玉等大臣认为自己受之有愧，再三对雍正皇帝进行恳辞。
雍正皇帝却说：“你们建立的功勋甚大，而且在疆场汗马建立的功勋之上，朕的意思已经定了，不必再三进行推辞。”
雍正皇帝此次患病的严重，还可从他曾将遗诏的内容透露给大臣这一点得到证明。
雍正十三年雍正皇帝暴毙之后，张廷玉在追述当年情形时说：“大行皇帝因传位大事，亲写密旨。……此旨雍正八年九月曾密示廷玉。”
乾隆皇帝也记载了这件事：“八年六月，圣躬违和，特召臣(指乾隆帝)及庄亲王、和亲王、果亲王、大学士、内大臣数人入见，面谕遗诏大意。”
尽管乾隆皇帝记载的和张廷玉记载的有差别，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这场大病中，雍正皇帝的确向亲信大臣们谈及自己遗诏的事。
从这些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雍正八年雍正皇帝患过的这场大病，肯定差点危及性命。否则，他不会违背自己创立的秘密建储的初衷，将传位这种军国大事透露给大臣们。
而且雍正皇帝也不会因为张廷玉所谓的赞襄朝堂事务“公正无私，慎重周详”就破格进行加恩奖赏，还特意强调张廷玉等大臣所建立的功勋“在疆场汗马建立的功勋之上”并且还三番五次向乾隆皇帝等人交代，务必让张、鄂二人配享太庙。
由此可见，张廷玉等大臣为挽救雍正皇帝的性命而立有特殊功勋。
一个53岁的人患了这样一场大病之后，身体的健康程度肯定越来越差。
若是保养调理得法，还可以多延续几年，若是乱施医治，则很容易出大事故。
而雍正皇帝却正是持后面这种态度，病急乱投医。
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雍正皇帝病逝于圆明园。
张廷玉在《年谱》中记载了与雍正皇帝之死有关的一些情况：“十三年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未尝有间。……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
从这段记述中不难看出，雍正皇帝不是突然病逝的。雍正皇帝在病逝前至少有两天患病的历史。
而雍正皇帝在雍正八年病重后身体状况不佳，这对他的病逝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
一个有这样身体基础且年近六十的人，在“违和”两天之后就死亡并不罕见。
但是胤禛到底是因为什么病而病逝的呢?由于缺乏直接史料，加上乾隆皇帝对此忌讳莫深，我们只能从雍正皇帝病逝前后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情况进行分析推测。
乾隆皇帝在登基继位之初颁发的一系列谕令，可以给一些启示。
乾隆皇帝在雍正皇帝病逝后三天内，雷厉风行地下令处理了38件大事，其中三分之二以上是与雍正皇帝葬礼直接相关的，比如怎样颁发遗诏，如何确定丧礼礼仪，王公大臣、皇室宗室应如何前来祭奠梓宫等等。
与雍正皇帝丧事无关的仅有12件，而大部分又是新旧朝交替之际必须要处理的一些国家事务，比如尊封皇太后、皇后、如何处理宫廷的妃嫔们，以及对朝堂内外大臣及各个衙门机构提出新的要求等等。
上述诸事，是任何一位嗣位新君都不能掉以轻心的。
因此，乾隆皇帝这样做是无可厚非，也是必须需要处理的事务。
但是，在这12件与丧事无关的事情中，并非全部都是当务之急的国家事务。
其中有2件，是针对宫廷内部情况而发的。
第一件，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五日，也就是雍正皇帝病逝后第三天发出的谕旨：“.....内监等，国家事务毋许妄行传说，外言亦无得传人内廷，犯者正法。”另一件，同一天乾隆皇帝命令都统莽鹄立传下谕旨，驱逐宫廷中的奇人们，《国朝宫史续》记载乾隆皇帝的一段话：“皇考万机余暇，闻外间炉火修炼之说，圣心深知其非，聊欲试观其术，以为游戏消闲之具。因将张太虚、王定乾等数人置于西苑空闲之地，圣心视之与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与亲王面谕者屡矣，今朕将伊等驱出，各回本籍。……捏称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摇惑众，断无不败露之理，......定严行拿究，立即正法，决不宽贷。”不准内监宦官们闻风妄行胡说，这件还可以勉强说是乾隆皇帝在处理宫廷事务。
驱赶奇人们这件事，则使人非常困惑不解。宫廷中养一些奇人们并非雍正一朝，几乎历朝历代都有，清朝也有，顺治皇帝、康熙皇帝都有过，何以在雍正皇帝病逝后三天就迫不及待将他们驱逐出宫?
况且清朝对奇人们抓得极严，与其他朝代不一样，清朝宫廷中奇人很难干涉到国家事务。
这不能不使人感到，“内监传闻”和“宫中奇人”与雍正皇帝病逝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
雍正皇帝生前对待宫廷内的奇人们的态度是否如乾隆皇帝所维护的那样“以为游戏消闲之具”，“与俳优人等”呢?答案是否定的。
雍正皇帝在一件自己朱笔写的谕旨中，曾明确要求河东总督田文镜、浙江总督李卫、云南总督鄂尔泰、署川陕总督查郎阿、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和福建巡抚赵国麟为他寻找民间奇人：“可留心访问，有内外科好医生，与深达修养性命之人或奇人，或讲道之儒士、俗家，倘遇缘访得时，必委曲开导，令其乐从方好，不可迫之以势，厚赠以安其家，一面奏闻，一面着人优待送至京城，朕有用处。”
与此同时，雍正皇帝在宫廷中也采取了与奇人们有关的相应活动。
比如文献档案中有记载：“雍正十年二月初三，铸炉作缮房总管王太平传旨，着将仙炉样画些呈览。”“十年二月初十，奉旨照某某束腰仙炉样式铸造。”“十年七月二十五日，造成某某束腰仙炉一件，后又一件。”
这种所谓的仙炉，有可能就是雍正皇帝为了炼制丹药所用的器具。
同时，还有向宫廷中及圆明园运送大量炭、煤、铜等原料的记载。
比如文献档案中记载：“雍正十年正月初三，领催白士秀来说，总管陈九青传南薰殿用炸子煤二千斤，初六要二千斤，初十要五千斤，十一要红铜条二斤，二十要炸子煤一万斤，二十六要白炭一千斤，二十八要红铜条三斤，三十要黄杭细挖丹见方一副。”“二月初二，南薰殿要。系里边用炸子煤三千斤，初五要一万斤，十一要白炭二百斤，十八里边用炸子煤三千斤，二十二要一万斤。”
从上述文献档案内容可以看出，如此大量用煤、炭，并不是用在宫廷内取暖或做饭上，因为这两项用煤炭都有固定份例，并不需要进行另外的单独记录；同时南薰殿(在西华门内)、圆明园头所六所均为僻静之处，并非住所，况且在炎热的夏天也不需要用煤、炭来取暖，因此，不能不想到这些煤、炭是雍正皇帝炼制丹药所需要用的燃料。
此外，雍正皇帝对奇人们的法冠还十分关注，也可以从侧面说明问题。
“十年二月十六日，太监沧州传旨：著将法冠象牙填巴尔伞木香的、密蜡的、龙油珀的各作些，随簪。钦此。 “作木样呈览。奉旨：具照样准作。但象牙填香法冠中间的梁不好，可在两旁再添二梁，分作三重，再将月牙形法冠并象牙法冠各作几件。再照颁珊瑚九龙法冠样式将龙油珀法冠作几件。”“三月初三做得样子，奉旨准做，花纹往精细里作。”
雍正皇帝所要求的法冠，不仅品种繁多，质地珍贵，而且“花纹往精细里作”。
奇人们如果仅仅只是宫廷中的“俳优”，雍正皇帝大可不必在他们的服饰上如此用心。
由此可以看出，雍正时期，奇人们在宫廷中地位的特殊性。
历朝历代皇帝中，访求奇人，以求长生不老之术者不乏其人。
年老体衰的雍正皇帝豢养、重视奇人，即使不是为了万寿无疆，也至少是为了治病强身这个目的。
奇人们进行推拿，炼制丹药，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古代社会一种治疗方法。如果对症下药，未必完全无用。
雍正皇帝如此重视奇人，可能是奇人的治疗对他的疾病起到过一定的作用的结果。
奇人可能有些是医师，但是并不是每个奇人都是医师，何况雍正皇帝的身体状况并不是一般的医师所能处理好的。
加上奇人最擅长的并不是医学，而是化学，这也导致了很多古代皇帝的悲剧性结局。
如果我们把雍正皇帝对奇人们一贯重视的态度，与乾隆皇帝登基继位之初对奇人们采取的果断措施联系起来看，就可以感到，雍正皇帝之死，与长期服用丹药有着很紧密的联系。
至少丹药严重损伤了雍正皇帝的健康。
乾隆皇帝对于宗教一直是比较超脱的，不怎么感冒的，加上他目睹了雍正年间权力斗争的反反复复和残酷性，又从《大义觉迷录》中看到社会流言对自己父亲的众多诽谤，因此在登基继位之初才下达了那两份意味深长的上谕。
正是这两份上谕，为我们了解雍正皇帝的死因提供了线索。
并不是乾隆皇帝阴谋篡位而遮掩雍正皇帝的死因，而是为了保住雍正皇帝的英明名声和为了国家稳定、朝堂稳定才掩盖雍正皇帝的真正死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