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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着两瓶茅台酒53°，大约是在95年买的，包装盒里面有一个铜鼎式酒杯，是茅台镇生产的，限值多少
是茅台镇产的酒还是茅台酒？如果是前者就不太值钱，53° 15年茅台市场价6000多，95年的酒由于放置时间过久，基本失去饮用的价值，可作为收藏。
西汉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
银盒
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有一件白色的银盒特别引人注目，那闪闪发光的花瓣显得尤为突出。这个呈扁球形银盒，通高12厘米，腹径14.9厘米，重572.6克。出土时在主棺室，盒内有十盒药丸。从造型、纹饰和口沿的鎏金圈套等工艺特点看，与中国传统的器具风格迥异，但与古波斯帝国时期（公元前550～330年）遗物相似。经化学分析和专家们研究，认为是波斯产品，银盒里的药丸很可能是阿拉伯药。因此，银盒并非南越国制造，而是海外舶来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南越王墓出土的银器除了银盒外，还有银洗、银卮和银带钩，都是越王室的专用器具。7件银带钩工艺十分精美，有5种式样、钩首有雁头形、龟头形、龙头形和蛇头形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那件银带钩，通长18.4厘米，呈弓状，镶嵌宝石并饰以凸浮雕。龙头形的钩首饰以卷云纹和腾跃的飞虎。复杂的纹饰，发光的宝石，通体鎏金，显得高贵华丽，是很好的工艺精品，反映了主人高超的制作工艺和审美观点，从中我们也可看出当时人们的生活风尚。带钩的用途，主要用于扣接束腰的皮带，还可以用于佩剑和钩挂刀剑、钱袋、印章、镜囊及各种饰品。 铜器在南越王墓的出土文物中占有重要地泣，共有青铜器500多件，不但品种数量多，而且工艺技术精湛，极具地方特色。这批铜器中有厨具、饮食用具、酒器、乐器、车马器、生产工具及各种日用器具，等等。铜鼎。共36件，数量超过了殷墟的商代妇好墓，有汉式鼎、楚式鼎和越式鼎，其中有9件刻有“蕃禺”铭文，都是由南越国的都城工匠所造，是广州建城历史的重要物证。特别是越式大鼎，通高54．5厘米。出土时鼎内有“泰官”封泥一枚。南越国也像西汉一样设有“泰官”一职，是掌管南越王日常饮食的职官。
铜壶
共9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个鎏金铜壶，高37厘米，细长颈，大腹，造型美观大方，通体鎏金，光亮华丽，是一件艺术精品。
铜提简
共9件。铜提筒是南越王墓出土文物中最具地方特色的器物之一。特别是一个船纹铜提筒，高40.7厘米。除器身有几组几何饰纹带外，最为突出的是4只首尾相连的羽人船，每船有羽人5名，各饰羽冠，赤脚。船首倒挂一具人头。船首尾各竖两根羽旌。5人形态各异，有的划桨，有的击鼓，有的持兵器，有的在杀人。有人分析，广州临海，多海患，画面表现的应是杀俘虏祭海神的场面。船与船之间还有海龟、水鸟、海鱼等作装饰，形态生动，工艺精美，是精美的艺术品，是中国考古史上发现的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海船图形。
出土的39件铜镜大部分是精品，例如连弧龙纹镜、带托镜、十字龙凤纹镜、绘画镜、六山纹镜等。其中绘画镜是彩绘人物大画镜，直径达41厘米，为国内考古发掘出土最大的西汉绘画圆镜，是汉代铜镜中的珍品。特别是出土时仍保留白、青绿两色的绘人物组画，中央有2人作跨步弓腰斗剑表演，两侧各有4人站立围观，生动逼真。周围和中间还配以连弧纹和卷云纹。还有六山纹镜，有6个斜形山字，衬以浪花形羽状纹和莲叶形花瓣纹饰。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有一面六山字纹镜是传世品，但是南越王墓出土的这面镜则是第一次由考古工作者亲自发掘出来的，实为珍贵。铜鉴出于后藏宝，是深鼓腹大盆，可用来盛水或食物，出土时盆内有猪、牛、羊、鸡骨和鱼、龟等海产，说明这是当时的主要食品。
铜熏炉
共有11件，有单件和四连体的，炉腹和顶盖均镂孔透气，是用来焚香料的，香料被认为是舶来品，这是最能反映南越国地方特色的典型铜器，其复杂的工艺反映了当时的铸造技术水平。
铜钫、印花铜凸版与构件
铜钫是一个方形壶。腹呈椭圆形突出，饰以繁缛的浮纹，复杂多变。这种盛酒的铜器制作技术精良，具有透雕后味，更能衬托出主人酒的名贵与醇香。
印花铜凸版。是用来在丝织物上印染图案的工具，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印染工具，对研究古代纺织技术具有重要意义。墓中出土的铜构件较多。有鎏金铜铺首6件。有一个出土时已朽的漆屏风的铜构件多种，例如，转角鎏金铜托座、鎏金蟠龙托座、正间鎏金铜托座、鎏金朱雀铜顶饰、鎏金双面兽形铜顶饰等。还有鎏金铜牌饰等。 钮钟
甬钟、铜句鑃都是乐器。宴乐之器是古代统治者炫耀其奢华生活和身份地位的标志。墓内东耳室出土的一批乐器，旁边还有一名殉葬的乐师。乐器可分铜、石、陶、丝四大类，这里只说青铜乐器，有钮钟一套14件，甬钟一套5件；句鑃一套8件。还有铜铸等。钮钟是南越国自造的乐器，大者通高24.2厘米，小者通高11.4厘米。
甬钟
最大的通高49厘米，最小的通高38厘米，长圆筒呈椭圆形。
句鑃
最大的通高64厘米，扁方形实柱体柄，弧形口，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并刻有“第一”至“第八”的编码，是迄今我国唯一发现具有绝对年代，而又有序号的句鑃。“文帝九年”是公元前129年，由乐府工匠制造，赵昧自称文帝，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符。经测定，句鑃音质还好，仍可演奏，弥足珍贵。 墓中出土的兵器种类多，数量大，除15把剑为铁质外，其余皆为铜造。最为难得的是一把“张仪”铜戈，铭文“王四年相邦张义（仪）”等字，“王四年”应为秦惠王时。由张仪监造，说明是由秦带入南越的。
铜剑
出自西耳室、是战国楚式剑，为墓中唯一的一把青铜剑。
铜虎节
是一件难得的珍品，姿态生动威猛、蹲虎欲跃、虎头昂扬。张口、露齿、弓腰、卷尾，饰以错金虎斑纹，是国内仅存的一件错金虎节，属于孤品。节是外交和军事上的信符，有虎节、龙节、人节之分．可以用来证调战车和士兵，有错金铭文“王命：车徒”，尤为珍贵，是一件重宝。
所谓“节”，是一种外交礼器，《礼记》中记载“凡邦国之使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其他史料中也有“天下之六节，山国用虎节，土国用人节，泽国用龙节，皆以金为之。道路用族节，门关用符节，都鄙用管节，皆以竹为之”的记载。虽然“节”的种类繁多，铜虎节也曾经在其他地区有过发现，但唯有南越王墓出土的这件通体以错金铸造法制成。有人推测，此虎节极有可能是当年南越王赵佗攻占了楚国旧地时所获，随后传给后代，并最终成为南越王墓的随葬品。
铁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强了国防力量。中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铁器始于春秋时代，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汉代铁器以农具、工具和兵器为主。南越王墓出土的铁器有700多件，有农具、工具、兵器和日用器具等。
铠甲
通高58厘米，属轻型铁甲。共有709片甲片，均呈四角抹圆的长方形。这种轻型铁甲适合于气温较高的南方地区使用，代表了西汉时期南方铠甲的基本形制，与北方中原地区出土的铁铠甲形制有较大差别。
铁剑
共15件，其中一件出自墓主腰间左侧，残长164厘欧阳，剑鞘为竹胎，剑茎两面夹以木板，外捆缠丝带。还有4件是青黄色玉，雕刻最为精细，下面有高浮雕群兽，形态十分生动。
铁矛
这个铁矛间铜质、鎏金，错间金银的三角图纹和流云纹，如此华丽的铁矛应为南越王自用，或用于仪仗。 玉壁
是正中有回孔的圆形玉器。南越王墓出土各种玉璧56件，仅主棺室就 有47件，说明墓主对玉壁的喜爱。这些玉壁中比较突出的有大玉璧、透雕重圈二龙衔环璧、透雕龙纹玉璧、透雕龙凤涡纹玉璧、鲁首玉璧、双连玉璧等。特别是主棺室出土的一件大玉璧，直径达33.4厘米，是墓中所出土玉璧中最大的一件，雕刻精致，纹饰古朴庄重，颇有帝王之气。大玉璧是我国已知考古发掘出土玉璧中体形最大、龙纹饰最多的一块，被称为“璧中之王”。
玉盒
主棺室出土，为青玉，呈青黄色，盒身鼓圆，高77厘米。玉盒刻有两凤鸟，饰以美丽浮雕纹，结构严谨，雕工精细，光洁夺目，被称为“玉器绝品”。
丝缕玉衣
玉衣是汉代特有的丧葬殓服，东汉灭亡以后，未发现有玉衣。玉衣是有等级规定的，有金缕、银缕、铜缕玉衣，诸侯王多用金缕，也有用银缕的。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为首次发现，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
南越王墓出土的丝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所见的最早的一套保存完备的丝缕玉衣，且从未见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比名闻天下的河北中山靖王墓中刘胜所穿的金缕玉衣所属时间还要早12年。这套玉衣由头、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裤筒、手套和鞋10部分组成，全长1.73米，共用近2300块玉片，其中头部用玉片260余枚，上衣530余枚，左右袖筒各约210枚，左裤筒266枚，右裤筒388枚，左右手分别为113枚和21枚，左右鞋分别为108枚和109枚。每枚玉片四角打磨四孔，通身用朱红色丝带穿连而成，走线规整，图案精致。玉片材质不一，颜色各异，以黄褐色为主，质地温润，取材自珍贵的软玉石料。根据钻孔工艺和玉料质地来看，属于南越地区所产。由于年代较早，因此它并不像其他墓葬中出土的玉衣一样采用金缕或铜缕等金属作为穿连材料。有学者将其与河北满城汉墓中出土的中山靖王金缕玉衣进行了对比，认为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南越国是得到汉朝中央政府承认的王国，因此如果是皇室所赐，那么应当至少是使用银缕作为穿连材料，而此玉衣采用丝缕穿连，无疑表明是南越当地自行制作。也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做法，才显出了它独有的历史参考价值。
玉印
共9枚，其中3枚有文字的玉印 (有6枚无文字)都是出在主棺室墓主身上，分别是 “赵昧”、“泰子”、“帝印”的方形玉印。“赵昧”印和 “帝印”都是墓主身份的物证 。“帝印”是“皇帝之印”的意思，是赵昧生前僭越称帝的物证。
玉佩
由于玉石具有优良的质地和美丽的色泽，又能迎合人们的求美天性和祈求健康、避邪的心理，从古至今是人们追求的时尚。在古代佩戴玉质装饰品是达官贵人追求的时尚。南越王墓出土的玉饰品有130余件。例如，犀形玉瑛，整体作透雕形的犀牛，呈蹲曲不想状，全身肌肉隆起，充满生机活力。双龙纹玉瑛，对称的双龙头，张口鼓目，饰以透雕云纹，形象生动。透雕龙璃纹玉环，双面透雕二龙二兽的优美造型，十分别致。透雕龙凤纹重玉佩，透雕体态轻盈的龙凤，饰以卷云纹，造型饱满有力，龙凤均有呼之欲出之态，确是玉饰精品。连体双龙玉佩，构思奇特的双龙拥爪，形象生动。凤纹牌形玉佩，独特的不对称设计，形象美观。还有11套玉佩已复原了3套，墓主赵昧的组玉佩是最大、最豪华的一套。
玉角杯
出目主棺室 “头箱”，为主人自用的酒具。长18.4厘米，口部椭圆，口径5.8一6.7厘米。杯身作弧形优美流畅地回卷，尾端形似浪花飞扬，饰以阴刻、浮雕，构思奇妙，制作精美。这件独一无二的玉器精品被誉为 “汉玉中的稀世之宝”。
铜鼎详细资料大全
铜鼎是从陶制的三足鼎演变而来的，最初用来烹煮食物，后主要用于祭祀和宴享，是商周时期最重要的礼器之一。鼎，古代原是饪食器，后来变为统治阶级政治权利的重要象征，视为镇国之宝和传国之宝，也是“明贵贱，别上下”等级制的标志。
基本介绍
中文名 ：铜鼎 最初用途 ：烹制食物 后来用途 ：祭天 主要成分 ：铜、锡和铅 最大铜鼎 ：司母戊鼎 著名铜鼎 ：太保方鼎 资料,引言,主要成分,铜鼎的起源,铜鼎鉴定,铜鼎介绍,现代铜鼎,中国最大的铜鼎,著名铜鼎, 资料 引言 鼎，古代原是饪食器，后来变为统治阶级政治权利的重要象征，视为镇国之宝和传国之宝，也是“明贵贱，别上下”等级制的标志。史载，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或一鼎。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一种礼器。在王墓出土了一套鼎，共九件，这套鼎又名升鼎，这九个鼎大小不一，依次缩小。本图是最大的首鼎，在这件首鼎上刻有长达469字的铭文，记述了中山国讨伐燕国，开辟疆土的事件。这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刻铭最长的一件战国器物，弥足珍贵。九鼎的使用，反映出中山国政治制度已经汉化，采用了中原大国的礼制，同也有力地证明中山国已跻身于强国之列。 方鼎 主要成分 商代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和铅，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铜爵经测定含铜92%，锡7%，而另一件锛则含铜98%，锡只有1%。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锡5～8%，铅1～6%；有的含铜71%，而铅则高达21～24%。 铜鼎的起源 在我国原始社会的夏商周三朝时就出现了铜鼎。它是最早的青铜器皿，古代铜器是指青铜时代的铜器及汉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的铜质器物。中国铜器起源很早。铜器鉴定的传统方法是对器物的类别、器形、纹饰、铭文、锈色和铸造工艺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对比来划分和断定该器年代、真伪和价值。 后母戊鼎 铜鼎鉴定 对于同类器物器形的鉴定，即使同一类型的铜器，由于出现时间不同，形体也有很大变化，这也是断定器物年代和真伪的重要依据，铜器作伪方法有以下几种： ①全器均系伪器②器真铭文伪③器真纹饰伪④器真铭文、纹饰皆伪⑤铭文真器伪⑥器身有真有伪⑦一件器物由两件或 3件真器部分残片拼凑而成⑧器身真，但附属档案（盖、提梁等）伪等。这些需要我们从器物类别特征、年代、时代风格等不同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铜鼎介绍 铜鼎，反映中山国政治的出土器物，有“刻铭铁足铜鼎”、“夔龙纹铜方壶”、“铜圆壶”等，三件重器分别刻有469字、450字和204字铭文，为研究中山世系和中山国的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刻铭铁足铜鼎”又称王鼎，王即位十四年时（公元前314年或公元前313年）采用分铸工艺制作而成。通高51.5厘米，腹径65.8厘米。盖钮与腹足部之间刻铭文77行469字，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战国时期字数最多的一篇铭文。从这座铜鼎以及“夔龙纹铜方壶”、“铜圆壶”的铭文中，可以大致推出王及其前后的中山国诸公的在位年代。 现代铜鼎 现代铜鼎本以仿古居多，围绕鼎的自身意义在演变，大胆创新，造型新颖，比例协调大方，比起古代鼎，添加了一份活力，加浓了些色调，更加象征著城市的文化底蕴。从古至今铜鼎陪伴我们已经走过3000多年了，位置已在不断的发生改变，从炊器到权利的象征，到如今的广泛套用，成为公司信誉，能力的标志。公司开业，企业上市的最佳礼品。起代表性的如“中华世纪鼎”、“和谐鼎”、“昌盛鼎”等。铜鼎已经汇入了主流生活，为建设和谐，昌盛的社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最大的铜鼎 中国最大青铜器司母戊鼎 司母戊鼎器形庞大浑厚，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其腹部铸有“司（后)母戊”3字；是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所铸。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商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著名铜鼎 大克鼎 西周晚期。原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公斤，1890年（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大克鼎又名克鼎和膳夫克鼎，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盨二件、钟六件、镈一件，都是膳夫克所作之器。因此称此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西周孝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造型宏伟古朴，鼎口之上竖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纹饰是三组对称的变体夔纹和宽阔的窃曲纹，线条雄浑流畅。由于窃曲纹如同浪峰波谷环绕器身，因此又叫波曲纹。鼎腹内壁上铭文共28行290字，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内容分为两段：第一段是克对祖父师华父的颂扬与怀念，赞美他有谦虚的品格、美好的德行，能辅协王室，仁爱万民，管理国家。英明的周天子铭记着师华父的伟绩，提拔他的孙子克担任王室的重要职务膳夫，负责传达周天子的命令；第二段是册命辞，周天子重申对克官职的任命，还赏赐给克许多礼服、田地、男女奴隶、下层官吏和乐队，克跪拜叩首，愉快地接受了任命和赏赐，乃铸造大鼎歌颂天子的美德，祭祀祖父的在天之灵。此鼎系周孝王时期铸器，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大盂鼎 西周康王时期。鼎高一百．八厘米，口径七十八．三厘米，重一百五十三．三公斤，鼎身为立耳、圆腹、三柱足、腹下略鼓，口沿下饰以饕餮纹带，三足上饰以兽面纹，并饰以扉棱，下加两道弦纹，使整个造型显得雄伟凝重，威仪万端，内壁有铭文二百九十一字，内容为周王告盂，殷代因酗酒而亡国，周代忌酒面与，要盂一定要很好地辅助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同时记载给盂的赏赐相传此鼎于清道光间在陕西眉县礼村出土，为该地郭氏所得，后归周雨樵。同治间左宗棠以重金购得，又归苏州潘祖荫。解放后，1951年潘氏后人捐献国家。为上海博物馆所收藏，1959年拨交中国历史博物馆。这件周康王时的大盂鼎，是现存西周青铜器中的大型器。造型端庄稳重，浑厚雄伟，典丽堂皇，为世间瑰宝。西周早期的金文有瑰异凝重、雄奇恣放质朴平宝等数类。大盂鼎属于瑰凝重这一类，铭文大字，字型庄严凝重而美观，故在成、康时代金文中，以书法的成就而言，当以大盂鼎居首位。 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盘龙城大铜鼎 正在对黄陂区盘龙城出土文物进行修复的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副研究员胡家喜，透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国家一级文物、著名的盘龙城大铜鼎，修复前曾是一堆碎片。1989年10月，盘龙城考古工作站在商代墓葬中，发现了一件前所未见的特大青铜圆鼎，它对研究我国商代前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发展水平，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出土时已成为一堆碎片。大致拼凑还发现，铜鼎缺少一耳，三足残缺。 1991年，胡家喜和两名助手开始修复该文物。由于大铜鼎变形严重，如用普通方法矫正，极可能使碎片发生断裂。后来，胡家喜采用其发明的“加温矫形法”，即把变形残片放入干燥箱内，缓慢加温到200℃，保温一段时间，使残片韧性增强，消除残片矫形后产生的内应力。经过多次加温、矫形，慢慢使变形残片恢复原形。 随后，他们将残片焊接在一起，再用红铜片对缺损部位进行拼对焊接，并根据有关资料，补齐了大鼎的足和耳。历时一个半月，大铜鼎终于恢复原貌。1995年，该鼎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迄今所见我国商代早期最大的铜圆鼎。不久，该鼎将在湖北省博物馆新落成的综合馆《盘龙城》陈列中首次亮相。 太保方鼎 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于山东梁山出土。鼎高57.8厘米，口径 23×36厘米，方形，二直耳，折唇，浅腹，平底；口立双竖耳，耳上有相峙的双龙；耳外侧和龙身上饰鳞纹，腹部饰兽面纹和三角纹，四角出脊棱，四足细长，以圆盘分为上下两节，上节装饰兽头，并有脊棱和二道弦纹，下节仅饰三道弦纹。腹内壁有“太保铸”铭文。传系清季山东梁山出土，此太保系辅佐周成王的召公奭。为周初的辅佐重臣，曾封于召，为召公，助武王克商，参与平灭武庚、管、蔡之乱。周建国后封于北燕，历仕武、成、康三世。此器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现藏于：天津市艺术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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