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兵器弋有黄铜吗，春秋时期吴国冶铁技术有多先进？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中国古代金属兵器的发展史，相信看过之后，大家对于这个问题便一目了然了。
中国有记载使用铜器的最早记录是司马迁在《史记》上说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但一直没有考古学证据，多被认为是传说而记载。同样的，古书中有关于夏禹制造铜鼎、铜币的记载，但是夏朝一直未能找到存在过的证据，也都被认为是后人伪托。不过，1953年至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传说中的夏都阳城（即河南偃师县），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制作年限距今3588年左右，所以有理由相信，夏代已经开始使用青铜器。
有据可依的使用青铜器的时代是商代。不论是礼器还是兵器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殷墟附近有一座陵墓出土了七百多支矛，六七十顶铜盔，说明那时青铜兵器的生产规模已经十分可观了。
春秋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青铜兵器到了鼎盛时期。不但兵器的种类繁多，而且冶铸技术也达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考工记》中，对于青铜兵器中的铜、锡、铅三种成分的比例做了科学的规定，大凡青铜中锡的含量在14％－20％时最坚韧《考工记》中规定，“戈戟之齐”含锡应为20％，正好符合戈、戟等刺杀，勾击等武器的需要；又如，锡的含量在30％一40％时硬度最高，按照《考工记》的记载，“削杀矢之齐”含锡量在28.57％，也基本达到了这类锋刃兵器需要较高硬度的要求。
战国时期，中国进入了铁器时代。但是加工铁制兵器工艺比青铜兵器更加复杂，所以军队装备的还是以青铜兵器为主。1979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四千余件青铜兵器，可以说是战国时期军队实战装备的写照。直到秦统一中国到汉初六：七十年间，青铜兵器仍与铁器并用。
越王勾践剑就是一件精美的青铜宝剑，是越王的随身佩剑。勾践所处的时代，正是吴国灭亡的时代，由此可以知道，吴国此时仍处在青铜时代。
先秦时期青铜器形制的发展？
夏代青铜器
夏代（公元前2l世纪至前16世纪）是奴隶社会的形成期，也是青铜器时代初期，据《越绝书》卷十一“记宝剑”所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又据《左传。宣公三年》记载：“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年代约在公元前2080前1580年之间，与《史记》的夏代纪年相当，这里出土的青铜器有戈、戚、爵、铃、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牌等，种类不多，器形较小，质地单薄，纹饰尚不发达。
商代青铜器
公元前16世纪前11纪的商代，是奴隶社会的重要发展阶段，也是青铜艺术由成熟到鼎盛的时期，除铸造工具、武器外，还制造大量青铜礼乐器。
商代前期的青铜器，以河南郑州二里岗与杜岭、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为代表，器形有鼎、觚、簋、钺等；郑州杜岭出土的饕餮乳丁纹方鼎，造型规整庄重，器壁较薄，纹饰简洁疏朗，为商代前期青铜器的代表作。 商代后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更加精湛，器形丰富，流行饕餮纹（或称兽面纹）、云雷纹、夔纹、龙纹、虎纹、象纹、鹿纹、牛头纹、凤纹、蝉纹、人面纹等纹饰，通常在云雷纹地纹上再加浮雕式的主题纹样，铭文简短，多系几个字的族徽图像。
安阳殷墟出土的司母戊方鼎、安徽阜南出土的龙虎纹尊、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及人面纹方鼎等，皆具型制凝重结实、纹饰繁丽雄奇的特征。
西周青铜器
公元前11世纪?前8世纪的西周，是奴隶社会的鼎盛时期，青铜工艺沿袭商代后期凝重典雅的风格，酒器稍减，食器增多，铭文加长。
陕西临潼零口乡出土的武王征商簋，铭文记载了武王伐商的重大历史事件；淳化史家塬出土的兽首大鼎，通高117厘米，重226公斤，形制庄重，纹饰清新，堪称西周早期青铜器之杰作。 西周中、后期，奴隶制趋向停滞衰落，青铜器出现、钟、等新品种，形制与纹饰日趋简率，饕餮纹已不多见，带状花纹增加，流行顾首的纹、分尾的鸟纹、窃曲纹、重环纹、波带纹及瓦纹，长篇铭文习见。
陕西扶风出土的毛公鼎（铭文长达497字，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大克鼎及史墙盘，县出土的方彝及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四虎?等，皆属西周中、后期的典型器。
春秋青铜器
公元前8世纪前476年的春秋时期，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奴隶制逐渐瓦解，呈现“礼崩乐坏”的局面。
青铜冶铸业不再为周王室所垄断，各诸侯国的铸器增多，形成不同的地区风格。春秋中期，出现模印法与失蜡铸造法等新工艺，流行繁缛的蟠虺纹与蟠螭纹；燕、赵、蔡等国兴起在青铜器上镶嵌红铜及错金新工艺；吴、越、楚等国出现鸟篆铭文。
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出土的蟠螭纹大铜禁及“王子午”列鼎，花纹繁密而剔透，器形奇巧而富丽，标志着失蜡法铸器的卓越成就。河南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盖顶莲瓣丛中企立一只展翅欲飞的仙鹅，壶身攀拊着龙虎，气势升腾，结构不凡，具有社会大变革时代的艺术特色。
战国青铜器
公元前475前221年的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物质文化已进入铁器时代。 战国青铜冶铸业，以制造精致灵巧的日用器为主；鎏金、镶嵌、镂刻、金银错等装饰技法的广泛运用，使青铜器具有富丽堂皇、光彩夺目的格调。
生活气息浓郁的狩猎、习射、采桑，宴乐、攻战、台榭等图案纹饰的广泛流行，是各国新兴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奖励耕战政策在青铜艺术上的反映。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战国早期的狩猎纹壶，传出洛阳金村、今藏日本永青文库的错金银骑土刺虎纹铜镜，表现了人们战胜猛兽的大无畏精神，体现了人定胜天的思想。
河南汲县山彪镇出土的水陆攻战纹铜鉴，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采桑宴乐攻战纹铜壶，是时代特色最鲜明的战国青铜器。此外，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蟠虺纹铜尊盘，表现了失蜡法铸造工艺的继续发展；同墓出土的大型铜编钟，音调洪亮悦耳，造型恢宏庄严，堪称战国青铜器的杰作。
周朝冷兵器？
戈，在西周时仍是主要格斗兵器。戈的形状从夏到商，不断改进，到西周时基本定型，戈的内改为弯曲的勾状，成为戈胡，并在胡身加刃，以加强勾、割的作用。接着又在胡边凿孔（称为穿），用绳子绑在柲（bì）上，成了短胡一穿的戈，这是戈的一大发展。随着经验积累，为使绑附牢固，穿由一个发展到二至三个，胡也随之增长，援的锋利程度也较商代提高许多。
矛，西周矛的形制较商代有所改进。过去銎比刃长，这时刃比銎长；过去刃部多是双隅（刃部隆起的脊角），这时有了三隅、四隅的。銎部侧面的环也取消。而矛柄的长度可能已如《考工记》所记载的一样有两种：一种长二丈，为步卒使用，称为酋矛；一种是长二丈四尺，是兵车上甲士使用的，称为夷矛。改进了的矛，尖锐锋利，刺透力强。
箭（矢），在西周仍是主要兵器之一。箭头的形制基本上是沿袭商代，只是镞的两翼夹角增大了一些，翼尾通过改为平铲状或将其磨制锐利，以扩大创面，增强杀伤力。青铜镞虽大量使用，但也还保留有骨镞、角镞。弓的形制大体也仍沿袭商代，到西周后期可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制弓的标准规范，成为后来春秋时代制弓工艺发展的基础。
戟，是西周时代的一种新兵器，它是戈与矛两种兵器连结在一起制作成的，是戈与矛的合体。在河北藁（gǎo）城台西村商代遗址中，曾发现一件把戈和矛联装在一个木柄上的铜兵器，可以说是后来戟的雏形。与藁城发现的戈矛联装不同，在陕西、甘肃、河南、山东和北京等地发掘的西周墓中，发现过不少青铜铸造的整体戟，说明戟在当时已普遍使用。但其制作还不很成熟，是在戈的基础上将胡部向上延伸成为刺锋，有的还将锋端铸成反卷的钩状，这样的戟兼有勾、啄、桩（chōng，撞击）、刺四种功能，因而很快被用于装备军队，而后经不断改进，成为中国古代长期使用的一种主要兵器。据《考工记》载，西周时戟的规格是：戟广一寸半，内长四寸半，胡长六寸，援长七寸半，刺长六寸，重一斤四两，柄长一丈六尺，柄下端有鐏（zūn，圆锥形的金属套）。由于戟制造工艺复杂，一物多能，技术要求高，因此其发展较缓慢；整体戟在西周及春秋早期有较多使用，到春秋中后期及战国时，又普遍改为长柄戈矛联装戟。
剑，是一种双刃的既可刺杀也可砍杀的短兵器。它是由刺击兵器演变而来，石兵器时代没有剑，大约在铜兵器全盛时期，由矛头及匕首演进而出现。从出土的实物来看，至今发现的最早的剑，是西周早期的铜剑，这种铜剑其形制还不完备，剑身比较短，一般长约20-30厘米，末端尖锐，两边有刃，但剑身中间无脊，也没有格和剑首，剑茎很短，携带时插在腰部，有的茎端有孔，用以穿绳携带。后来经不断改进，至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形制逐渐完备，并成为奴隶主贵族喜欢佩带的一种兵器，因此其装潢（huáng）极为讲究，有的剑柄嵌金镶银，雕刻纹饰，极为精美。据《周礼》记载，周代根据人的身长规定了佩剑的规格，分上、中、下三制，上制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中制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又三分之二两；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又三分之一两。总的来说，剑身都不长，这主要是因当时青铜含铅量少、韧性不够、质脆易折，不能制成长剑，由于这一原因，剑除贵族平时佩带外，在实战中主要用于防身和搏斗。
防护兵器。西周的防护兵器仍主要是甲、胄（zhòu）和盾牌。
甲仍以皮甲为主，但在山东胶县西庵发掘的西周车马坑中出土过一件胸甲，前胸由三片组成，全形呈兽面状，宽37厘米，高28厘米，后背是两个直径11厘米的圆形甲，这些尺寸与成年人的体形正好相合。西周铜胄的形制沿袭商代，变化不大。
盾牌，在西周初已成为军队重要装备之一，其形制与商代无大差别，有步盾与子盾（小盾）之分，多为皮质，上面钉缀有青铜部件。这些部件有的是大小不等的圆铜泡，以加强防护能力，有的还组成一定的图案，如琉璃河53号墓出土的一盾，由七个部件构成形象狰狞的兽面，既是一种装饰，又可以达到威吓敌人的效果。
兵车，在形制上基本沿袭商代，仍然是独辕（辀）、方舆、两轮，二马或四马驾驶。但车的结构有所改进：一是辕的曲度加大，辕端抬高、减少了对马的压力，使马能更好发挥其速度；二是车厢加宽，一般在130-160厘米，甲士完全可以在车上自由挥动武器，提高了战车行进中甲士作战的灵活性。此时的战车在关键部位上多用金属部件，用铜辖把车■固定在毂（gǔ）外侧轴上，内侧的铜轴饰保护毂，减轻了车辆运行时的左右摆。辕，轭等部位也都用青铜铸件加固或装饰，大大提高了战车的牢固性，金文里称这种车为"金车"，文献中叫"戎车"或"攻车"。"戎车"多为军事指挥乘用。除"戎车"外，还有供进攻用的"轻车"，供防御用的"广车"，还有有环和皮革以遮蔽矢石的"革车"和用以攻城用的临车与冲车等等。其中以用于进攻的"苹车"数量最多。从出土的遗迹和实物可知，西周战车上配备的武器除原有的弓矢，长矛、铠甲、头盔、盾牌等之外，又增加了格斗长兵器戟和卫体的短兵器剑。
青铜兵器有哪些？
早在5000多年前的马家窑文化时期，我们祖先即开始使用青铜制品。夏、商、周是中国的青铜时代。在夏代纪年范围内，青铜铸造已较为发达，不仅冶铸武器、工具、装饰品，而且铸造了鼎、?小⒈B等礼器群，后经商、周礼制所继承、发展，成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青铜文化异彩纷呈，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因此，最先进的技术最先用于制作兵器，青铜铸造技术也不例外。青铜兵器种类较多，如刀、剑、戈、矛、钺、戟、甲胄等等，功能和形状也较为原始。
戈（ge）
商周时期最为常见的一种青铜武器，古称勾兵，由戈头、?摹?拿昂?哪┑溺?组成。
矛（mao）
矛是古代的一种兵器。出现于商代早期，延续到汉代，是战争中常用的兵器之一。
玉刃矛不是实战兵器，而是用于礼仪之器。
有钩矛，春秋后期，长23cm，宽9.4cm，重240g。
矛是直刺兵器，此矛同时带有刃弯钩，使之能刺能钩，提高了杀伤力。但是使用钩的时候，其反向作用力易使矛头脱落。此类钩矛在后世发现极少。
戟（ji）
戟兼有刺、钩、啄、割4种功能。青铜戟的出现可以上溯到商代，西周时期有所发展，春秋战国时期才成为军队中主要装备的格斗兵器。战国晚期，铁戟开始出现，到西汉时期有很大发展。
钺（yue）
用于刑杀的武器。古代国王赏赐大臣青铜钺，有赋予其军权和征伐权的意义。
兽面纹大钺，高34.3cm，宽36.5cm，重5.8kg。
镞（zu）
安装在箭杆前端的锋刃部分称为镞，用弓弦弹发方能射远。青铜镞形制较多，主要有双翼镞、三翼镞与三棱镞三类。
矢镞，春秋后期，长7.5cm，宽2.2cm，重0.0185kg。
青铜镞始见于二里头文化遗址中，是我国最早的青铜兵器之一，商代早期已大量使用。西周时期可见带铤双翼镞，有的双翼还呈镂空状。春秋时期常见的形制有翼型和无翼型,其中翼型镞之双翼出现了收削的趋势。
剑（jian）
古代武器之一种。在春秋战国时期，佩剑同时有表明身份等级的作用。从考古发掘的资料看，青铜剑在西周早期已十分成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青铜铸造技术的限制，剑身一般较短（50cm以下），至战国末期才有长剑出现。
少?剑，春秋后期，长54cm，宽5cm，重0.88kg。
剑脊上有错金铭文20字，每面10字：“吉日壬午，乍为元用，玄?铺吕。朕余名之，胃之少?。”“玄?”和“铺吕”为制剑的金属材料锡与铜，“胃”通“谓”。铭文的大意为：壬午这天吉日，做了这把好用的剑，做剑的原料是锡与铜。我给这把剑起了个名字，称为“少?”。
嵌松石长剑，战国后期，通长93.5cm，宽5cm，重0.75kg。
西周时期的铜剑剑体很短，形如匕首，仅能用作自卫兵器。春秋战国时期铜剑的铸造有较大发展，制作日精，对于长短、重量和品级甚为考究。长剑是指剑长超过50cm者。此剑长达93.5cm，是名副其实的长剑。
铍（pi）
铍（音皮），长兵器，双刃，锋部较长，与长剑相似；有茎，夹以长『0042』，用法及形状如长矛。《方言》九：“锬谓之铍。”注：“今江东呼大矛为铍。”
二年相邦春平侯铍，长33cm，宽3.5cm，重0.34kg
青铜兵器是国家开拓疆域、防守外敌的重要武器，在人类使用木石兵器至铁器时代，青铜兵器持续了几千年。
我国的冷兵器文物怎么都是腐坏严重的？
我国的冷兵器不算腐坏严重吧，保存下来的精品相当多，比如越王剑、夫差矛，州句剑等等，都很不错。
最厉害的文物当然是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宝剑，此剑乃是越王勾践的兵器，上刻有小字“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字样（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剑身光洁完整，几乎没有任何的损坏和腐蚀，出土时被试验过划报纸，几十层一划而开，比美工刀还锋利。据悉此剑表面拥有近乎现代化的镀层工艺，而德国二战时才掌握同类技术，全世界找不到保存如此之久又如此完整的武器，它向现代人们展开了一扇古代文明的大门。
另一样比较完整的是夫差矛，吴王夫差，越王勾践，这都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兵器也都同藏在湖北省博物馆内（一说夫差矛是夫差时期所铸的兵器，并非夫差所佩）。夫差矛保存的极为完整，仅有表面轻微的氧化，锋刃则不可避免的产生了一些细小缺损，在矛身有错金铭文，曰：“吴王夫差，自乍用鈼”。
越王州句剑藏于苏州东吴博物馆（上海有展），州句是勾践的孙子，这时候已经属于战国时期，他是勾践灭掉吴国后，越国新一代的雄霸之主，共在位30多年，所以越王州句剑出土的还不少，甚至有给村妇拿着劈柴的。不管怎么说，一把2400多年的青铜剑，能保存到现在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越王者旨于睗剑亦是个了不得的宝贝，旨于睗即勾践的儿子鼫与，这个人仅当了6年的大王，流传后世最好的一把就是者旨于睗剑，后被杭钢集团得到，献给了国家。此剑虽然没勾践大宝剑那么华丽，却保存的也相当完整，可吹毛断发。最难能可贵的是，者旨于睗剑还带有完整的剑鞘和缠缑，齐备到了极点。
上图是兵马俑出土的吕不韦戈，这种兵器相当多，还分有不同的年份，有秦王四年、五年、七年、八年等等，吕不韦作为丞相督造了这些兵器，所以需要刻下年份和时代，与今天的枪械、弹药铭文很像。从这些普通兵器的留存情况来看，至少秦国的兵器质量是足以令人放心的。
像这类青铜兵器在吴越、荆楚、中原地区都出土的极多，比较出名的还有吴王光剑、吴王光戈、旨于睗矛、吴王夫差剑、楚令尹辛章剑、楚王酓璋戈等很多东西。未收在博物馆中，被个人、企业收藏的就更是说不清楚了，甚至不少人捏着宝贝不认识，之前提到过的那个拿州句剑劈柴的村姑，她家把那把剑已经用了几代人了，剑刃一塌糊涂，剑尖也断了，装饰宝石更是早不见踪影。
青铜时期的宝剑保护的完好，与铜的耐腐蚀性质有关，相比于容易氧化烂成渣的钢铁，铜铅锡合金的耐受能力要强很多，因此许多当年金灿灿的大宝剑，虽然变成了五黑碧绿的德行，却比后来的铁剑留存了更多下来。
比如上图徐州博物馆收藏的汉代铁剑，基本已经烂成氧化铁渣了，要不小心的话一碰就碎。
但上图西汉海昏侯墓的青铜剑可就实在是锋利完整的可以了，同一个时代，不同的表现，金属的质地决定了很多东西。
西方也有这个问题，古罗马的铁剑照样烂得见不得亲人，但同时代的青铜器却总能留存的更完整。
再看看上图的战国秦长剑，这恐怕是当时全世界最具技术含量的冷兵器，它长近1米，冠绝时代，还进行了铬盐氧化处理防，这是它经久不坏的秘诀，仅这项技术就领先世界2000年，说中国兵器腐坏严重真的是个误会。
凡事都无绝对，在中国铁剑也能保存的很好，比如上图的春秋金柄铁剑，与越王宝剑等几乎处于同一个时代，为兵马俑博物馆收藏，宝鸡市出土，剑身用黄金和绿松石搭配，相当的漂亮；它的剑身使用了纯铁打造，是一件陪葬品。根据推测，它应该是被一个西汉的盗墓贼挖了出来，但又因为朝廷严打倒斗，他只得将无数金银器具收藏起来，留给自己随葬了。（这人可比什么东汉末年摸金校尉还早）
当然，后世也的钢铁武器也不是一点没留存，真要说起来，它们的存量比青铜武器多太多了，也正是因为比较泛滥，所以物品的时间越往后走，就越不被当回事儿（什么明清刀剑简直烂大街，不是精品根本没啥太大价值），只有一些绝对精品被很好的保存下来，比如上图的宋代李刚锏，福建博物馆收藏，相当完整漂亮。
实际上欧洲、日本许多兵器也都是走的李刚锏这个套路，它们被代代相传，当宝贝一样供在家里，哪能不完好呢？比如你看上图故宫收藏的清代铁锏，懂行的都明白，这东西太多了是不是？要没点说法真提不起价来。
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武器确实存在一个普遍的劣化阶段，精品越来越少，但相应的则是中国战争和部队装备规模的与日俱增。当封建统治者需要面对数十万、百万士兵的装备和战损时，谁都会心疼自己口袋里的银子。何况真正的战场上一把50炼的大刀也未见真比普通大刀片子利索，该坏一样的坏，倒不如走产量。
所以，还是放过祖先吧，他们已经把冷兵器做到了极致，中国古代冷兵器还真不算腐坏很严重，从殷商到大清，先人给我们留下了无数的瑰宝，这岂是西方那些文艺复兴以后的代代擦油的传家宝可比的？
战国时期有哪些古代兵戈？
春秋战国时是冷兵器作战时期的兵器创新和发展时期。装备步兵的有戈，矛，戟，剑，铍，弓，弩机，投石车( 点图可见)。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销兵器，很多奇形怪状的武器就銷毁了，现存的几乎都是从地下发掘出来复原的。也略窥古兵器的千姿百态。
其实在冷兵器时代。什么物件都可作武器。连山上的石头也是好武器，更不要说滚木了。水用得好，也可以坏城，淹死七军。
大型机弩如秦始皇射大鱼的巨型武器；小的如装在鱼肚子里的徐夫人匕手。其他就是农具钩，镰，锄之类。陈涉起义没像样的武器，就"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这是要干大事，就不拘形式了，砍根木棍也是兵器，竹竿扎块红布就是旗帜了……事实证明，抓在手中就是兵器，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