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造中华铜币黄铜质，黄铜矿的产地分布？
黄铜矿是分布最广的铜矿物，是炼铜的最主要矿物原料。中国商代或更早就已由黄铜矿等铜矿物炼铜。黄铜矿呈黄铜色，金属光泽；粉末呈绿黑色。摩斯硬度3.5～4，比重4.1～4.3。常呈致密块状或分散粒状产于多种类型铜矿床中。黄铜矿在地表易风化成孔雀石和蓝铜矿。中国的主要产地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川滇地区、山西南部中条山地区、甘肃的河西走廊以及西藏高原等。其中以江西德兴、西藏玉龙等铜矿最著名。
世界其他主要产地有西班牙的里奥廷托，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克拉马祖、犹他州的宾厄姆、蒙大那州的比尤特，墨西哥的卡纳内阿，智利的丘基卡马塔等。
这枚偏打中华铜币双枚有收藏价值吗？
朋友你好！
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首先、这两枚钱币为中华铜币双枚，正面为“嘉禾环绕双枚，上书民国十三年造”，背面中间书“中华铜币”，外缘下有英文“中华铜币”，外缘上有蒙古文“中华铜币”。(下图)
---中华铜币双枚
其次、要知道铜币的价值，必须了解铜币的存世量和品相，“物以稀为贵”存世量越少的东西，一定越贵。相同品种铜元、品相好的一定比品相不好的要更贵。朋友这两枚中华铜币，为九级币，存世量还是比较多的，上品品相价格在150元左右，原光品相价格在6000元左右。但是朋友的这两枚铜币:磨损严重，部分字迹和图案都看不清了，从品相上来说，只能算是下品品相，所以其价格应该在20－50区间。
---中华铜币双枚镀锡样币
第三、右边这枚铜元不属于偏打，应该属于移位。偏打和移位并不熟悉错版币，只能算是趣味币，这类币是因为机器故障或者操作问题导致的，严格来说就是残次品。铜元中出现移位的铜元还是比较多的，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虽说正常，但与合格品相比还是比较少的，在价值上会稍微贵一点。综合这两个币的品相来说，价格相差不大。
---河南十文右移位
最后、这两枚铜元，收藏价值还是有的，只是收藏价值不大。我是貳枚钱币，希望能帮助到你。
铜币鉴定方法？
1、看材质。铜币在中国流通了几千年，是古代主要的流通货币。辨别铜钱的真假，可先从铜质入手。在明早期及以前，我国的铜钱主要为青铜或者青白铜材质，明中期以后才逐步推行黄铜铸币。所以，如果发现明朝早期以前的钱币有黄铜或者红铜的，那么一定就是假币无疑了，可以直接否掉。
2、看包浆。
对于传世的古代钱币来说，都经过了几百甚至上千年的流通使用了，上面都会形成一种厚厚的氧化层，也就是常说的包浆。如果你遇到的铜钱光洁如新，没有丝毫流通过的痕迹，也没有形成氧化膜，那就值得怀疑了，假的可能性也很大。
3、看锈色。
对于出土的古钱币来说，往往会有结晶锈生成。尤其是北宋及以前的铜币，都会形成红斑绿锈，而且锈是要入骨的，不是浮在钱币表面的。一些造假者往往用化学的方法使假币生锈，但是假锈往往浮在钱币表面，用针一挑便掉。真币上的锈附着力是很强的。
4、看文字。
真币上的文字，不管是真、是草、是隶、是篆，都颇具古风，刚劲有力。一些假币上的文字软弱无力，非常草率，更有甚者就是用电脑库里的字体，稍有书法功底的朋友就可分辨。
有一些刚入门的朋友拿着古泉五十珍的名录到市场上去捡漏。这种做法是非常不可取的，盲目按照这个名录去找往往容易上当受骗。再有就是不可存有猎奇的心态。历史上有许多皇帝或者年号都没有铸造钱币，所以见到一些从所未闻的钱币时，要冷静一些，切不可一时冲动，造成损失。
明神宗万历四年1576年？
万历通宝开始于万历四年(公元1570)。开初仿造嘉靖钱制，有小平，折二。以光背制钱为主。按地区划分为西北，山西，京，浙，福建，云南，广西，四川七大部分。
一. 南 京 钱 局
说到万历南京版，就不能不提到后来补铸的泰昌钱
二. 云 南 钱 局（神 秘 的 滇 版）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面，人们对于云南地区的明钱文化是一种较为缺失的印象，更多的是大理到嘉靖滇版为止，但是对于万历的云南地方钱却认知甚少。（滇版的一个险要特点看通宝二字，字体较西北钱灵活，细小）
三. 浙 版（不单指浙江地区）
浙江作为当时中国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经济的辉煌也造就了钱币市场的兴盛，其钱币铸量也是万历钱种中数一数二的大头。后期私铸和官方减重厉害，多见薄小钱类。
（1）正 字 类
该版在泉谱中叫工版，个人觉得这个叫法不够严谨，非工部局铸造，多见其变体，如阔缘等等。
月 通（通头一点呈弯月形）
（2）大 字 类
特点在于字体大而饱满，多见于阔缘
（3）美 制 类
（4）公 手 类
公手有两类，一种是浙江地区的公手，还有一种西北类仿公手
三. 山 西 钱 局
隐约可以看到一点西北版的味道，但是又不像西北的那样狂放不羁，其中也透露着一点方正之风
三. 广 西 钱 局（桂版）
字体重点在通字上，也叫桂版隔轮
万历通宝钱有折二钱，也为真书直读，狭郭，双点通，钱径为2.8厘米；“万历通宝“大钱传世只有一枚，为孤品。折二钱似乎没有听闻有罕见品。
2017年万历通宝市场行情价：
万历通宝楷书小平背“河” 50000元
万历通宝楷书小平背背纹 15000元
万历通宝楷书小平背“户” 50000元
万历通宝楷书小平银质背“矿银” 80000元
万历通宝楷书折二银质背“二钱” 450000元
万历通宝楷书折二背北斗星 8000元
万历通宝楷书特大型光背 无定价
中国各省博物馆镇馆之宝是什么？
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翠玉白菜 东坡肉形石 毛公鼎
这棵翠玉白菜由一块半白半绿的翠玉为原材料，绿色的部分雕成菜叶，白色部分雕成菜帮，看上去是鲜活欲滴。菜叶上还停留着两只昆虫，它们是寓意多子多孙的螽斯和蝗虫。
这块清代的肉形石，是一块天然的石头，色泽纹理全是天然形成的，看上去完全是一块栩栩如生的五花肉块。“肉”的肥瘦层次分明、肌理清晰、毛孔宛然。
毛公鼎是据今2800多年前周宣王时期的“国之重器”，因刻器者为毛公而得名。毛公鼎鼎身只有30．75厘米高，却铭刻了32行497个篆书文字，是铭文最多的青铜器。其书法乃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是研究西周晚年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 “大禹治水”大玉山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世精品，被誉为“中华第一神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玉山用料产自中国新疆和田，为致密坚硬的青玉。是中国玉器宝库中用料最宏，运路最长，花时最久，费用最昂，雕琢最精，器形最巨，气魄最大的玉雕工艺品，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玉雕之一。
北京国家博物馆：四羊方尊 后母戊
四羊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被誉为中国青铜铸造史上最杰出的作品。
原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世界迄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器，享有“镇国之宝”的美誉。
湖北省博物馆：越王勾践剑 曾侯乙编钟
剑身修长，有中脊，两从刃锋利，前锋曲弧内凹。宽格上铸阳文鸟篆书“越王鸠践，自作用剑”。茎上两道凸箍，圆首饰同心圆纹，铸工精湛，被称为“天下第一剑”。
编钟是由六十五件青铜编钟组成的庞大乐器，其音域跨五个半八度，十二个半音齐备。它高超的铸造技术和良好的音乐性能，改写了世界音乐史，被中外专家、学者称之为“稀世珍宝”。
甘肃省博物馆：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
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镶金兽首玛瑙杯 舞马衔杯纹银壶
镶金兽首玛瑙杯，是至今所见唐代唯一的一件俏色玉雕，也是唐代玉器作工最精湛的一件，此杯选用世界上极为罕见的红色玛瑙琢制，而兽嘴镶金的工艺处理，也是匠心独运，它金光闪闪，克服了兽嘴处材质色泽太深的不足，使兽头的造型之美更为突出。
舞马衔杯纹银壶，高18.5厘米,扁圆腹，莲瓣纹壶盖，弓形提梁，一条细链连结着壶盖与提梁。壶底与圈足相接处有“同心结”图案一周，系模仿皮囊上的皮条结。圈足内墨书“十三两半”，是壶的重量。壶腹两侧用模具冲压舞马图，马肥臀体健，长鬃披垂，颈系花结，绶带飘逸。只见它口衔酒杯，前腿斜撑，后腿蹲曲，马尾上摆，好像正合着音乐节拍，以优美的舞蹈为饮酒者伴饮助兴。马身和提梁、壶盖及“同心结”纹带均鎏金，使得银壶富丽堂皇，明快悦目。该壶构思巧妙，工艺精细，古今未见类同者，堪称国宝。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明代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
由宁夏回族自治区一名阿訇捐赠的牛皮封面手抄描金《古兰经》，是目前国内收藏的最珍贵的《古兰经》珍善本之一，对于研究回族历史、宗教和艺术具有重要价值。
青海省博物馆：铜鎏金观音造像
国宝级文物。由明朝皇帝赐给青海著名的瞿坛寺。像高146厘米，身姿婀娜，站立在莲花座上。衣饰线条流畅飘逸，面含微笑，表情慈和，遍体鎏金。其铸造工艺代表了明代的最高技术水平。
河北省博物馆：中山靖王刘胜的金缕玉衣
刘胜的玉衣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重1100克，窦绾的玉衣共用玉片2160片，金丝重700克，其制作所费的人力和物力十分惊人。
山西博物院：晋侯鸟尊
全器为昂首挺立的鸷鸟形。鸟有冠，双角，圆目，尖喙。细长鸟颈，腹腔中空，颈、头、喙相通，鸟背开小口设一小盖，盖有链条与虎形提梁相连。鸟足粗壮有蹼，鸟尾下下设一虎形支脚。通体浮雕翅翼，细刻羽毛，造型独特新颖，装饰富贵华丽，为晋国青铜器代表作品。
河南博物院：春秋莲鹤方壶 四神云气图
1923年出土于河南省，高120厘米，口径31厘米。春秋时期器物。该壶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
西汉早期文物。壁画的主要内容为龙、白虎、朱雀、怪兽、灵芝及云气纹等组成的图案，历史艺术价值极高。不但是中国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画面最大、级别最高、保存最为完整的壁画，更是一部承载西汉初年中国神仙思想的壮丽史诗。
山东省博物馆：东平汉墓壁画
2007年发现于山东东平县，是山东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艺术水平最高的壁画，填补了我省汉代考古的空白，也是中国早期绘画作品中的精品之作，在全国极为罕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该织锦的年代为汉代，来自蜀地。现在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为国家一级文物，位列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之首。
西藏博物馆：双体陶罐
出土于昌都卡若遗址，造型洗练优美、饱满丰盈、构思巧妙，制作工艺纯熟，代表了卡若文化的制陶水平和卡若先民高超的器物造型能力，是新石器时代西藏陶器的代表和点睛之作，也是西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匈奴王冠
国宝级文物。黄金制成，重1394克，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件匈奴单于金冠。金冠由金鹰和冠带两部分组成，上面浮雕有羊和狼的图案，雄鹰站在半球形金冠顶上，俯视着冠带上狼与羊搏斗的情景。
安徽博物院：战国楚大鼎
国宝级文物。圆口，方唇，鼓腹，圜底，蹄足。附耳外侈。腹饰一箍，箍上饰模印花纹。双耳和颈部模印菱形几何图案，足根部饰浮雕漩涡纹。口沿刻铭文12字，研究者释读不一。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吉语。此鼎形制雄伟，堪称楚国重器。
黑龙江省博物馆：金代铜坐龙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金代铜坐龙的身上凝聚了中华民族几千年龙文化的精华，无论从考古还是从艺术的角度，这尊铜坐龙都有很大的文化研究价值。通过对铜坐龙造型和饰纹的研究探讨，可以使我们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吉林省博物馆：青花云龙纹高足碗
元代青花云龙纹高足碗，该器物侈口，深腹。高圈足上有三道凸弦纹，呈竹节状。口沿为青花唐草纹。内壁暗花印行龙二条。外壁用青花绘一游龙，并衬以火焰纹。青花色泽青翠浓艳，线条流畅有力，堪称元代青花瓷器中的珍品。
辽宁省博物馆：清代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
全高52.2厘米，上为一直径12.9厘米的大球，镂雕祥云缭绕，十余条健龙或藏头露尾、或藏尾露首穿行于云层之间；大球内分层透雕二十一个小球，球球相套，层层能转，满地纹饰。三节台柱，上为六层透雕小象牙球，纹饰同顶上之大象牙球；下有四足座，座上雕人物顶柱状承盘，玲珑剔透巧夺天工的雕刻工艺令人叹为观止。
天津博物馆：《雪景寒林图》(范宽)
此图画群峰屏立，山势高耸，深谷寒柯间，萧寺掩映;古木结林，板桥寒泉，流水从远方迂回而下。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秦陇山川雪后的磅礴气势。笔墨浓重润泽，皱擦多与泻染，屑次分明而浑然一体，细密的雨点皱于苍劲挺拔的粗笔勾勒，表现出山石和枯木。
南京市博物馆：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只以汉代典故“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为主体图案的梅瓶，造型端庄，胎坚釉白，在制坯、绘画、施釉、烧制等方面均达到极高的水平，堪称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绝品佳作。
浙江省博物馆：《富春山居图》(前段)
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的书画，画家黄公望为郑樗(别号：无用师)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江西省博物馆：商兽面纹鹿耳四足青铜甗
此甗甑鬲连体，鬲裆高，下四足。耳上各立一鹿，一雄一雌，回首相顾。鹿竖角，短尾卷，身披鳞片。甑腹饰四组展体的兽面纹。鬲足袋满饰浮雕兽面纹，它体形巨大，气势雄浑，奇美诡异，稳定性良好，有“甗王”之誉。
上海博物馆：王羲之上虞帖
这件古色古香的字卷，是书法史上称为书圣的东晋王羲之所写的一份信札，名为上虞帖。卷子前后盖有南唐和北宋皇室的收藏印章及历代收藏印记，同时保留着北宋内府的装裱格式，是一件难得的艺苑瑰宝。
湖南省博物馆：素纱禅衣
重量仅为49克的素纱襌衣，是马王堆汉墓随葬物品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一件文物，除去较厚重的衣领、衣袖、衣襟缘边的绢，其重量只有20多克。正如古人形容的“轻纱薄如空”，其质地及纺织技术都让现代人称奇。
四川三星堆博物馆：青铜神树
青铜神树树干高384厘米，通高396厘米，由树座和树干两部分组成。树座略呈圆锥状，底座呈圆环形，上饰云气纹，底座之上为三山相连状，山上亦有云气纹。树干接铸于山顶正中，干直，树根外露。
云南省博物馆：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于1972年在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中发掘出来的战国时期青铜器。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
贵州省博物馆：开元投龙铜简
开元投龙铜简是公元783年，53岁的唐玄宗派遣内侍张奉国带道士孙智凉等人，专程从京师来到南岳朱陵洞投放的铜简。除了祈求自己长生不老外，玄宗还将至爱杨玉环的名号——道真，写在祈请人一栏。可见痴情的玄宗希望神明庇佑他们做一世的神仙眷侣。而当年这一“洞天投龙”的盛况，详细记载在《南岳志》上。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翔鹭纹铜鼓
此面铜鼓距今约2200年，鼓身所刻图案纹式内容丰富、活泼生动，鼓底足部一侧卧刻篆文“百廿斤”，弥足珍贵，整器品相完好、铸造精良，在国内实属罕见，堪称国宝级文物。
广东省博物馆：千金猴王砚
“一石三砚”之首——千金猴王砚，国家一级保护文物。清朝张之洞做两广总督时，他有名何姓顾问在肇庆主持开发大西洞，得到一块上等石料，遂请名匠依形制作了这三方砚台。这种天然的名石与能工巧匠的雕刻，使得这三方砚台成为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品。
福建博物院：云纹青铜大铙
云纹青铜大铙通高77.8厘米，铣间56.6厘米，重100.35千克。西周。乐器。平口，钲部两侧有36个冏纹乳突状枚，枚直径3.5厘米，高2厘米。鼓饰变形兽面纹，两侧饰云雷纹。甬亦饰变形兽面纹。大铙双范合铸，浑大厚重，作风稳重古朴。
海南省博物馆：越王亓北古剑
越王亓北古剑，又称“盲姑”剑、“不寿”剑，系越王勾践之孙王不寿的自用剑，距今已有2400年的历史，目前发现存世仅三柄，尤以入藏海南省博物馆的这柄最为完整，是所有存世的越王剑中最长的一把，品相极佳。
章丘龙山文化你知道吗？
1928年3月下旬，山东籍的年轻考古学家吴金鼎（1901-1948）到济南以东的汉平陵故城作考古调查，在4月4日途经与龙山镇（原属历城县）隔武原河相望的城子崖时，从路沟断崖上观察到这里可能有一个古文化地层。在以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先后5次到龙山镇，对城子崖遗址以及龙山镇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进行考古调查。在城子崖下层遗址中，他发现了一种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而且这种陶片总是和石器、骨器同出。无疑，这是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1930年1月，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遗址出土的远古遗物非常丰富，其中色泽漆黑、造型灵巧、器类繁多的黑陶最引人注目。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一种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和10年前发现的以红陶和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有显著区别这一发现非同寻常。仰韶文化发现后，国外考古学家根据其彩陶与中亚和近东的彩陶有近似之处，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东部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
对于初试锋芒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城子崖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寻找殷商文明来源的一个得意的成功之作，这个黑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为接近从而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李济先生曾这样评价说：
“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就这样，龙山黑陶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于其造型和工艺之精美为世人所折服，故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文化”。又因它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所以又称“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为4600-4000年。
梁启超次子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在早期龙山文化的发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遗忘，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思永。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更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大师辈出，群星灿烂铸造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丰碑。如果说晚清的学术变革需要一批兼通中西.重在创新的思想家，那么到30年代，时代需要一批受过现代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以搭建现代学术的主体构造。像当时许多著名专家一样，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的西学经历和国学素养，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以致他们分别在古建筑学、考古学以及后来的火箭发射等学科的创建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于1931年春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董作宾主持的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的目标在于探求甲骨。在李济主持第二、三次殷墟发掘时，他与董作宾样持“殷墟淹没说”，认为地下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由于改进了工作方法，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他否定了“殷墟淹没说”，并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首次判断出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的三个先后叠压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对于文化堆积的理论，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并不难理解。在田野考古中人们发现，黑陶遗存是叠压在彩陶遗存上面的，这是彩陶时代早而黑陶时代晚的证据。从此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得到了个重要的断代标尺，那就是彩陶早而黑陶晚。又因为含有黑陶的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历史上的夏代，一些历史学家便迫不及待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讨论。在当时便有学者给出这样的推理：古文献记载夏人尚黑，大禹用黑色器具作祭器，而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正是以黑陶为主的文化，所以龙山文化应是夏文化。这一推测给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极大鼓舞，莫非夏文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931年秋季，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挖掘中发现了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墙事厚约10米的夯筑城墙，但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城墙的年代。
回溯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还得提到两城镇遗址。1934年在山东日照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这便是著名的两城镇遗址。1936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尹达先生主持了这个遗址的发掘。由于城子崖主要是居住遗址，而两城镇是由50多座墓葬组成的一片集中的墓地，它的发掘正好弥补了城子崖的不足。
城子崖和两城镇，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认识龙山文化的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不仅打开了探究龙山文化居民生活和死亡两个世界的大门，也开扩了后来者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先生在48岁时因胃癌而英年早逝，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梁思永先生也因病魔缠身，在50岁时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龙山文化更多更精彩的发现，也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在龙山文化的研究中开拓的领域是多么的广阔。
凡是兼具“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正像一提到仰韶文化就会即刻想到彩陶，欲把握龙山文化，黑陶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至宝。当考古学家将一片片破碎的陶片拼接复原后，那段被佚失了4000多年的历史也破土而出。如果说青铜器对解读商周历史隐秘有重要帮助，那么陶器就是打开被岁月尘封久远的史前文明之门的钥匙。陶器器形之发展、纹饰之演变、质地之改良、颜色之转换，都透露出清晰的时代特征。所以陶器类型学，就成了每一个史前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龙山黑陶的发现至今已7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充分。龙山黑陶的用料多为黄河淤泥。陶土需要反复淘洗，如制作蛋壳陶杯的陶土，是用多次淘洗的细泥，以达到其薄而匀的要求。陶工们还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进行科学配制。如制作鼎等炊具的陶土，要适量搀些砂粒，以提高其耐烧烤的能力。
陶器的制造最先是手制，进而一步步过渡到使用陶轮。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拉坯成形技术。利用陶轮机械的离心力双手拉坯，使陶器形状更加规整厚薄均匀，再装配种类繁多的耳、鼻、钉、条、突、饼等附件，可显示出黑陶典雅和谐之美。当然它还使制陶的效率大大提高。
陶器的颜色一方面与选择的陶土有关，同时也与窑内温度及控制条件有关。如选用含铁量高的陶土，烧制时在氧化焰气氛中，陶器多显红色；烧制过程控制在还原焰中，陶器呈灰色或黑色。若原料中掺和一些有机物或在烧制后期用烟熏法进行渗碳，会使陶器的结构更为致密，制出的黑陶会更光滑，坚实。
渗碳法的广泛应用是龙山先民的一项创举。陶器焙烧方式的演变非常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后来发展到炉灶式，最后形成陶窑。龙山先人已掌握了先进的封窑技术。制陶工匠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发现黑陶烧制到一定程度时，从窑顶往窑内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产生浓烟，而弥漫在窑中的焦烟碳粒在合适的温度下会渗入器体使其呈黑色。在浓烟中长时间进行渗碳，使烧制出来的陶器，不仅器表、器里，甚至胎心都是黑色的。凡是兼具这“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
数百上千年的积累，龙山先民们已掌握了魔术般的制陶技艺。面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的蛋壳黑陶，人们会承认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蛋壳陶杯是龙山文化独有的产品，其刻花精细，造型优美，有极强的表现力，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直到今天，许多陶艺家借用现代工艺，使出浑身解数，仍未仿制出得到考古学家们认可的龙山蛋壳黑陶。
但从考古队员发掘的陶窑看，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在山东聊城茌平教场铺城址的中部居住区内有3座保存完好的龙山文化陶窑。面对这简陋的窑址，人们很难将精美绝伦的龙山黑陶与它联系在起，人们也猜测不出龙山陶工到底借助了何种鬼斧神工。
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1999年夏天，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组织力量对城子崖透址进行勘探，并于1990年春天至19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工作由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先生主持。此次发掘终于摸清城子崖遗址保存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3个历史阶段的城墙遗迹。而1931年挖掘时发现的夯筑城墙时代应属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900-3600年左右），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下新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堿墙，时间为距今4200年左右。
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东西宽430米左右，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现代足球场大小。城墙建筑方式是外挖内筑。外挖指在城墙外侧下挖形成壕沟，挖沟所取之土夯筑在内侧形成墙身，壕沟与墙身连成一体。此种建筑方式既便于就地取土，较为省工；又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构成有效的屏障。
几百年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城址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础上内收修筑的，平面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本一致，面积相对缩小，约17万平方米左右。目前，人们从西和南两个方向看到高出地面3米左右的城垣主要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此时墙体夯筑方式较之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了很大进步，筑城的方式，首先在预定的地段下挖一宽约12-15米深约1.2-1.5米的圆底基槽，然后用生黄土层层夯筑。夯层厚12-15厘米，每层间有灰土隔层，以解决黄胶土粘夯的问题。以此种方式所筑城墙非常坚固，许多遗址历3000余年依旧保存完整，应该说是个奇迹。而距此之后1000年修建的周代城墙，由于其位于最上层，所遭受的自然和人为破坏最重，至今已残存无几。
一般人也许并不了解这3个叠压的城墙遗址的重要意义。但对考古学家来说，它们却含义深长。城圈重叠的事实说明，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而修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需要集中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这也预示着要有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机构存在的事实。在龙山文化时期，城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此次发掘结束后，张学海先生在他的《城子崖和中国城》一文中分析道：龙山文化时代，人们已经在掠夺与反掠夺的过程中发明了城，也就是在村落的周围筑起城堡式的土墙。那时城的出现，表明我国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灿烂的部落方国时代。从城的规模来判断，它是那个时代比较强盛的方国，甚至有可能是那时某个部落方国联盟中的盟主国，其人口当时应在3000人以上。
小国寡民、城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横空出世城址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已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城子崖龙山城的文化堆积遍布全城，厚2米左右，反映出该城延续时间长，人口居住十分密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当丰富，有大量石、骨、角、蚌器，当然，数量多、制作精、形体大的则非陶器莫属。遗址出土的陶罍、陶瓮，陶罐等器物，均形体硕大，颇有王者风度。有一件陶罍通高79厘米，口径36.5厘米，腹径66厘米，是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应是祭祀时所用的礼器。
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城子崖龙山文化城不仅是个管理相当大范围的权力中心，而且还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心。
“龙山文化“在其命名之初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在全国不同省份被发现，相互之间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又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因此都被称为“龙山文化“，成为对于夏以前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的统称。
到本世纪初，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在山东、河南、内蒙古、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了几十座龙山时期城址。城内的面积一般可以达到10万平方米，大的则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所有城址的外围都有城墙，其宽度达10米左右，有的还在城墙外挖出一周护城壕。这样的防御设施是居住在城内的贵族为巩固其权力而精心设置的，表明社会上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局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堡在历史上的出现，也就表明了不同规模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它们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在对山东地区的4座城堡（城子崖、边线王、丁公、桐林）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4座城堡的距离均在50里左右，这表明4个城邦所统治的范围不算大，是种小国寡民的状态，而这可能正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状况。
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建议将河南、陕西、山西辽东，冀北等地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相连，时代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时代”。这一建议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从此，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得名的“龙山时代”，就成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了600年之久的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冠名。
龙山时代红铜的运用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龙山时代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制社会抑或介于两者之间？但考古学家还是习惯用器物对这一文化进行认定，也即它到底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铜石并用阶段？毕竟考古学家所能看到的是具体的器物而非社会形态。
众多的龙山文化遗迹显示出这样的信息：当时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养殖业空前发展，改进了人们的食品结构，促进了人们体质的增强：采集、捕捞和狩猎在人们生活中还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陶器制作、铜器冶炼、玉石加工、建筑业均发展到专业化生产的程度。这一切表明社会分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换活动日益活跃和发展。
其中冶金术的发明曾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以半个多世纪龙山文化考古所获资料而论，龙山时代冶金术已较为成熟。中国史前铜器的发现多限于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发现极少，而黄河流域早在仰韶时期就已有小件铜器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小型铜工具，在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中不少遗址都发现了铜器，器形主要有锥、刀、凿、匕斧，镜和指环等，以小型工具为多，还有个别大型铜矛，但基本没有发现容器。
出土铜器经过鉴定，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先民制作铜器最初使用的是自然铜红铜后来用单金属矿冶炼出了纯铜红铜。从齐家文化发现红铜的事实可以推断，龙山文化也应该有红铜的存在。我国的铜器文化并不是从商周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开始的，而是从红铜时代便已孕育发展，这是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
现在可以证明的是，龙山文化已属红铜时代。红铜器比石器的优点多，它的出现突破了我国原始社会若干万年的制石方法，是个创造性的新工艺，使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带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不及后来的青铜冶炼方便。
冶炼纯铜的熔点为1084℃，在史前时代要达到这个温度并非易事，故先民们开始尝试利用多金属共生矿冶炼铜合金，得到青铜、白铜和黄铜。青铜具有两大明显的优点：一是熔点较低，比红铜更易于冶炼；二是硬度大，适宜制作生产工具和容器青铜冶铸的成功，并且冶铸技术得到一定的普及合金的配比方式渐趋合理，这就是商周青铜时代的开始。
尽管龙山红铜时代距以后的青铜时代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红铜的出现和运用，意义仍非同寻常，由于这些铜器资料的发现，考古学家正在考虑重新评价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体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为它们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至少仰韶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整个黄河流域都有铜器实物出土，铜器的冶铸与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说明它已跨进早期铜器时代了。
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从龙山黑陶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先民手工制造之精巧，但他们的心智水平通过什么来衡量呢？只有文字，文字的发明被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自从商代的甲骨文被确认以后，人们知道那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据粗略统计，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有字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据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
研究者注意到很多新石器时代陶器上都有些刻划符号，这些刻符简练而醒目。20世纪90年代初，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中发现了1块刻有11个字的陶器碎片，字迹较为工整用连笔刻写。许多学者指出该组陶文为古文字无疑，有人甚至将它命名为“陶书”。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陶文在写法上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别，不是同一系统，称之为“走入歧途的文字”或“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还有学者认为陶文是古彝文，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祭祀时的占卜之辞。
文字本就是一种符号，文字的产生与演进有定的规律可循。由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看，最早出现的应当是图画文字，以图像记录和传递信息。后来图画文字和某些图案的表意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乃至记词字符，这时准文字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汉字的发明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最完美的图画文字可能就是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简略连环画，考古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让我们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我们还需耐心等待，等待具有决定意义的惊人发现。
对于80年来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张学海先生认为：80多年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该次发掘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拂晓期”，证明了中国东方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也的确与龙山时代重合在一起。在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临近结项时，中国学者已将视野推及传说中的将近1000年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加上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正好构筑起中华文明5000年的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强调：夏代不是文明的起源已很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向前推1000年，即公元前第3千纪比较合适，这与文献的记载较为相符。但考虑到中华文明溯源工程难度较大，所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龙山时代晚期。以晋南豫西北为代表的中原中心地区，已被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里不仅有数十年来连续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丰富而具有标识性的材料，同时也与夏商周断代研究有良好的衔接性，而且文献记载的内容也有许多是集中在这个区域范围。
虽然完成中华文明溯源这一宏大工程尚需时曰但我们已清楚地知道：考古学家们由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入手，开始去认真解读一个过去所不知晓的时代，即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出现的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这就是龙山时代。
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他们发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晨曦初现的美丽光景：城堡出现了，冶金术出现了，刻符文字出现了，这是龙山时代已经确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到了这个时刻，文明还会遥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