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乐黄铜板材质，八路军的武器一般都是从哪来的？
想要从敌人手里缴获武器，在正面战场难度系数非常大，敌人凶悍且战斗意志顽强，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坚定，且、不少鬼子负隅顽抗的很，遇到这些负隅顽抗的士兵，他们往往会战斗到最后，那尽管最后胜利了，留给我们弹药也非常少。
这与很多抗日神剧给大家的印象不一样，其实，尊重历史首先要直面历史，我们早期弹药情况确实非常紧张，整合所有家底想要打场翻身仗，搞点鬼子的武器弹药补充，但结果往往是赔本买卖。
比如平型关大捷，我方牺牲战士达到六百多人，而鬼子被歼灭一千多人，这样的比例在双方武器装备完全不对等的情况下，属于比较大的胜利了。但最后打扫战场，缴获的武器仅仅只有不到100支步枪。
我们投入弹药消耗远比所获得的要多得多，好的情况也仅仅做到不亏本，这在亮剑中比较尊重历史，李云龙像个山西土财主，遇上战事，先在心中筹划下，有好处豁出去干，赔本买卖说破大天他也不去做。
但正面战场不行，后方战场反而不错，缴获武器非常轻松。
早些年拔个炮楼，打打鬼子的据点，顺便捡点武器装备，就当杀怪升级了。后来发现，这还是有消耗，再后来我们学精了，剪掉他电话线，鬼子来修的时候，练习狙击。
再后来发现地雷更省事。
所以，后方攒武器装备不错，但，从鬼子手里缴获武器，并不是想象的那么轻松，反而是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那武器简直就跟白给的一样。
第二、收缴日本关东军，才真正从根本上改变我军弹药不足的情况
豪横的日军很快尝到苏联红军的厉害，盘踞在东北的关东军，被杀8万多人，俘虏的六十多万人，苏联红军把鬼子带走，留下的日军各种武器弹药，苏联当时完全看不上眼，毕竟，他们有非常成熟的武器系统。日军这些装备没办法配套成系统使用。
于是，日军留下的大量武器弹药，国民党军队和我军都想要，我们派了大约十五六万士兵及两万多名干部去接收装备，苏联有点为难，给谁都不好交代。
但苏联军官好爽呀，他们崇尚真正的英雄和结交真正的朋友，什么是朋友，在喝酒的时候能不能喝到一起的时候，这在亮剑里有刻画，李云龙打头阵，喝挂了政委上，政委不行其它干部再上，喝真的挂了就算烈士，所以，当时喝酒很悲壮。
苏军被我们真诚所打动，于是明示暗示哪里有军械库，甚至告诉你哪儿原来是兵工厂，我们部队那是满载而归。
当然，后来我们也不好意思，光喝酒捡了这么多装备，他们仗义我们也得做事讲究，后来就采用一吨换一吨，也就是说，用一吨粮食换一吨弹药。
苏联人被感动了，他们不但把日本兵工厂都留给了我们，而且把日本技工人员也筛选留下，这才让我们有了源源不断的弹药供应，有了大量兵工厂，武器弹药窘困局面才从根本上得到结局。
而当时到底接收了多少日军装备，现在争论性比较大
一是苏联将军回忆录里谈到，当时转交我们火炮、火箭筒3700多门，飞机870架、机枪12000多挺、坦克600多辆、还有汽车2000多辆，其他弹药不等。
二是苏联战报中写道：缴获飞机927架、坦克372辆、火炮1262门、机枪4846挺、步枪30多万支、装甲车37辆、仓库弹药库计743座。
我军高级将领如林彪、彭真回忆录里写道：从苏联红军手里接收关东军步枪30多万支、机枪1.3万挺、火炮一千多门。
哪怕是这里面最少的数量，对军来说，不仅仅是雪中送炭，那给了我们很多弹药库以及技术人员，送的简直就是永恒的春天了。
第三、边打国民党军队边收缴武器，滚雪球般壮大
从46年7月到47年2月，仅仅两个月期间，就缴获国军手枪39万支，火炮6166门，机枪4万挺，没有当时接收的装备，我们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硬碰硬，吃掉国民党军队这么多武器，怕是不可能这么容易。还要感谢国民党军队，难怪在我军将领心目中，他们干的就是运输大队长的事情，把装备输送给我们。
输送多少呢？说出来国军羞愧的要找绳子上吊自杀。
短枪长枪共320万支，机枪32万支，火炮五万四千多门。
这些装备哪里来的，当然是国军拼命送上门来的。
第四、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早期便有了自己的兵工厂
毛主席曾经高瞻远瞩说过，抗战初期根据地军火供应，是现实迫切需要，在1039年3月，我们在根据地建设了军工部。
尽管我们生产的数量不多，比如，生产步枪和掷弹筒大概一万挺左右，炮弹十万发，地雷几十万发。且质量不怎么样，但，早期就是这样的弹药，都不能敞开了供应我们的部队，甚至很多手雷只能炸成两半，但，我们最该感谢的，还是我们早期自己的兵工厂，没有这些，我们也不能起家。因为枪炮需要技术比较复杂，但当时条件限制很多材料难以获取，所以把所有精力投放在制造炮弹、炸药上，这也就是亮剑里李云龙要手榴弹的原因，这玩意生产不需要啥技术，可以最大限度保证部队额供应配给。我们黄崖洞兵工厂当时设备有四十多台、蒸汽机两台、冲、切、压、钻、刨等机床20多部，生产能力高峰期每月能生产步枪430支、掷弹筒200多门、炮弹3000多发。等到我们夺取全面胜利的时候，回头看这样的生产能力极其微弱，但，我们军队就是在极度艰难，物资极为缺乏，甚至弹药供应非常艰难的情况之下，一步一步夺取全国的胜利，这中间经历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战场，看得从来不是弹药的多少，武器的强大，早些年是这样，现在，依然还是这样。也把这话送给那些，自恃装备精良、战船数量之多的某些所谓大国，我们当时那么困难都能获取今天的胜利，更何况，今日的中国更不是早些年积贫积弱的中国。莫谓言之不预，让历史曾经惨败的悲剧再次在你们身上重现。为什么湖北东部有很多黄开头的地名？
可能很多人都发现了，在湖北省的东部地区，有很多地方的名字里都带有黄字，比如黄山、黄石、黄梅、黄州、黄冈、黄安(也就是红安)等等。黄字开头的地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常见的现象，至少在其他省份就没有，但是为什么在湖北东部却会如此多见，为什么 这里的很多地方名字都是黄开头的?这里和黄什么东西是有关系的呢?
1.说法一：来源古黄国
据《竹书记年》文献载，黄国源于黄帝公孙姓轩辕氏，崛起于中国南方，是古代淮河流域的霸主。早期称为黄夷，是东夷集团的后代，九夷的一支。黄国据《史记》与《黄国故城志》所载黄国建国创始人为赢姓伯益长子大廉字太康，建立于公元前2148年春。黄国故城位于今河南潢川(光州)西北6公里处的隆古乡，遗址至今保存完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椐考古专家考证，黄国故城最迟在西周时期已经形成规模。城址呈长方形，周长6720米，总面积为2.8平方公里，城墙残高5米-7米，时代为西周到春秋时期。黄夷南下中原，东夷少昊的后裔--黄夷的后代赢姓伯益长子大廉字太康建立了黄国。以黄国都城为中心的黄邑地区，地处如今河南、湖北、安徽三省边界，沃野千里，山清水秀，水陆交通方便，农业发达，人民丰衣足食。公元前648年，黄国为楚灭后，国亡家破的黄国臣民，纷纷离乡背井，但他们不论走到哪里都仍是以国为姓，其中大部分流散到当时的楚国腹地，于是就有了因黄氏迁居而得名的黄冈、黄陂、黄安、黄石、黄梅等地。2.说法二：纯属巧合
以上各地建县时间不一，纯属巧合黄冈：古代的黄州地区中心治所，春秋到汉的名字衡山、西阳、齐安。到南朝大同元年(535年)，梁设置了黄州。据明代弘治年间(1501年)《黄州府志》载：“黄冈山，在府城南。”隋开皇十八年(598年)置黄冈县。据《今县释名》：“西北有黄冈山，因古黄国得名。”黄梅：秦时为九江郡地。隋开皇初改永兴县为新蔡县，十八年(598年)改称黄梅县，以县西黄梅山多梅得名。据《今县释名》：“黄梅山在西北，山多黄梅，以此名县。”黄石：建国后更名，以前一直叫大冶。1949年5月，石灰窑、黄石港(时合称石黄镇)解放。不久，中国临时人民政府决定将石黄镇和铁麓、长乐、申五、下章四个乡从大冶县划出，成立石灰窑工业特区。1950年7月8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向湖北省人民政府的请示，决定改石灰窑工业特区为湖北省辖市，定名黄石市。黄陂：汉属荆州江夏郡西陵县，汉末黄祖于此筑城，起名“黄城”。北周大象元年(579年)改为南司州州府驻地，并置黄陂县。黄安：最初的名称并不叫黄安，而是称“新安”。因黄安在明时属于麻城县，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由黄冈、黄陂、麻城三县析置新设，取安居乐业之意。3.为何会有这么多黄字开头的地名
湖北省位于我国中部偏南，面积约19万平方公里，由12个地级市，1个州，3个省直辖的县级市(潜江、天门、仙桃)，1个省直辖的林区(神农架林区)组成。有人可能发现湖北省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就是湖北省东部地区有很多地名都是以“黄”字开头的，包括地级市、市辖区、县，今天讲讲这个有趣的话题。黄冈在全国的知名度可能不是特别大，没关系，咱们聊一位古人。这位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苏轼，也就是苏东坡。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年)，时任湖州知州的苏轼闹出一场惊天大案，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有人认为苏轼写反诗，把苏轼往死里整。与苏轼意见不合的王安石不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出手救了苏轼一把。苏轼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被朝廷贬为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就是现在的黄冈。苏轼在黄冈填了两阕著名的词，一阕是《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一阕就是被后人称为横绝古今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生如梦，一尊还萦江月。”黄冈市的东南部有一个黄梅县，位于鄂皖赣三省交界处的长江北岸，隔江就是江西省九江市，战略地位非常突出。之所以称黄梅县是因为境内有一座黄梅山，还有一条黄梅水，故于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设县。你看到黄梅两个字会不会想到我国五大剧种之一的黄梅戏?你会说黄梅戏是安徽的主要地方曲种，确实如此，但另一个事实是安徽的黄梅戏实际上发源于湖北省黄梅县。黄冈市西北还有一个著名的“黄姓”县城，就是红安县。红安县的名气非常大，出了很多将军。你会说红安县姓“红”不姓“黄”啊，没错，但红安县以前就叫黄安县，后改名为红安县。想必你对唐朝诗人张志和那首《渔歌子》不陌生吧，“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笠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被后人称为风流千古的!关于西塞山到底在哪，湖北省黄石市与浙江省湖州市存在争议，但至少张志和所提到的西塞山是有可能在黄石的。另外，唐朝诗豪刘禹锡也有一首名诗，就是《西塞山怀古》，诗开篇云“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湖北省东部为何有这么多“黄姓”城市，问题大致讲清楚了。只不过由于黄国灭亡得太早，公元前648年，孔子都还没出生呢，所以导致后世对黄国的了解不是很多。明朝的倭寇之乱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提起明朝中期的历史，就不得不提起倭寇之乱，嘉靖年间，倭寇横行沿海，成为了明朝尾大不掉的边患之一。沿海的总督将领们，从最开始的朱纨再到后来的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无不为剿灭倭寇而煞费苦心、绞尽脑汁。明朝政府不明白，真正导致倭乱的，不是那一小撮日本的浪人，而是因海禁政策而受害的千千万万的沿海居民，只要取消海禁，倭乱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集结中的大量倭寇大军 （红衣服的似乎拿着火绳枪）
▲倭寇将领 带甲执旗的倭寇
一、嘉靖年间的倭寇都是些什么人？
在以前的历史宣传中，总是把明朝中期的倭乱宣传成日本对于明朝的侵略战争，明朝在进行的是一场反侵略斗争。这种说法虽然让人热血沸腾，但实际上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明朝中期倭乱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成员，根本就不是日本人。
至于倭寇的成分，古人早已是记载的清清楚楚，比如《明史·日本传》里就说：“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嘉靖实录》里也说：“盖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国叛逆居十七也。而明朝抗倭专业书籍《筹海图编》中，更是列出了十四股倭寇的头目，这些头目全都是明朝人。现代学者陈懋恒的《明代倭寇考略》，更是汇集了数十种史料和地方志，对倭寇的成分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本书中，倭寇的头目依然主要是明朝人。可见，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明朝人已是各代学者的共识，明朝中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倭寇从海上来，登陆、逃跑全仗着海船
▲倭寇船的装载量，一般在20～60人不等
既然倭寇中的成分多为明朝人，那么为什么明朝的将领还是习惯将其称为倭寇呢？难道明朝的官员和将领们眼睛都瞎了，连明朝人日本人都分不清？
笔者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混淆，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一是明中期的倭寇中确有一批真倭，这些出自日本的浪人骁勇善战，刀法诡异，给明军留下了深刻印象。二是倭寇头目王直等明朝海盗故意扮作日本人的样子，让官军无法分辨，以求以假乱真，掩护自己的走私行径。虽然王直等人落草为寇，但是他们的家人大都还在大陆上，如果被官军认出细细排查，家人很可能会被连累，因此，为了掩护家人和自身，王直等人不得不屈尊剃发易服，扮作日本人。三是明朝将领为了冒报战功，虚张声势。因为斩杀一个真倭所得的赏钱远远大于斩杀一个中国海盗，所以当时：“官兵利于斩倭而得重赏，明知中国人，而称倭夷。”
所以，将当时主要为明朝人的海盗队伍称为倭寇，纯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事实的一种混淆。
▲正在登陆的倭寇战船
▲倭寇抢劫的画面
二、嘉靖年间的倭寇为何这么厉害
虽然中国在元朝末年和明朝初期也闹过倭寇，但是其规模和广度都远远不能和嘉靖倭乱相比，之所以嘉靖年间的倭乱闹得如此厉害，就在于其参与者多为中国人，并得到了部分沿海居民的支持。
为什么主要原因不是日本人？很简单，因为元朝和明朝初年的倭寇都是地地道道的真倭，远不如嘉靖倭乱那样鱼龙混杂，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倭几乎没有造成任何大的混乱，就被朝廷剿灭了。可见，完全由真倭组成的倭寇作恶能力十分有限。从逻辑上讲，也很好理解，虽然真倭多为半职业化的日本浪人，拥有比明朝海盗更高的军事素养，但是他们完全不熟悉明朝的地形和军备情况，一上岸基本上就是瞎猫碰死耗子，再加上中文不熟练，老百姓也不支持他们，基本上不迷路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搞什么大规模军事活动。但是一旦战斗力强悍的少量真倭被熟悉明朝情况的当地海盗所带领，破坏力就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避难的民众，其中有个僧人
▲避难的民众，其中有个僧人
相对于人生地不熟的日本浪人，明朝海盗多自小生长在江浙沿海，对于沿海的地形地貌可谓是相当的了解，有了他们带路配合，真倭们就不会遭遇迷路的窘境，而可以精准迅速的进行抢掠。而另一方面，明朝海盗因为其明朝身份完全可以和当地居民打成一片，从当地搜集官军的情报和动向，这样一来，倭寇联军就可以对官军的行动了如指掌，总能占得先机，克敌制胜。在明朝海盗紧紧把握住战略和情报的前提下，真倭们得以在一场场具体的战斗中发挥他们出色的战斗素质，给予官军以重创。
嘉靖年间的倭乱，之所以如此之大，皆是日本浪人与明朝海盗勾结的结果，而其核心在于明朝海盗，只要管住了明朝方面的头目和参与者，那些人生地不熟的真倭就成了瞎了眼的老虎，只能毫无目的在沿海乱窜，然后被官军各个击破。所以，解决倭乱的核心从来不在于怎么解决日本人，而在于如何管好明朝方面的参与者，让他们不再铤而走险参与非法的抢掠行动。而要完成这一点，就不得不动摇明朝实行几百年的祖制——海禁。
▲明军出征抗倭寇 随后的文武官员
▲明军出征抗倭寇 明军阵势中的蝎旗手 钩镰兵和八卦旗
三、隆庆开关与倭乱的根治
其实，当时沿海居民之所以乐于落草为寇，与日本人勾结，并非是由于他们秉性奸猾，而是实在是明朝的海禁政策断了他们的生路，让他们无法养家糊口。就以倭乱最为严重的浙江为例，浙江是个什么情况，俗话说的好：“七山一水二分田”，浙江的地形地貌就注定了他无法成为传统的农业大省，而必然要走以海上贸易为主的发展模式。
明初朱元璋因为其对沿海居民支持张士诚的愤恨，再加上其偏向农业的治国理念，朱元璋不仅给江浙两省施以重税，而且还厉行了“片板不得下海”的海禁政策。这让素来以外贸商业为生的江浙百姓立即陷入了贫困之中，而到了嘉靖年间，由于明朝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的需求进一步扩大，因此，江浙沿海的居民就开始铤而走险出海走私。其中胆大的，更是如王直那样，成为称霸一方的大海盗。
▲明军出征抗倭寇 明军前部剑盾手和长矛手
▲明军出征抗倭寇 明军士兵的装备头巾 + 紫花布甲
沿海居民落草为寇是为了谋生，而想让他们谋生就必须开放海禁。这一点，当时的很多有识之士都清楚认识到了这一点。
比如当时对倭寇素有研究的学者唐枢就写信给胡宗宪：“商道不通，商人失其生理，于是转而为盗。”
另一个学者谢杰则说的更为明了透彻：“倭夷之蠢蠢者，自昔鄙之曰奴，其为中国患，皆潮、漳、宁绍人主之也；寇与商同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谢杰明白的指出，所谓的倭寇大部分都是江浙沿海的商人，如果海禁较松他们就是商人，如果海禁过严就转为倭寇，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明朝已经过时的海禁政策。
虽然有如此多的有识之士为明朝政府献言献计，但是明朝依然丧失了开放海禁的最好时机，当时大海盗王直主动向政府示好，提出了“开港通市”的建议，王直主张明朝废除海禁，使海上私人贸易合法化，这样，沿海的商人们因为有了合法渠道而不必落草为寇，朝廷也能靠收取关税而增加收入。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阻挠和遵守祖制的惯性，朝廷依然命令胡宗宪将其斩首示众，王直的死不但没有平息倭患，反而让倭乱更加猖獗，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朝廷的背信弃义，再也不会有海盗会轻信朝廷了，这无疑使朝廷剿灭倭寇的行动更为艰难。
▲明军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战
▲明军出征抗倭寇 水上激战
最后，经过了长达8年的拉锯战后，明朝终于决定开放福建月港作为试点地区进行通商。由于有了合法的通商渠道，倭乱很快就平息了，那些没有了明朝人支持的真倭也很快被俞大猷、戚继光等人迅速剿灭。倭乱平息的核心原因，并不是戚继光将军的英勇善战，而是朝廷顺应时势的开关政策，既然能够合法的赚钱谋生，又有谁会去做犯法的事，落得千古骂名呢？宜疏不宜堵，永远是治国安邦的至理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