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远黄铜五金定制加工收费，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
“乌台诗案”就是北宋年间一场罕见的文字狱，因为牵连到苏轼、苏辙、黄庭坚、司马光等著名人物而被人熟知。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以文立国、厚待士大夫的国策，所以北宋前期的政治氛围非常和谐的，官员批评君王，书生议论国政属于常态，“乌台诗案”中给苏轼定的罪名就有些牵强附会了。“乌台诗案”的爆发可以说是北宋政治氛围从和谐到激烈对抗这种变化的突出体现，目的完全是为了争权夺利。
公元960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依靠手中的军权篡夺了后周柴氏的江山。一方面是为了抑制武将干政；另一方面是自己得位不正，需要拉拢士大夫阶层，因此赵匡胤定下了文人统治，厚待士大夫的国策。因为宋太祖赵匡打下的基础，整个北宋的政治氛围比较和谐，没有出现其他朝代皇帝动辄杀戮朝臣的情况，皇帝在讨厌一个大臣，大臣的批评皇帝也得听着，官员的生命安全有了保障自然敢说话、敢议论朝政。
而且这种开明的政治氛围也使得北宋官员之间的矛盾基本集中在公事，没什么私仇，政治斗争并不激烈，即使有大臣因为什么事情遭到处罚、贬谪，过段时间还有复起的可能。比如宋仁宗年间的名臣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都有过因为朝堂争论离开中枢的经历，大不了去地方任职等待复起罢了；以廉洁公正、不畏权贵著称的包拯当官的时候得罪了多少皇亲国戚，换一个朝代早死了。但是这种政治氛围从王安石变法开始就慢慢消失了。
1067年，年轻的宋神宗赵顼继位，他是一位很有抱负的君主，为了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困局，启用久负盛名的王安石主持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凡是变法都会动荡朝局、影响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当时朝中的大多数大臣或出于公心，或为了私利纷纷反对变法，像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人都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为“旧党”。
虽然变法遭到皇亲国戚、朝中大臣等一大批人的反对，但是宋神宗赵顼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决心不会轻易动摇，为了改变王安石在朝中孤立无援的局面，推动变法的进行，宋神宗打破北宋原有的政治生态和规则，以君权的力量将大批“旧党”清出朝堂，破格提拔了一批支持变法的人入朝当职，这就是“新党”。
“旧党”觉得“新党”年轻识浅、不堪大用，“新党”觉得“旧党”顽固不化、因循守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再加上有很多投机分子浑水摸鱼，慢慢的“旧党”和“新党”的辩论就从政见不同变成了人身攻击、争权夺利、排除异己，这样一来栽赃陷害、造谣生事等下作手段自然就有人使出来了。
再说回“乌台诗案”的主角苏轼，苏轼属于年少得志之人，二十二岁第一次进京赶考就榜上有名，文章受到文坛领袖欧阳修的赞许而名扬天下；入朝做官后，苏轼也是政绩斐然，“三年京察”为“百年第一”，按理来说苏轼应该是仕途顺畅、官运亨通的人，可惜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命运坎坷。
苏轼本人并不反对变法，但是反对以偏概全、急躁的去推动变法，再加上“新党”中确实充斥了大量为升官发财才支持变法的奸佞小人，因此1071年苏轼上书谈论新法的弊病得罪了“新党”被赶出京城。从1071年到1079年，苏轼受到打压一直在地方任职，但苏轼毫不气馁，一方面结合当地情况革新除弊，因法便民，用自己的方式试行变法；另一方面不断写文章、上书指出“新党”变法中出现的问题，王安石两次罢相也证明苏轼的言论是有道理的。
王安石罢相后，宋神宗不甘心变法失败，亲自上阵主持新一轮变法，史称“元丰改制”，这也是“乌台诗案”爆发的时候。
北宋当时反对变法的人很多，为什么苏轼就摊上“乌台诗案”了呢？苏轼在当时虽然仕途不顺，但是他已经是文坛领袖，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引起读书人的热议和追捧，他对于变法以及“新党”部分官员的抨击让这些人如芒在背，这些人一直想找机会收拾苏轼。随着王安石的退隐，以及宋神宗为了推行新法而日趋强硬的手段，“新党”中的部分人趁机炮制出了“乌台诗案”。1079年，苏轼调任湖州，给宋神宗写了一篇例行公事的公文《湖州谢上表》，在这篇公文中苏轼不改书生本色，用隐晦的手法又批评了新法，一下子就被人抓住了把柄。
先是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挑《湖州谢上表》中的问题，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然后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又从苏轼的《山村五绝》、《八月十五日看潮》、《戏子由》等诗作中挑错，曲解附会说苏轼讥谤宋神宗；再之后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先后上书数落苏轼的“罪行”，请求宋神宗严办苏轼，事情一下就闹大了，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的罪名被传唤进京。
苏轼在御史台受审，坦承了哪些诗作抨击了哪些变法措施，御史中丞李定上报宋神宗的时候就说“苏轼承认了全部罪名”，宋神宗大怒让严加审查看有没有其他涉案人员。御史台四处搜罗苏轼写给朋友的诗词一百多首，苏轼的朋友黄庭坚、王诜、司马光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新党”人士李定、舒亶、王珪等人上奏宋神宗非要置苏轼于死地不可。但因为宋太祖赵匡胤定下的善待士大夫的国策，再加上朝中元老、皇亲国戚、甚至于王安石等人为苏轼求情，最终宋神宗没有杀苏轼，将其贬谪到黄州。
“乌台诗案”既是苏轼人生的转折点，更是北宋政坛的转折点。于苏轼来说，经过这次打击他有些心灰意冷，远离朝政，写的诗文也不再谈论时政、抨击官员，转而畅谈人生哲理。于北宋政坛来说，苏轼差点身死的经历激化了“新党”和“旧党”之间的矛盾，不论是哪一方掌权都不论缘由的排斥异己，恨不得将对方斩尽杀绝，新旧党争不断，使得朝纲不振、北宋国力每况愈下终至亡国。
广西有哪些未解之谜？
封中王国（上）| 为了pj地图上“封中”二字，引发考古学者们众说纷纭！
2018-03-10 世界长寿市广西贺州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震惊考古界的千年女尸和中国现存最早的三幅锦帛地图。其中地形图上标注有封中两字，这代表了什么信息呢？贺江流域连续出土了虎钮金印、方形玉印、左夫人玉印一批汉代珍贵文物，它们与封中有着怎样的联系？
三幅锦帛地图，分别是地形图、驻军图和城邑图。复原后的地形图上有一处极为特殊的标注“封中”，它引起了考古学家的注意，因为封中是地形图上南岭以南唯一有文字注记的地方。
地图上标注的封中具体位置在哪里呢？这个谜团引起了国内许多考古专家的关注。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他认为地图上的封中应是贺江流域中游。
贺江中游这一地域基本上与地形图上的标注相吻合，特别是驻军图上的上福里。其河流和山脉走向均与贺江中游（原）贺县桂岭公社的地形地貌极其吻合。他认为封中不是一个具体地名，而是指封水流域的中游。如同汉中、蜀中一样，代表着一个地域。
著名地理学家张修桂先生也认为封中是封阳、中宿两县之缩写。封阳县治所在贺州市八步区铺门镇，中宿县治所在今天清远县境内。
还有的学者认为封中是当时南越国的一个郡县名。
就在专家学者们为封中各执一词之时，上个世纪70年代地处贺江中游贺县信都片区，连续出土的文物逐渐剥开了封中的神秘面纱。
1976年6月，贺县信都片区群众无意中挖到一座古墓。经过两个多月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先后发掘了9座土坑墓。出土了陶器铜器等一批文物200多件。根据出土文物可以认定这些墓葬的时代是西汉早期。
其中一座编号为四的古墓上面虽然没有封土堆，但出土的文物却最为丰富。四号大墓出土了刻有如心字样的虎钮方形金印一枚、刻有须甲字样的方形青色玉印一枚、长中短青铜剑各一件、海马形玉龙一件、玛瑙串一串、铜镜一面还有一些陶制器皿和一些陶制猪鸡牛羊等小动物。
定名为五号墓中的墓葬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枚刻有王行印的陶封泥和一些陶器。
四号大墓出土的文物造型用材十分高档。这些墓的主人有着怎样的身份，文物考古专家有着不同的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四号墓主应该不是一座王级的墓葬，而只是一座等级相对较低的贵族墓葬。
另一种意见应该是一位王侯级别的人物，根据汉朝的制度，墓葬规模长。
关于出土的王行印封泥专家们也有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五号墓葬规制小，出土的王行印封泥应该是墓主的私人印章封泥，证明墓主名叫王行。
也有少数人认为墓主人不应叫王行，因为不可能自己的东西盖上自己的印章然后存在自己墓室中，封泥应是在加盖印章后邮寄出去的，因此是一位王曾经用自己的行印征召过墓主。墓主人认为封泥是王对自己的恩宠，因此去世后把它带入墓中说明封泥的主人是一位王。
为了收集到更多的历史信息，拓宽思路，大家把思路与1964年在信都盆地发现的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城遗址联系在一起，古城附近必有古墓。考古人员到古城遗址附近展开野外考古调查，竟发现了大批古墓群，经确认的封土堆多达近千座，特别是一座高大封土堆，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如今一座有着更高大封土堆的古墓，又会给大家揭示怎样的谜底？敬请留意下周的文章
封中王国（下）▏古城重出迷雾，露出昔日王都的霸气！
上期封中王国（上）| 为了pj地图上“封中”二字，引发考古学者们众说纷纭！中介绍信都盆地发现了宏大的古城遗址和出土了高规格的金印、玉印、玛瑙等珍贵文物，说明信都盆地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如今一座有着更高大的封土古墓被发现，又将会给大家揭示怎样的谜底呐？
1979年12月，村民在一座山坡上取土建房，这座山坡正是1976年蓝日勇等考古人员发现的那座古墓的封土堆，而开荒取土直接危及大墓的安全。 1980年6月，广西区博物馆再次派蓝日勇等人奔赴贺县，主持大墓的抢救发掘。
经过一个月的清理，大墓终于露出它的神秘面纱，被定名为“金中一号”大墓。该墓中幸存的文物共1241件，多为陶器并有少量玉器，其中东棺出土的“左夫人印”和两件“左”字印的陶罐，西棺出土了一把残缺的铁剑和一枚方形龟钮铜印及两件“右"字印的陶罐为我们后期的考察起了很大的作用。
铁剑和方形龟钮铜印是墓主人生前代表权力的重要信物，根据汉代礼制，考古的专家根据“左夫人印”和方形龟钮铜印等文物断定，该大墓是一座西汉早期的王侯级别墓葬，是目前广西第一座有确切文物佐证的汉代王侯级别夫妻合葬墓。
原广西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蓝日勇表示：从经验来看，这个封土堆是一个很大的墓葬，认为根据“夫人印”能确定到这个墓主人的身份规格是很高的。”
1983年6月，广州象岗山工人在施工时，挖到了南越国第二代君王赵眜的陵墓，墓中出土了“文帝行玺”龙钮金印、螭虎钮“帝印”金印、“泰子”龟钮金印、“赵眜”玉印、四枚“夫人”印等文物1000余件。
其中的四枚“夫人”印分别为“右夫人玺”龟钮金印、“左夫人印”龟钮印、“泰夫人印”和“部夫人印”龟钮金铜印，南越王赵眜墓中出土的“左夫人印”龟钮玉印形制与贺州“金钟一号”大墓出土的“左夫人印”材质和规制极其相似，南越国大墓出土的海马形玉龙、铁剑等文物也与之前贺州出土的玉器和铁剑等文物惊人相似。
赵胜信印的发现：2004年12月，信都片区修建水电站，准备在一座山岭上取土，贺州市文物部门在对取土地进行的考古勘测中，又发现了另外一座汉墓。
贺州市封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顾世南：“当时，市里要进行文物考古，清理这一片地方，看看是否还有什么文物古迹，于是就挖出了“赵胜之（信）印”这件文物。” 关于这枚方形龟钮“赵胜信印”，考古人员也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其说法一为：墓葬的规制比较小，汉代早期对民间的私人印章规制没有非常严格，因此这枚印章应该是一名叫赵胜的私人印章。
说法二则是：信印是古代帝王和侯王“六印”中的其中之一，信印用于发兵或祭祀。墓葬规格虽小，但出土的铁剑属于珍贵的兵器，是权力的象征。而“赵胜信印”是方形龟钮铜印，与“金钟一号”大墓出土的龟钮铜印材料和形制相同。
贺州市封阳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温文杰：信都盆地所在的位置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形图》上标注的“封中”极其吻合。说明信都盆地在汉代曾是南越国的边陲重镇和贺江流域的政治中心，是一座诸侯王国的国都，南越王曾将其王室成员或功臣分封到此地为诸侯王。
原广西博物馆副馆长 研究馆员蓝日勇认为：“封中”可以当做一个封中的王国名字来理解，因为赵佗是分封为地方王，像西域王这样的。和平统一是历史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南越国延续了93年之后，于汉武帝元鼎六年纳入了西汉王朝的版图。并设置了封阳县，其后延续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直到两千多年之后，人们在不经意间掀起了它神秘面纱的一角，古城才又穿越重出迷雾，重新露出昔日王都的霸气。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地形图》上标注的“封中”是封阳古城的王国名称吗？还有多少人分封到封阳古城为王？他们有着怎样的身世和传奇故事。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或许有一天，这些尘封的历史谜团将得以一一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