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优质黄铜管深加工企业，有什么关于云南的冷知识？
关于云南的21个冷知识。当然，还有更多，欢迎补充。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聂耳是云南人，他只活了23岁。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字子义（亦作紫艺），汉族，云南玉溪人。中国共产党员，人民音乐家，中国新音乐的创始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音乐先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作曲者。1935年7月17日在日本国藤泽市海滨游泳时溺水而卒，时年23岁。
2、七下西洋的郑和是云南人。郑和(1371—1433)，出生于今云南省晋宁县昆阳镇和代村，回族，原名马三保。洪武十三年(1381)冬，明军进攻云南。10岁的马和被掳入明营，受宫成为宦官，后进入朱棣的燕王府，在靖难之变中立功。后明成祖朱棣赐马和郑姓，任为内官监太监。1405~1433年，郑和率船队七下西洋。宣德八年(1433)62岁的郑和于最后一次从西洋归国途中，在古里(今印度卡利卡特)病逝。船队回国后，宣宗赐葬南京牛首山南麓。
3、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多的省是云南省云南是中国民族种类最多的省份，除汉族以外，人口在6000人以上的世居少数民族有彝族、哈尼族、白族、傣族、壮族、苗族、回族、傈僳族等25个。其中（按人口数多少为序），哈尼族、白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景颇族、布朗族、普米族、阿昌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共15个民族为云南特有，人口数均占全国该民族总人口的80%以上。
4、云南省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彝族云南彝族人口超过500万，比整个西藏自治区总人口还多。
5、云南省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独龙族云南独龙族人口约6300人，相当于大城市的一个小型居民小区。
6、云南省最大的侨乡——保山市据统计，云南籍海外侨胞超过250万人，分布在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泰国北部地区，约有30万云南籍侨胞。保山籍的海外华侨、华人有50.41万人，分布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90%居住在缅甸和泰国。
7、云南省最早的民族自治州——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1955年6月，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改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是云南省最早的民族自治州。
8、全国最大、亚洲最大的花卉交易市场——昆明斗南斗南花卉市场，全国最大！亚洲最大！2021年斗南花市鲜切花交易量达102.57亿枝，花卉交易总额达112.44亿元。
9、中国创建最早的青铜器博物馆——江川青铜器博物馆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位于昆明以南，江川县境内，1994年秋建成开馆，里面陈列着七十年代出土并轰动世界的“牛虎铜案”等珍贵文物，还能承担修复、整理和复制文物的任务，是全国第一个功能较齐全的青铜器专业博物馆。
10、中国最大的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云南民族博物馆与滇池边的云南民族村相邻，距昆明市区约9公里。这是云南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最集中的收藏于展示场所，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民族博物馆。这里展出的各类展品达万余件，分《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形态――改革与发展》、《云南少数民族生态产业》、《云南少数民族纺织工艺和服饰艺术》、《云南少数民族民间美术》、《云南少数民族节庆乐舞》、《云南少数民族手工艺品》、《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文献》和《奇石珍宝》等8个专题，在16个展厅里展出，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观赏价值。
11、中国最大的乡级图书馆——和顺图书馆和顺图书馆，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被誉为“文化之津”。部分馆藏现仍可对外借阅。馆内藏书丰富，分为古籍、民国、现代三个书库，尤以古籍为贵。迄今有藏书7万多册，古籍、珍本1万多册，里面有胡适、熊庆来、廖承志、李石曾等诸多文化大家的题字。分藏古籍、民国、现代三个书库，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就诞生在这里。
12、中国最古老的少数民族象形文字——东巴文云南省的纳西族曾使用的象形表意文字。东巴经师以此文字写经，故名。创制于公元7世纪或11世纪。约有一千字。字序从左至右，自上而下，服从图画需要，用大量字组表达文意。
13、云南省最古老的音乐——纳西古乐据考证，纳西古乐源于唐、宋、元时期中原的词牌、曲牌音乐、道教科仪音乐、洞经音乐和皇经音乐，相传为宋乐， 保留下来的只有来源于词牌、曲牌和洞经音乐的那部分。传闻原有汉语经文配唱，传到纳西族民间后， 逐渐变为单纯的乐曲。整个乐曲分为"神州"和"华通"两个大调，并根据不同内容分为五十多个小调。经常演奏的有："清河老人"，"小白梅"，"水龙吟"，"山坡羊"，"万年欢"，"吉祥"，"八卦"，"步步骄"，"到春来"，"到夏来"，"到秋来"，"到冬来"，"浪淘沙"，"十供养"等二十多个小调。由于这套乐曲长期在纳西族地区广泛演奏，在流传中逐步融合了纳西族的审美情调和独有的乐器，因此被称为纳西古乐。
14、世界最著名的喀斯特景观之一——石林约3亿年前，昆明市石林风景区是一片汪洋泽国，经过漫长的地质演变，终于形成了极为珍贵的地质遗迹，涵盖了地球上众多的喀斯特地貌类型。
早在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 路南知州汪良就将石林芝云洞辟为览胜景点并立了芝云洞碑。
14、亚洲最壮观的溶洞——燕子洞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建水燕子洞，位于建水县城东22公里的群山峡谷中，距省会昆明220公里，全线有高速公路通达。以百万只大白腰雨燕巢居洞内，并盛产滋补佳品燕窝而得名。燕子洞以“古洞奇观、春燕云集、摩岩石刻、钟乳悬匾、采燕窝绝技”等独特的景观著称于世。景区占地18.85公顷。整个旅游区由自然林地、旱洞宗教文化区、水洞组成。旱洞以摩岩石刻、绝壁长廊、春燕云集等独特的人文景观著称；水洞以丰富的岩溶景观著称。
15、世界第一高山茶花树——巍宝山“桂叶银红”古山茶在南诏国发祥地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有一道绝美的风景，那就是巍宝山百年古山茶。“群芳丛里占鳌头，独隐深山度春秋”。
山茶位居云南八大名花之首。而在巍山，那些藏匿在大山深处的古山茶，更是这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里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其中巍宝山乡茶克塘村的“玉带紫袍”，五印乡岩子脚村的“金蕊蝶翅”，青华乡民胜村的“平瓣独心大理茶”，树龄都在百年以上，印证着巍山栽培山茶的古老历史。特别是巍宝山古山茶，树龄300多年，高17.5米，胸径36厘米，基径39厘米。据国际茶花学会总裁格力高力·戴维斯先生等专家鉴定，这株古山茶当属世界上最高的茶花树。
这株生长在巍宝山灵官殿内的山茶树，是明代晚期由道人种植在花台内的，品种为狮子头，俗名九心十八瓣。据民国初年《蒙化志稿》记载，这株茶花“大可合抱，高三四丈，花时蓓蕾，艳丽异常”。在300多年后的今天，它并没有因为孤寂而自暴自弃，而是一直顽强地生长着，因此树高耸过屋，又紧挨大殿，盛花时满树红花，照红殿宇，因此又称“照殿红”。高大的古茶树与雄伟的建筑相辉映，构成古朴的“和谐之美”。
16、中国最大的铜铸殿——金殿昆明金殿名胜区，因大殿用黄铜铸成，阳光照耀下，光芒四射，映得翠谷幽林金光灿烂，故而得名，又称为铜瓦寺。名声显赫的金殿属于道教太和宫的一部分，始建于明代（1602年），是中国四大铜殿之一，且保存最完好。康熙十年（公元1671年）平西王吴三桂重新修葺，历史悠久。金殿自然风光优美，小径穿林而过，苍翠树木遮天蔽日，偶有鸟鸣，深得道家文化之精粹。
17、中国对联最多的公园——玉溪通海秀山公园通海秀山公园，位于云南玉溪市通海县城南隅，是玉溪地区重要风景区之一。
峰顶海拔 2060 米 ，垂直高度近200米 ，辖区面积7.6平方公里，游览面积155万平方米，建筑面积5万余平方米。其内遍悬历代名人墨客题写的匾、联、碑、刻共250余块，被誉为“匾山联海”。
通海秀山在明朝时曾与昆明金马山、碧鸡山，大理的苍山共称云南四大名山，素有“秀甲滇南”的美誉。有三元宫、普光寺、玉皇阁、清凉台、万寿宫、斗天阁、涌金寺、白龙寺等古建筑群。
18、世界最古老的铜鼓——万家坝铜鼓万家坝铜鼓比晋宁石寨山等地出土的铜鼓型制更为原始，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古老的铜鼓。楚雄州的牟定、禄丰等县，都出土过万家坝型的铜鼓。
19、中国最大的铁柱——南诏铁柱南诏铁柱，位于云南弥渡县城，西北6千米太花乡庙前村（古称铁柱邑）原铁柱庙内。铁柱庙，史称铁柱宫或铁柱观，由山门、前院、后院三部分组成，占地5541平方米，建筑面积1542平方米。铁柱立于前院正殿中央。南诏铁柱俗称天尊柱，柱体为圆柱形，通高3.3米，直径32.7厘米，铁质，重2069千克。柱身分5节浇铸，柱身题记：“维建极十三年岁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建立”22字，外刻单凸线边框。
20、中国最早的铜棺——石头山铜棺1964年3月，在祥云县大波那村的石头山发掘出土了一座木椁铜棺及大量的随葬青铜文物，经过当时的认真清理、测量、鉴定和各种分析收集，后来又不断地进行分析、研究、鉴定、检验、论证和科学测定，证明大波那木椁铜棺墓是战国时期的墓葬群之一，铸造年代距今约2350年，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铜棺。铜棺在地下沉寂了二千多年后，于l964年重现人间，成为国家一级国宝文物，珍存入国家博物馆中，向世人展示大波那的历史功勋。
21、中国最早的古人类牙齿化石——元谋人之齿元谋人牙齿化石是1965年“五一”节在云南元谋县上那蚌村发现的，元谋县被誉为“元谋人的故乡”。1976年根据古地磁学方法测定，生活年代约为一百七十万年前左右，差距最多不超过前后十万年(也有学者认为其年代不应超过73万年，即可能为距今60万至50万年或更晚一些）。
元谋人之齿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牙齿化石。
铜元十大珍品是哪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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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铜元史，一般认为自光绪二十六年（1900）两广总督李鸿章奏准在广东创铸始，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统治宣告结束止，历时五十年。五十年中生产的铜元数量极其巨大，版式极为复杂，其中不乏珍贵的品种。
过去的钱币界对于中国铜元中享有盛名的大珍品，曾有“十大金刚”的说法，它们分别为：“安徽方孔十文”、“江南甲辰二十文”、“吉林辛丑二十个（币中的“个”字为繁体）”、“奉天中花十文”、“四川光绪当三十”、“广西光绪十文”、“江西辛亥大汉”、“安徽九星十文”、“袁像大面型十文”、“哈尔滨兵舰壹分”。其实，“十大金刚”的说法，是有欠妥当的。且不论上列十枚铜元是否能构成中国铜元的前十名，即将有同等稀见度的其它铜元再搞它几个“十大金刚”也难以囊括。不过，上述十种铜元毕竟是著名的珍品，本文兹简要介绍如下：
一、安徽方孔十文铜元
安徽方孔十文铜元，仅见红铜质。币面中央凿一方孔，孔外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安徽省造”，下缘铸“每元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满文“宝皖”；背面方孔外为龙图（俗称“立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安徽”，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梅花星”。
安徽省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在安庆银元局内开铸铜元。安徽方孔十文铜元系安徽铜元中的初铸品。这枚铜元的铸造情况，在现存档案中尚未见到明确记载。不过，根据它存世极稀及制作精美的特点，人们便将其定为试铸样币。它之所以未被发行，很可能是因为中间凿有方孔，制造时容易损坏机器和颇费工时的缘故。这一点，在直隶总督李鸿章《机铸制钱亏损工本无法筹补》的奏折中，可以获得间接证明。其奏略云：“查阅造成制钱，字画轮廓均尚清楚，惟机器时有损坏，极费工力。缘西洋造钱，系属平面，中无方孔，压成较易。今以西洋机器造中国钱式，须另添打眼挺杆，由钱模正中穿透，始能撞出钱孔。地位殊窄，撞力过大，挺杆上下与钱模互相磨触，最易伤损。每日每座机器，模撞修换数次及十数次不等。人工既费，成数亦少”（《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下册，567页）。
安徽方孔十文铜元的存世数量共约十枚左右。这种稀少程度，虽不能说是名列榜首，但由于它形制特殊，令人瞩目。
二、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
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黄铜质。正面中央铸满文“宝宁”，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江南省造”及干支纪年“甲辰”，下缘铸“每元当制钱二十文”；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飞龙”，外环铸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江南”，下缘铸英文纪值“二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
据资料记载，江南省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在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西厂开铸铜元。翌年，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东厂也开始铸造。光绪二十九年（1903）又建一厂，名为江南铸造银元制钱总局中厂，增铸铜元。次年七月，复于扬州设一分局，鼓铸铜元。同时，还就上海制造局内附铸铜元。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并扬州、上海两局，将机器移至江宁（今南京市）另建一厂，于第二年竣工，名为江宁户部造币厂。上列各厂所铸造的铜元，币面上缘均铸“江南省造”。因此很难准确断定江南甲辰二十文为何厂所铸。不过此币干支纪年文字为“甲辰”，表明它是光绪三十年（1904）所铸。这样就排除了甲辰年以后建立的造币厂铸造此币的可能性。
江南甲辰二十文铜元，存世仅见两枚。其中一枚藏于上海博物馆，由钱币收藏家孙鼎先生捐赠。另一枚为中国铜元专家邬德华先生（法国人）收藏，归国时携往巴黎。
三、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
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仅见红铜质。正面中央为一盆栽万年青图案，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吉林省造”，下缘铸“制钱二十个”，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辛丑”；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坐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吉林”，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2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纪地、纪值文字外均有装饰性线框及花星），左右两侧铸满文“清国”，意即“大清国”。
此币面背图案设计，基本仿照吉林光绪银币。在中国铜元中，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是别开生面的名品之一。首先，在图案设计上，此币可谓是标新立异之作。中国铜元的图案，从没有在正面铸万年青图案的，更没有在英文字外饰以线框的。其次，此币面值为二十文，但它的直径和重量仅与五文铜元相等。按常例，二十文铜元的直径为3.2厘米，而此枚铜元的直径仅有2.3厘米。
这枚铜元的铸造情况，由于没有直接有关的史料，所以人们只能依据它的特点，推测它为试铸小样币。
据记载，吉林省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将原吉林机器官局改建为银元局，铸造光绪元宝银元。光绪二十八年（1902），又于银元局内开铸铜元。此币币面干支纪年为“辛丑”，即光绪二十七年（1901）。这也许说明了它是吉林省在正式铸发铜元的前一年所铸造的试样。
吉林辛丑二十个铜元，据知仅有两枚存世。其中，一枚曾为已故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所有，据悉后由陈氏转给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另一枚为已故钱币专家骆泽民先生所有，现由其长子骆骏生先生珍藏。 四、奉天中花十文铜元
奉天中花十文铜元，正面中央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奉天省造”，下缘铸“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满文“宝奉”；背面中间为龙图，上缘铸英文纪地“奉天省”，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长花星”。根据背面龙纹不同，可分“立龙”（图1）和“坐龙”（图2）两种版别，均为红铜质。
此币的铸造详情，尚未发现直接的记载。笔者认为，它很可能是一枚初期试铸币。首先，此类铜元存世极为稀罕，这是试铸币的共性。其次，从传世实物来看，奉天省所铸的铜元，均铸有干支纪年，这可以认为是奉天省铸造铜元的一种定式。而这枚“中花铜元”却未铸干支纪年文字，也许可以解释为它是定式尚未形成之前的铸品。
据史料记载，奉天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建立造币厂，铸造光绪元宝铜元。另据传世实物来看，在奉天省铜元中，干支纪年最早的是癸卯。这一年是奉天造币厂落成的一年。如果前面把奉天中花十文铜元定为初期试铸币的推断是合理的话，那么，它的铸年应与奉天癸卯纪年铜元相同，而试铸时间当更早些。换句话说，它是奉天省最早铸造的铜元。
奉天中花十文银元，无论是“立龙”版还是“坐龙”版，存世均极稀见。以所见而言，传世各为两枚。上海博物馆和已故钱币专家张璜先生分别藏有一枚“立龙”。马定祥先生和法国籍人邬德华先生各藏有一枚“坐龙”。
五、四川光绪当三十铜元
四川光绪当三十铜元，按背面龙图不同，可分“立龙”（1）版和“飞龙”（2）版两种。“立龙”版者，正面中央铸一花星，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四川省造”，下缘铸“当三十”，左右两侧铸满文“宝源”；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立龙”，上缘铸英文纪地“四川”，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3 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十字星”。“飞龙”版者，正面与“立龙”版同；背面中间铸龙图，俗称“飞龙”，外环珠圈一道，上缘铸英文纪地“四川”，下缘铸纪值文字，分别为阿拉伯数字“30”及英文货币单位“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
四川省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在省城（成都）机器局附设成都银元局内开铸铜元。次年，又兴建铜币厂，专铸铜元。四川省铸造的铜元，按币面上缘所铸的纪地文字，可分“四川官局造”和“四川省造”两大体系。四川当三十铜元属于后者。由于四川省的造币机构有增设和归并的情况，且缺乏记载较详的文献资料，所以，题名为“四川省造”的这类铜元铸于何厂、何时，目前尚难判定。按照传统的先后排列法，此类币历来被置于“四川官局造”铜元之后。虽然前人对此种排列没有作过什么说明，但看来这还是合理的。因此笔者认为这枚当三十铜元，其具体的铸造年代当在光绪三十年（1904）。
四川当三十铜元，是未被获准发行的试铸币。未被获准铸发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当三十的币值不符合户部关于铜元铸造的规定。中国的铜元，在初创阶段，各省是各自为政的，成色、图案参差繁杂，币制十分紊乱。清政府曾不断对币制进行整顿，力图划一。虽然收效不大，但还是显现了渐趋统一的趋势。四川当三十铜元铸于光绪三十年间，已处于“光绪元宝”铜元的后期阶段。根据户部的要求，当时各省铸造铜元，须援引广东成法，成色、图案及面值以广东省铜元为标准。广东省铜元的币值分别为二十文、十文、五文三等。显然，四川当三十铜元的铸造是不符合这一标准的。 四川当三十铜元“立龙”版和“飞龙”版各有红铜和黄铜两种，均极稀贵。红铜“立龙”版者仅见两枚，红铜“飞龙”版者共见四枚，黄铜“立龙”和“飞龙”版者各见两枚存世。据悉，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全套，系已故钱币收藏家罗伯昭先生捐献。上海博物馆藏有红铜“立龙”和“飞龙”版各一枚，前者为已故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捐赠；后者为罗伯昭先生捐献。
六、广西光绪十文铜元
广西光绪十文铜元，红铜质。正面中央铸满文“宝桂”，外环铸“光绪元宝”及珠圈，上缘铸“广西省造”下缘铸“每元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梅花星”；背面中间为龙图，俗称“飞龙”，外环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广西”，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造一“梅花星”。
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广西巡抚李经羲奏准在广西筹建铜元局。但是，由于当时正值铜元泛滥，民间折价使用，十文铜元减至八折、七折不等。各省为维护本省利益，往往禁止它省铜元流通，致使一国之币不能畅行一国之内。且各省铜元，成色参差，形制各异，币制紊乱。为整顿币制，清政府颁布“整顿圜法章程”，限制各省铸额，确定铜元成色、形制，令天津户部造币总厂铸造名为“大清铜币”的新式铜元，并由户部将新币祖模颁发各省，仿效铸造。原有旧币一律停铸，以期划一。接着，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对全国的造币厂进行裁撤归并。其中，广西并归广东为一厂。因而，广西铜元局未及开机铸造便被裁撤。传世的广西光绪十文铜元，并非广西省所铸。旧传其为广东造币厂代铸试样，因无史料，尚待考证。
广西光绪十文铜元的存世数量，估计约有五枚左右。其中流传有序的共四枚。中国铜元专家邬德华先生藏有一枚。侨居上海的德国籍铜币收藏家汉南先生藏有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德侨迁返，汉南先生将其中国铜元藏品悉数转归张璜先生，其中包括这枚广西光绪十文铜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一枚，据传系已故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转让。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枚，系上海某机关单位移交。
七、江西辛亥大汉铜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全国革命党人闻风响应。江西的革命党人于10月下旬分别在九江和南昌发动起义。江西辛亥大汉铜币便是在这场暴风骤雨般的大革命中诞生的。
此币质为红铜，正面中央铸一阴文“赣”字，外环铸“大汉铜币”及珠圈，上缘铸“江西省造”，下缘铸“当制钱十文”，左右两侧铸干支纪年“辛亥”；背面的基本图案为十八星图，在十八星图的正中，铸有一极小的太极图，外饰以珠圈一道，在十八星图外的地张上，衬以细密的网纹。这是全国最早体现革命政权建立的铸币。
江西辛亥大汉铜币为南昌造币厂铸发。由于此币铸时甚短，铸额有限，故传世极少。至今所见不过五枚。按发现的先后时序，它们的收藏情况为；第一枚为邬德华先生收藏；第二枚为张璜先生收藏，现在香港；第三枚为已故钱币收藏家张叔驯先生收藏，今归何处不详；第四枚为已故钱币商王守谦先生收藏，现归何处亦已不明；第五枚曾由马定祥先生珍藏多年，后转让给他人，几经周转，终为著名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收藏，六十年代初，李伟先先生将其藏品悉数捐献给上海博物馆，其中包括这枚江西辛亥大汉铜币。
八、安徽九星十文铜元
在对安徽九星十文铜元作介绍之前，首先应说明，此币在命名上有所欠妥。所谓“九星”实为“十八星”之误。十八星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的军旗图案，由于“安徽九星十文铜元”之名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沿用该名。
此币正面中央铸一花星，俗称“六瓣星”，外环铸“安徽铜币”及珠圈，上缘铸“中华民国”，下缘铸“开国纪念”，左右两侧铸纪值文字“当十”；背面中间为十八星图，外环珠圈，上缘铸英文纪地“安徽”，下缘铸英文纪值“十文”，左右两侧各铸一花星，俗称“六角星”。
安徽九星十文铜元的铸造情况，史料失载，但是，从一些间接线索和资料上，还是能够找出一些相关信息来的。首先，根据币面所铸的“开国纪念’四字来看，此币当为民国元年（1912）铸造。其次，它的铸地并不是安徽省。据史料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清政府对全国的造币厂进行裁撤归并。其中，安徽省造币厂归并于江宁（今南京）户部造币分厂。民国期间，安徽省也未重建造币厂。因此，安徽省铸造此币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另外，根据实物资料来看，使用类似图案设计的尚有江西和湖南两省。按地理分布来看，湖南省与安徽省距离较远，而江西省与安徽省接壤，所属南昌造币厂和九江造币厂与安徽省非常接近，且此类图案设计又是江西省首创。因此，将安徽九星铜元定为江西省代铸，也许是较为合理的。当然，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讨。
安徽九星十文铜元至今仅见一枚，素有“孤品”之称。其发现的时间为三十年代初。最早得到此币的是浙江金华的宋兆松先生。不久，宋氏转让给钱币收藏家蒋伯埙先生。接着，钱币商平玉麟先生和德国籍钱币收藏家汉南先生先后成为此币的得主。约在四十年代中期，汉南先生回国，此币转归张璜先生收藏。
九、袁像大面型十文铜元 1912年3月，封建军阀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天津造币厂根据财政部关于铸造纪念币的规定，铸造了袁像共和纪念十文铜元。按实物，此纪念币可分小面型和大面型两种版别。其中，前者较少，后者极稀。本文介绍的为后者，即袁像大面型十文铜元。
此币正面为穿元帅服的袁世凯半身像，背面中间铸纪值文字“十文”，外饰以嘉禾图案，上缘铸“中华民国”，下缘铸“共和纪念”。
由于此币袁像与小面型相比，显得大而粗糙，故前人定之为初铸之品，名为“初版”，并有根据上述特征而产生的俗称——“大面孔”。此币的质料，以传世实物而言，有红铜质和铅质两种，均为试铸样币，它们的传世数量，据估计，红铜质的有五枚左右，其中，流传有序的有四枚，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法籍钱币收藏家邬德华和中国钱币专家张璜先生各藏有一枚；铅质的仅见两枚，一枚为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枚为马定祥先生收藏。
十、哈尔滨兵舰壹分铜元
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红铜质。正面中央铸国民党党徽图案，外环铸双线连弧形纹饰，上缘铸纪年文字“中华民国十九年”，下缘铸纪值文字“壹分”及两颗五角星；背面铸一兵舰图案及纪地文字“哈尔滨”。
中国钱币以兵舰为图案的，仅见此例。可惜关于这枚铜元的铸造背景，至今未能找到确实的材料。我们只能在现存的实物资料中寻找一点可供印证的线索。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铜元的正面图案，与这枚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十分相似。我们推断这两枚铜元很可能出自同一造币厂。据前人考证，民国十八年东三省一分铜元系辽宁省沈阳造币厂所铸。如果前面的推断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便是民国十九年（1930）沈阳造币厂的出品。至于当时为何以兵舰作为铸币的图案，只能留待今后探索。
哈尔滨兵舰一分铜元，据今所知，仅有两枚存世。一枚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据传系征集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先生；一枚藏于上海博物馆，由钱币收藏家李伟先先生捐献。
（该文转载于《中国钱币》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一个北大一个上海交大？
寒门双胞胎，一个北大一个交大，这说明这两个孩子的个人能力还是不错的。
题目的后半句“寒门真的难出贵子？”是不是简单的认为，“考上了北大交大，就成为了寒门贵子？”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以为上了北大交大，便鲤鱼跃龙门，飞黄腾达起来？
身为校友，父亲是农民工，母亲无业，同样是寒门出身的我只能说：太天真。
纵观中国历史，只有乱世，才有英雄不问出身。太平盛世，寒门永远都是难出贵子。
我们且看2017年中国富豪榜前10位，1许家印 恒大集团 深圳 2马化腾 腾讯 深圳 3马云 阿里巴巴 杭州 4王健林 大连 万达集团 北京 5王卫 顺丰控股 深圳 6杨惠妍 碧桂园 佛山 7何享健 美的集团 佛山 8李彦宏 百度 北京 9丁磊 网易 广州 10李书福 吉利控股 杭州。
这些贵子中没有一个出身寒门，就算是整天自黑没文化的马云，也是8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年代考上大学的，也根本不可能是真正的寒门。
寒门贵子，若要成为其中一员，无非是在政治或者经济领域表现极为出色。
有可能吗？
先看政治领域，公开数据显示，人大十二届工农代表占代表总数13.42%；专业技术人员占代表总数的20.42%；党政领导干部占代表总数的34.88%。现在不是建国后，各行各业需要大量人才的时候。寒门出身，想走政治这条路，难于上青天。
再看经济领域。
201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中国《社会蓝皮书：2014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在毕业两个月之后，接受调查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失业率是17.6%，其中农村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失业率高达30.5%，远远高于城市家庭出身的毕业生。城市家庭出身的普通本科毕业生月薪大概是3505元，比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高出654元。
城市家庭的大学毕业生更容易进入较好的工作单位，城市家庭出生的毕业生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的比例达到47.8%，远高于农村家庭出生的毕业生的31.1%。城市出生的毕业生进入外资企业的比例为14.4%，比农村家庭出生的毕业生2.5%高很多。在工资待遇上，城市家庭出生的毕业生平均月薪达3400元，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毕业生的2800元。
也就是说，无论就业率、进入国企、外资企业的比例，甚至平均月薪，城市家庭出身的人都远高于农村家庭出身的人。
寒门出身，找到一份好工作的几率都小很多，更别说创业了，哪里有资本支持你创业。
最后，是不是因为阶层固化，寒门的孩子就不需要奋斗了呢？
当然不是。
我自己现在是一名口腔医生，双胞胎中的弟弟将来很大概率是一名临床医生，哥哥则很大概率是一名工程师，都属于专业技术人员，凭借自己的技术、智力，完全可以在成为中产阶级。虽然不能成为寒门贵子，最起码提升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为下一代人累积继续提高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