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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黄铜工艺品定制 黄铜有收藏价值吗

2、元末明初军队里就已经普遍使用火器作为武器?清朝后期战争中总是吃亏恰恰是因为对火器的过度依赖。甚至还有人认为清朝是害怕火器技术发展使满人的骑射优势受到威胁,清军在鸦片战争时期是世界上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

安庆黄铜工艺品定制,黄铜有收藏价值吗?

当代的铜制工艺品,有收藏价值的主要也是集中在佛像、香炉、文房用品、塑像等工艺品,但这样的铜制工艺品要选择纯手工制作的独立设计的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也可以选择纯手工的艺术性较高的大师作品。绝对不要购买古玩市场上的没有思想和个性的仿制品,因为单纯的造假就算是过了几百年也是不具备太大的市场价值,而具有当代艺术特征的铜制艺术品过了几百年会具有较高的市场价值。

元末明初军队里就已经普遍使用火器作为武器?

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清朝末期,清军的火器很普及,几乎没有几个人会用弓箭了。

清朝后期战争中总是吃亏恰恰是因为对火器的过度依赖。清军褪化最严重的根本不是火器,而是弓马骑射的肉搏战能力。

很多人认为清朝不重视火器的发展,手持刀枪剑戟,骑马射箭去对抗西洋人的火器,一败涂地,导致战败。

甚至还有人认为清朝是害怕火器技术发展使满人的骑射优势受到威胁,有意抑制火器的发展,使中国的火器技术逐步落后于西方,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

这是以讹传讹的说法。当然,也可能是受影视作品的影响。

但这确实不是事实。

现在就是这种风气,如果不从各方面贬低清朝,就肯定被骂为是满遗。哪怕是毫无根据的胡编乱造,也要政治上保持正确,显得自己很大汉族主义。

这种盲目的狂妄自大倒是很符合晚清精神的。

实际上,清朝对火器是相当痴迷的。弓马骑射,刀剑肉搏才是满族人荒废最快的项目。

清军在鸦片战争时期是世界上火器作战思想最严重的国家,几乎丧失了肉搏战能力,打仗全靠火器对射。

如果鸦片战争时,清军是以刀马骑射为主,英国人早就完蛋了。

早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时代,后金就对火器发展使用有着令人吃惊的浓厚兴趣,远远超过了明朝。

那还是个肉搏时代,后金军的肉搏战能力几乎是天下无敌。但他们仍然疯狂地热爱火器。

明朝在正德年间就很了解了西洋火铳的厉害,但引进、仿制和使用火器的兴趣并不高,无论佛郎机还是红夷大炮,引进过程都很漫长。

万历35年,明朝有大臣提议引进红夷大炮,却遭到众多的反对,提议无果。后金大军大举入关劫掠,又在萨尔浒大战取胜,明朝仍不愿意购买红夷大炮。

天启三年,明朝才同意买红夷大炮。葡萄牙人把红夷大炮拉到北京演示,大明朝廷发生争议,“洋铳若能护国,吾辈成何”。红夷大炮被拉回广州,扔进库房里。

天启5年,关外战况危急,明朝才把红夷大炮送到了关外战场。在天启6年的宁远大战中发挥了大作用,从此明朝开始大量购买并仿制红夷大炮。

明军对火炮一直是不熟悉,掌握的兵将很少,发挥威力很有限。崇祯4年,明军中唯一一支接受过葡萄牙人训练,能比较正确使用红夷大炮的军队在孔有德的率领下发生了叛乱,跑到清军那边去了。

从1607年提出购买,1624年开始购买,1623年买到,1626年首次使用,整整20年的时间,明朝才接受了红夷大炮。

清军对火炮的反应比较快。天命5年,清军攻打沈阳时还没有火器,同年攻打辽阳时就使用了缴获的明军大炮。天命7年,清军开始自制火炮。

辽阳之战以后,明军就丧失了火炮的优势,明军能造的所有类型火器,清军就已经全部可以掌握和自制了。

天命11年,清军首次遭遇到明军红夷大炮的打击。

天聪元年,皇太极再打宁远,又被击败,明军的红夷大炮又发挥了巨大作用。

天聪4年,清朝从退潮的海滩上发现一门红夷大炮。皇太极大喜,张榜悬赏仿制。汉军旗王天相把以前用于制作小铜器的失蜡法转用于红衣大炮的制造,通过对火炮不同位置的退火处理,制出了第一门钢炮,性能十分优越,被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

清军开始大量制造“天佑助威大将军”,当年就制作了40门“天佑助威大将军”,炮架高低角可调,转向方便,还配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设立重军,将擅长操炮的汉军士兵集中训练,编成了乌真超哈,形成了专业的炮兵部队。

当年8月,“天佑助威大将军”上了战场,一举夺取了有红夷大炮的明军驻守的大陵河。

清军对火器的掌握和改良神速,1630年意外获得1门红夷大炮,1631年生产出了改进型钢铸“天佑助威大将军”,1643年生产出了复合炮身的“神威大将军”。

清军入关后,拥有当时最强大的“神威大将军”炮,结合无敌的肉搏战能力,势不可挡。

顺治时期,剿李自成,灭南明,火炮技术继续发展,军中火炮装备数量有增无减。

康熙初期,天下太平,火炮制造速度放缓。三藩叛乱,战事又起,火炮生产数量再度大增。康熙平三藩,平噶尔丹,并西藏,并青海需要轻炮,而驱逐沙俄,灭郑氏则是需要重炮,因此,火炮的种类迅速增多。制出了“武成永固大将军”重炮,轻炮则五花八门,种类繁多。

康熙以后,战事渐少,重型炮的需求减少,轻炮的研发和生产兴盛起来。

康熙后期相对稳定,清军久无战事,训练荒废,贪图享乐,士兵不愿训练比较辛苦的弓马骑射,刀枪肉搏,都希望装备训练简单轻松的火铳,从这时起,火器的装备率越来越高,而弓马骑射则逐步荒废,过渡到了主要用火器作战时代,大量的鸟枪与轻炮取代了弓箭和长矛。

雍正时期,雍正皇帝看到当时的八旗军越来越火器化,但火器的性能却并未达到不需要肉搏战的地步,专门下旨指示八旗军“以满州夙重骑射,不可专习鸟枪而废弓矢,有马上枪箭熟习者,勉以优等”,重新强调骑射作战的重要性。

但雍正皇帝的旨意并未得到遵守,除了驻京八旗与畿辅驻防八旗勉强保留了弓马骑射训练外,各地驻防八旗都成了鸟枪小炮队。

乾隆时期,不但八旗军,就是绿营军也开始全面火器化。

嘉庆时期,清军基本上丧失了肉搏战能力。

重炮也很少制造,需求又小,清军队就直接在澳门或广州购买西洋重炮。

清朝中后期重炮的制造逐渐停顿,而轻炮制造却发展迅猛。几百斤的神威将军炮,冲天炮,九节十成铜炮,铁心铜炮,得胜铜炮,发熕铁炮,子母炮,严威炮,奇炮,龙炮,行宫信炮,抬炮,回炮,迅武大神炮,宣武大神炮,绥武大神炮,耀武大神炮,成武大神炮,常胜威远炮,御制金龙炮,御制制胜将军铜炮,御制威远将军炮,浑铜炮,劈山炮......等等纷纷问世,还出现了后膛多管铳炮的设计。子母炮,奇炮均是后膛炮,这些轻型火炮携带运输都比较方便,训练轻松,受到八旗军与绿营军欢迎。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时,清军的火器装备率已经超过70%,几乎就没有多少冷兵器了,而且几乎没有部队进行过肉搏战训练,刀剑只能佩饰和装门面,作战基本全是靠铳炮。

那么,重炮的缺少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吗?也不是。

当时,由于数代积累和外购,清军中千斤以上重炮的数量相当庞大。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居然有5000多门火炮参战,而且相当多的火炮与英军相比,并不落后。

鸦片战争时,清军重炮主要有以下几类:

①以前铸造的旧炮,包括早期制造的各种红衣大炮以及后来粗制滥造的泥模炮。

②外购的重炮,这些都是海岸炮台重炮,其中有些是巨炮。

③是仿制的夷炮,除了直接购买以外,清朝也进行了仿制。

④紧急研制生产出来的新火炮。

清军早期制作的“天佑助威大将军”,“神威大将军”“武成永固大将军”,在射程与精度方面与英军重炮几乎相当,制造工艺也并不落后,英军早期镗床加工出来的火炮对清军这些旧炮并没多大优势。

当时火炮的制作工艺,英军领先的只用了镗床加工内膛这一项,并且多用铜制炮,但当时机床与测量手段都还原始,并不能加工出标准化尺寸的火炮,所以也不可能有什么超级性能。

道光二十一年,裕谦奏:“英逆所恃惟船与炮……至于数千斤之大炮,夷船虽能任载,而只可施于深水外洋,不能施于近岸之内洋。盖内洋水浅,近岸又必有明沙暗礁为之拦护,若放此数千斤之大炮,船必倒退,一经搁浅,船底着实,立刻震裂。故在内洋施放,亦止一二千斤及数百斤之炮,不过口门窄而后身宽,多受火药,且施放灵熟,较官炮略远,亦止及数里之内,实无远及十余里之事。”

清朝建造虎门炮台,购买了200门重型夷炮用于部署炮台。

清朝在鸦片战争前后所购重型夷炮,最大射程在4里之内,有效射程2到3里,发射68磅炮弹的巨炮最大射程是7里左右,当时的西方火炮水平实际也不过如此。

那些所谓明朝时期仿冒的红夷大炮射程有10里则纯属胡吹乱扯。

1843年英参战军官宾汉出版的《英军在华作战记》中记载:“旧炮台上架着12门大炮,其中4门乃是两年以前从澳门当局买来的葡式的,可放68磅炮弹的黄铜炮。其余的是中国式的,其中有大量的金属成分,口径很大。”

“我们看到有10门游击炮队所用的大炮,这些都是安装在手推车上。这种炮车颇似花园里用的大推车,前面有贮藏炮弹的匣子,把手之间有一个抽屉,里面装着火药和铲火药的小铲子。我们除了看到各种口径的铁炮之外,还发现了一些全新的12磅弹铜炮,这些炮是按照放在旁边的嵌有王冠的G·R·1826型大炮仿造的,式样完全相同,惟一的区别就是中国字代替了王冠。”

开战后,清朝还研制成功了熟铁炮,是真正的锻造钢炮,“坚钢光滑无比……炮愈轻,工愈精,力愈大。铁经百炼,永无铸造之炸裂。施用灵活,尤胜巨炮之笨重。”

1841年,清朝又发明了铁模炮,而这一技术欧洲要30年以后才掌握,制作铁模炮的《铸炮铁模图说》,1842年被印发沿海各省参用。

“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

道光二十一年,江西巡抚钱宝琛奏:“奉两广总督饬令赶造土模三十具,现已遵式陆续先铸成三千斤铜炮二十尊,一体打磨光滑,造齐炮架。会同营员将炮运至空阔处所,于相距里许竖立两层皮靶,连日演试。每炮一位,用火药一百二十两加铅子一百八十两,响声俱属洪亮,其子透过皮靶仍行三里有余,堪以摧坚致远。”

僧格林沁奏:“赴海口炮台,演放炮位……当选得长两丈余废船一只呈验。奴才等随令于海河距炮台六七里外上流安放,装载柴草,当将炮座对准船只,逐加演试。其过火出炮均及灵捷,远可抵船,甚或过之。”

《海国图志》:“世俗传闻之说,谓大炮响若霹雳,声震三百里,弹子可击三四十里,一遭轰击,山崩地裂,屋宇被击,坍塌平地,此皆未经演试之谈。殊不知炮响大小一样,极大者声震五十里,大小炮皆发里许……所以夷人交锋,如在一里之内,不甚开炮。必在相距五六十丈及八十丈之内,彼始开炮,十可中七八也。若至一里之远,弹子多坠,无力难准,虽可加高相补,究是无力。”

“用炮远近疑释”条中又云:“向闻大炮击远二三十里,姑之不信,意者或有十里,其弹子弯者不计,直者想有六七里可用。”

《海国图志》:“凡中西大小炮位,自五百斤至五千斤止。每百斤用营制火药四两,而炮弹用薄棉先裹,外加红布包缝周密……如夷炮四千斤,乃四千磅,实重三千斤,用药七斤八两。中有身短而口大者,则加用十分子二亦无妨。惟演放时听声用药,临演之际,预用红布袋,每包二斤或三斤,可以写明,用时送入炮腹逐包椿实,用引门锥,用力插看,以实为度。”

《英军在华作战记》对虎门炮战中的朝廷军队火炮的描述:“我军发现这些炮台中的许多大炮都装有瞄准器,瞄准器是笔直的金属片,钻着三个孔眼,用以射不同的距离。炮口装药的填塞料也完全是模仿我们的而造的。”

《英军在华作战记》描述:“他们的铁链锁弹特别优良,乃是一个空球,切成两半,用药18寸的锁链盘在中空部分,使半球相连紧,因此当半球栓紧在一起,以便装进去时,就像一个炮弹一样。”

道光二十二年,靖逆将军弈山奏曰:“又将空心炮子,分作两半,炼成熟铁,中系铁链,约长尺许,用时将铁链收入空心,仍旧折合,无异寻常炮子。一经轰击出口,则两半飞舞,形如蝴蝶,击中夷船桅索,即行钩挂焚烧,名为蝴蝶炮子。”

“查夷人所用大炮子多用空心,亦有空心者,今仿照制。造,庶几模大质轻,可期攻坚致远。”

英军打败清军,实际上并非依赖先进火器,恰恰是靠原始的肉搏战。

当时的火器技术,根本无法阻止对方的肉搏冲击,火枪准头不好,发射速度不快,在敌人步兵冲到跟前时,实际上就打不死几个人。当时欧洲的军队无不苦练肉搏战,方阵步兵刺刀冲锋才是最终的决胜手段。

清军由于过份依赖火器,完全放弃了肉搏战,在嘉庆后期就根本就没进行过肉搏训练,清军的鸟枪上也并没有配备刺刀。

当高大强壮的英国士兵端着洋枪刺刀,列阵冲来,清军魂飞魄散,立即丢下大炮四散逃奔了。

发现清军这个弱点,英军就屡屡采取这种进攻方式。只要一发起白刃冲锋,清朝士兵就崩溃了。

英军攻下的一系列要塞炮台,实际上,基本都是靠白刃战夺取的,定海也是英军靠白刃突击拿下来的,英军只战死2人,伤27人。

英军所向披靡,截断了清朝的大运河航道,迫使清朝求和谈判。

清军完全放弃肉搏,过度依赖火器,并未增强朝廷军队的战斗力,在世界军队大规模使用后膛装填线膛连珠枪之前,清军的战斗力实际上是更差了。

民国开国纪念币十文?

你好,民国开国纪念币双旗十文作为民国时期铸造量最大的铜币品种,由于距离现在时间不长,目前的市场保有量也是非常大的,市场上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不少人家的老人家多多少少也有保存,而且购买的人也不多,所以这种开国纪念币十文犹如鸡肋一样的存在。&开国纪念币十文批发价5元一枚

民国元年之后的40年中,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铸造发行了大量的铜元,主要品种有开国纪念币、共和纪念币、党徽古布分币以及平津帶字古布分币样币等。整个民国早期铸造以上品种铜元的造币厂多达六处,分别是武昌、南京、天津、安庆、重庆、上海,这些造币厂由于被不同的军阀控制,而且为了捞钱不顾一切的疯狂生产,导致早期开国纪念币十文泛滥。&普通版有珠圈开国纪念币十文,市场价上品10元

首先开铸开国纪念币十文的造币厂是武昌、南京和安庆造币厂,后来天津、重庆造币厂也加入铸造开国纪念币双旗十文。1927年,北伐成功后,国民政府入主南京,开始计划设计全国性造币机构,随即以上海造币厂为中央造币厂,大量铸造开国纪念币。&开国纪念币五文,试铸样币,大珍,市场参考价100万。

开国纪念币双旗铜币有五文、十文、二十文、五十文几种面值,其中仅有十文面值大量发行,而其他三种面值都是试铸样币,并没有正式发行。这三种面值的开国纪念币都是铜币中的珍品,目前都在少数藏家手里雪藏,价格转手一次就猛涨一次。&开国纪念币二十文,试铸样币,大珍,市场参考价120万。&开国纪念币五十文,试铸样币,大珍,市场参考价160万。

开国纪念币十文分为双旗外有珠圈和双旗外无珠圈的共和纪念币两种,有珠圈开国纪念币十文基本上都是不值钱的普通品种,而无珠圈开国纪念币则有几种稀少版别,其中就包括楷书反缨结反叶版和隶书多枝花混七脉叶等版别。但总体上说,这两种开国纪念币十文都没有上千元的版别。&楷书反缨结反旋叶,稀少品种,市场价上品800元。

感觉清末八旗与洋人没打过什么大仗啊怎么就没了?

清朝八旗驻扎在多个城市,有的一直保持着很好的战斗力,而且在满洲之内是讲满语、沿袭满洲习俗的。很多答案中已经列明了八旗的战斗和战将,我就不用重复了。我想说的是,就无法充当对外军作战的前线国防部队而言,八旗军力有一个急剧的转折,这个转折发生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天津,以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所率领的蒙古部队被英法联军几乎全歼为标志。其实,我们甚至可以将这一转折具体到1860年8月12-14日英法联军攻陷新河和塘沽之战,也就是攻占了大沽炮台的战役。

第一次鸦片战争现在被我们中国人极端重视,但是清廷当时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去看待那次冲突,毕竟大清国的历史上大小规模的内外战争一直都是不缺的。但是十多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第一次鸦片战争存在较大的不同,特别是1860年英法联军的火炮配置方面。1853年-1856年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战争技术革新,这种革新对于清代当时继续依赖的以冷兵器搭配部分火枪为主的八旗作战部队而言,就是以石击卵。这种革新中比较瞩目的,是于1855年在英国研发出来的阿姆斯特朗机炮 (Armstrong gun)。

阿姆斯特朗炮是一种后膛火炮,是英国于克里米亚战争后期研制出来的,但它第一次实战却不是在克里米亚战场上,而是在1860年8月12日的天津新河。英法联军当时的总指挥是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勋爵的秘书记载当时的战斗场景时说:

“在新河城以西的中国骑兵,被纳皮尔爵士的部队赶了回去,但他们并未试图防守新河城外的第二道沟堑防线,而是沿着那条通向塘沽的道路开始撤退。 那条路有一个弯道,恰好使撤退中的他们进入我们的射程之内,我们的一个阿姆斯特朗大炮炮兵连和法军的一个来福炮兵连,正好对着他们做了很好的实验。”

当时驻守在这里的中国部队是僧王手下的清一色的英勇善战的蒙古骑兵,而阿姆斯特朗炮却恰恰成为这支骑兵力量的克星。八旗再善战勇猛,终究敌不过现代火炮。两天以后的8月14日,额尔金的秘书又记载了英法联军占领塘沽的战斗经过,其中特别提到:“【联军】炮兵停在了距离中国工事大约900米远的地方,朝着目标进行炮击。这次行动有着一些特别意义,因为这是阿姆斯特朗大炮首次参加前线实战。炮兵的打击非常精确,而且杀伤力很大。炮兵阵地向前移动了3次,最后停在了距离目标大约450米左右的地方开火,这个距离非常近,乃至于中国部队无法将其大炮压低来有效打击我们的炮兵。”

这一代是平原开阔地带,所以从这个记载,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阿姆斯特朗炮是在战斗状态中调整到了距离清军工事只有450米元的地方全面开火的,而450米显然是中国工事上那些被固定住的前膛大炮的覆盖盲区(换言之,中国的火炮不能自由射击,也不能压低炮口打击近距离目标,只能有效打击一定范围内的远距离目标)。其实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就存在这种军事技术和作战技术短板,但二十多年过去了可谓没有任何改观。

英方记载说,驻防塘沽的中国部队大约有3000到4000人,分别驻扎在三个不同的营地中,但他们显然没有预料到联军会这么容易和迅速地便攻陷了塘沽,因为他们的早饭甚至才刚刚吃了一半。最后,联军缴获了24门各种口径的大炮,有的甚至是高达32磅的重炮,而且其中有14门是做工极好的黄铜大炮。从这场战斗开始,在接下去的几个月内,僧王的部队被不断击溃,清朝京畿地区可资调遣御敌的部队已经不复存在。

自从僧王的蒙古八旗骑兵被英法联军打败以后,清朝整个的八旗系统内就再也没能够形成有能够抵抗外军入侵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其实,可以说从乾隆朝后期以来中国已经没有了能够与逐渐步入工业时代的欧洲国家的部队作战的国防力量,只是因为没有中外战争所以没有及时暴露出来。但是这个差距到林则徐、魏源这批人的时候已经看到了,而十几年后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登台做事的时候,看的更清楚了。有一则野史说胡林翼当时率军围攻安庆与太平军作战,看到了长江上冒着黑烟往来迅疾的洋轮,顿时吐血,觉得太平军不过是蟊贼之患,而心腹大患终在外洋。无论吐血是否是演义,胡林翼等人深刻地体会到了中西军事差距是不争的事实。

(胡林翼,1812-1861)

在一系列战事惨败、被人家火烧了圆明园、皇帝逃去了热河并死在了那里之后,大清国痛定思痛,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开始大搞洋务。这是一场大清国的改革开放,其历史意义是巨大的。这场运动中,除了开始广泛地学习国际法、外语、物理、化学等等以外,最主要的就是制造和研究新式武器,并装配部队。

而这个时候,内部的太平天国战争已经改变了清朝的政治格局,像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大批手握重兵的汉族官僚崛起,并大面积出任南北各地的总督巡抚,而且他们和英法美的一些军事冒险分子(例如美国的华尔)联合起来,组建现代化的洋枪队。李鸿章的淮军,更是自成立之初,就全面近代化,和传统的绿营部队以及八旗部队完全不同。从这个角度上看,洋务运动说起来就是这一轮的中国国防力量的革新,而且是汉族官僚领导下的革新。后来李中堂又建设成了北洋水师,一时成为亚洲最大的海洋军事力量,而明治日本,说句通俗的话,就是在这种中国军备高歌猛进的氛围中被“吓大”的。

李鸿章的淮军系统没落之后,接班的是袁世凯的新军,袁世凯之后便是北洋军阀各派力量。在这个过程中,清军八旗全面没落了,包括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而绿营也早就不行了,这些部队基本上都没有实现武备和训练上的近代化。

(北洋水师官兵,有西洋伙伴)

(上图是清末一位老八旗,印在一组明信片上,可见他们的装备仍旧是冷兵器时代)

所以我们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说到底在操作层面存在一个军事技术短板,而这个短板有多米诺骨牌效应,武器落后导致了战事失利和战争失败,进而造成外交谈判失去筹码以及不平等条约的出现,最后造成国家屈辱以及民族危亡。当然,是什么造成了武器落后,大家都是明白的,不用多说。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漫长的世纪,这里面的一条主线就是中国国防军事力量的现代化。因此说,中国的军队现在也必须现代化。

最后一句题外话,《战狼2》去年这么火爆,恐怕多少跟中国观众从影片中看到了以往好莱坞大片内展示的美国军力的中国版,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当然那是电影。

不管怎么样,一场战争来临的时候,我们总得有人能够去前方打仗,而且打仗的人总得有能够跟人家打的东西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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