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彩陶葫芦，章丘龙山文化你知道吗？
1928年3月下旬，山东籍的年轻考古学家吴金鼎（1901-1948）到济南以东的汉平陵故城作考古调查，在4月4日途经与龙山镇（原属历城县）隔武原河相望的城子崖时，从路沟断崖上观察到这里可能有一个古文化地层。在以后的1年多时间里，他先后5次到龙山镇，对城子崖遗址以及龙山镇周围七八里范围内的古迹进行考古调查。在城子崖下层遗址中，他发现了一种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而且这种陶片总是和石器、骨器同出。无疑，这是一处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
1930年1月，城子崖遗址第一次发掘工作正式展开。遗址出土的远古遗物非常丰富，其中色泽漆黑、造型灵巧、器类繁多的黑陶最引人注目。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一种以磨光黑陶为主要特征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和10年前发现的以红陶和彩陶为主要特征的仰韶文化有显著区别这一发现非同寻常。仰韶文化发现后，国外考古学家根据其彩陶与中亚和近东的彩陶有近似之处，提出了中国史前文化西来的假说。而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存的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中国东部存在着一个土生土长、不同于彩陶文化的黑陶文化。
对于初试锋芒的中国考古学家来说，城子崖的发现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寻找殷商文明来源的一个得意的成功之作，这个黑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殷墟文化更为接近从而否定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李济先生曾这样评价说：
“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就这样，龙山黑陶在沉睡了4000多年之后，又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由于其造型和工艺之精美为世人所折服，故考古学家称之为黑陶文化”。又因它首次发现于山东章丘龙山镇，所以又称“龙山文化”，时代距今约为4600-4000年。
梁启超次子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在早期龙山文化的发掘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遗忘，他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梁启超先生的次子梁思永。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学术更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此时大师辈出，群星灿烂铸造了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丰碑。如果说晚清的学术变革需要一批兼通中西.重在创新的思想家，那么到30年代，时代需要一批受过现代正规学术训练的专家，以搭建现代学术的主体构造。像当时许多著名专家一样，梁启超之子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的西学经历和国学素养，为他们脱颖而出创造了条件，以致他们分别在古建筑学、考古学以及后来的火箭发射等学科的创建中，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毕业后，梁思永于1931年春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考古发掘工作。由董作宾主持的安阳殷墟第一次发掘的目标在于探求甲骨。在李济主持第二、三次殷墟发掘时，他与董作宾样持“殷墟淹没说”，认为地下文化层是由洪水淤积而成。自梁思永参加殷墟第四次发掘后，由于改进了工作方法，田野考古的水平大大提高。他否定了“殷墟淹没说”，并在错综复杂的地层堆积中，首次判断出仰韶、龙山和商代文化的三个先后叠压关系，这就是著名的“后冈三叠层”理论，而这一理论的建立成为中国近代考古学迈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对于文化堆积的理论，一般人可能会感到陌生但并不难理解。在田野考古中人们发现，黑陶遗存是叠压在彩陶遗存上面的，这是彩陶时代早而黑陶时代晚的证据。从此以后，中国考古学家得到了个重要的断代标尺，那就是彩陶早而黑陶晚。又因为含有黑陶的龙山文化在年代上更接近历史上的夏代，一些历史学家便迫不及待地将两者联系起来讨论。在当时便有学者给出这样的推理：古文献记载夏人尚黑，大禹用黑色器具作祭器，而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正是以黑陶为主的文化，所以龙山文化应是夏文化。这一推测给年轻的中国考古学者带来了极大鼓舞，莫非夏文化已经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1931年秋季，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挖掘中发现了南北长约450米、东西宽约390米墙事厚约10米的夯筑城墙，但也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城墙的年代。
回溯山东龙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还得提到两城镇遗址。1934年在山东日照发现一处规模很大的龙山文化遗址，面积近100万平方米，这便是著名的两城镇遗址。1936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尹达先生主持了这个遗址的发掘。由于城子崖主要是居住遗址，而两城镇是由50多座墓葬组成的一片集中的墓地，它的发掘正好弥补了城子崖的不足。
城子崖和两城镇，是中国考古学家最早认识龙山文化的两把钥匙，这两把钥匙不仅打开了探究龙山文化居民生活和死亡两个世界的大门，也开扩了后来者探索中国早期文明形成过程的视野。
令人遗憾的是，龙山文化发现者吴金鼎先生在48岁时因胃癌而英年早逝，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梁思永先生也因病魔缠身，在50岁时去世。他们都没有看到龙山文化更多更精彩的发现，也不知道他们的后继者在龙山文化的研究中开拓的领域是多么的广阔。
凡是兼具“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正像一提到仰韶文化就会即刻想到彩陶，欲把握龙山文化，黑陶更是一件不可或缺的至宝。当考古学家将一片片破碎的陶片拼接复原后，那段被佚失了4000多年的历史也破土而出。如果说青铜器对解读商周历史隐秘有重要帮助，那么陶器就是打开被岁月尘封久远的史前文明之门的钥匙。陶器器形之发展、纹饰之演变、质地之改良、颜色之转换，都透露出清晰的时代特征。所以陶器类型学，就成了每一个史前考古学家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龙山黑陶的发现至今已70多年了，人们对它的了解和认识也越来越充分。龙山黑陶的用料多为黄河淤泥。陶土需要反复淘洗，如制作蛋壳陶杯的陶土，是用多次淘洗的细泥，以达到其薄而匀的要求。陶工们还根据陶器的不同用途进行科学配制。如制作鼎等炊具的陶土，要适量搀些砂粒，以提高其耐烧烤的能力。
陶器的制造最先是手制，进而一步步过渡到使用陶轮。龙山文化时期已普遍使用快轮拉坯成形技术。利用陶轮机械的离心力双手拉坯，使陶器形状更加规整厚薄均匀，再装配种类繁多的耳、鼻、钉、条、突、饼等附件，可显示出黑陶典雅和谐之美。当然它还使制陶的效率大大提高。
陶器的颜色一方面与选择的陶土有关，同时也与窑内温度及控制条件有关。如选用含铁量高的陶土，烧制时在氧化焰气氛中，陶器多显红色；烧制过程控制在还原焰中，陶器呈灰色或黑色。若原料中掺和一些有机物或在烧制后期用烟熏法进行渗碳，会使陶器的结构更为致密，制出的黑陶会更光滑，坚实。
渗碳法的广泛应用是龙山先民的一项创举。陶器焙烧方式的演变非常漫长，最早是原始的篝火式，后来发展到炉灶式，最后形成陶窑。龙山先人已掌握了先进的封窑技术。制陶工匠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发现黑陶烧制到一定程度时，从窑顶往窑内慢慢加水，木炭熄灭后产生浓烟，而弥漫在窑中的焦烟碳粒在合适的温度下会渗入器体使其呈黑色。在浓烟中长时间进行渗碳，使烧制出来的陶器，不仅器表、器里，甚至胎心都是黑色的。凡是兼具这“三黑”特色的，才能称为标准的黑陶。
数百上千年的积累，龙山先民们已掌握了魔术般的制陶技艺。面对“黑如漆、亮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的蛋壳黑陶，人们会承认拥有这个文化的人民是极精巧的陶工。蛋壳陶杯是龙山文化独有的产品，其刻花精细，造型优美，有极强的表现力，代表着龙山文化时期整个黄河流域制陶工艺的最高水平。直到今天，许多陶艺家借用现代工艺，使出浑身解数，仍未仿制出得到考古学家们认可的龙山蛋壳黑陶。
但从考古队员发掘的陶窑看，其设计并不是很复杂。在山东聊城茌平教场铺城址的中部居住区内有3座保存完好的龙山文化陶窑。面对这简陋的窑址，人们很难将精美绝伦的龙山黑陶与它联系在起，人们也猜测不出龙山陶工到底借助了何种鬼斧神工。
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1999年夏天，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山东省文物考古所组织力量对城子崖透址进行勘探，并于1990年春天至199年对该遗址进行了又一次大规模的发掘。
发掘工作由当时的山东省文物考古所所长张学海先生主持。此次发掘终于摸清城子崖遗址保存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周代文化3个历史阶段的城墙遗迹。而1931年挖掘时发现的夯筑城墙时代应属岳石文化时期（距今3900-3600年左右），在岳石文化时期城墙下新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堿墙，时间为距今4200年左右。
龙山文化时期城址东西宽430米左右，南北最长处530米左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相当于40个现代足球场大小。城墙建筑方式是外挖内筑。外挖指在城墙外侧下挖形成壕沟，挖沟所取之土夯筑在内侧形成墙身，壕沟与墙身连成一体。此种建筑方式既便于就地取土，较为省工；又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构成有效的屏障。
几百年之后的岳石文化时期城址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础上内收修筑的，平面形状与龙山文化时期城址基本一致，面积相对缩小，约17万平方米左右。目前，人们从西和南两个方向看到高出地面3米左右的城垣主要是岳石文化时期的城墙。此时墙体夯筑方式较之龙山文化时期已有了很大进步，筑城的方式，首先在预定的地段下挖一宽约12-15米深约1.2-1.5米的圆底基槽，然后用生黄土层层夯筑。夯层厚12-15厘米，每层间有灰土隔层，以解决黄胶土粘夯的问题。以此种方式所筑城墙非常坚固，许多遗址历3000余年依旧保存完整，应该说是个奇迹。而距此之后1000年修建的周代城墙，由于其位于最上层，所遭受的自然和人为破坏最重，至今已残存无几。
一般人也许并不了解这3个叠压的城墙遗址的重要意义。但对考古学家来说，它们却含义深长。城圈重叠的事实说明，城子崖在古代一直是筑城立国的理想之地；而修筑这样一个庞然大物需要集中相当的人力和物力，这也预示着要有一个具有较高权威机构存在的事实。在龙山文化时期，城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
此次发掘结束后，张学海先生在他的《城子崖和中国城》一文中分析道：龙山文化时代，人们已经在掠夺与反掠夺的过程中发明了城，也就是在村落的周围筑起城堡式的土墙。那时城的出现，表明我国在夏朝之前，还有一个灿烂的部落方国时代。从城的规模来判断，它是那个时代比较强盛的方国，甚至有可能是那时某个部落方国联盟中的盟主国，其人口当时应在3000人以上。
小国寡民、城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横空出世城址是文明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这一点已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认同。城子崖龙山城的文化堆积遍布全城，厚2米左右，反映出该城延续时间长，人口居住十分密集。遗址出土的文物相当丰富，有大量石、骨、角、蚌器，当然，数量多、制作精、形体大的则非陶器莫属。遗址出土的陶罍、陶瓮，陶罐等器物，均形体硕大，颇有王者风度。有一件陶罍通高79厘米，口径36.5厘米，腹径66厘米，是已发现的龙山文化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应是祭祀时所用的礼器。
由此人们可以推测，城子崖龙山文化城不仅是个管理相当大范围的权力中心，而且还是一个设施齐全的经济中心，同时也是一个繁荣发达的文化中心。
“龙山文化“在其命名之初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许多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在全国不同省份被发现，相互之间又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它们又基本属于同一时代，因此都被称为“龙山文化“，成为对于夏以前古史传说中的尧舜时期的统称。
到本世纪初，考古工作人员已经在山东、河南、内蒙古、湖北、湖南、浙江、四川等地发现了几十座龙山时期城址。城内的面积一般可以达到10万平方米，大的则在100万平方米以上。所有城址的外围都有城墙，其宽度达10米左右，有的还在城墙外挖出一周护城壕。这样的防御设施是居住在城内的贵族为巩固其权力而精心设置的，表明社会上已出现一定程度的对立局面。这些大大小小的城堡在历史上的出现，也就表明了不同规模的政治、经济中心的形成，它们也许就是一个个以部落联盟为基础的城邦。在对山东地区的4座城堡（城子崖、边线王、丁公、桐林）所处的地理位置进行分析后发现，4座城堡的距离均在50里左右，这表明4个城邦所统治的范围不算大，是种小国寡民的状态，而这可能正反映了新石器时代末期的社会状况。
北京大学严文明先生建议将河南、陕西、山西辽东，冀北等地与山东龙山文化区域相连，时代相同的考古学文化，统称为“龙山时代”。这一建议得到了学术界的赞同。从此，以城子崖遗址所在地龙山镇得名的“龙山时代”，就成为距今4600-4000年左右、在中华文明史中占据了600年之久的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冠名。
龙山时代红铜的运用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龙山时代到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社会？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制社会抑或介于两者之间？但考古学家还是习惯用器物对这一文化进行认定，也即它到底属于新石器时代还是青铜器时代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铜石并用阶段？毕竟考古学家所能看到的是具体的器物而非社会形态。
众多的龙山文化遗迹显示出这样的信息：当时农业占据主导地位，是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养殖业空前发展，改进了人们的食品结构，促进了人们体质的增强：采集、捕捞和狩猎在人们生活中还占有重要地位：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陶器制作、铜器冶炼、玉石加工、建筑业均发展到专业化生产的程度。这一切表明社会分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商品交换活动日益活跃和发展。
其中冶金术的发明曾被许多学者看作是人类文明时代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以半个多世纪龙山文化考古所获资料而论，龙山时代冶金术已较为成熟。中国史前铜器的发现多限于黄河流域，其它地区发现极少，而黄河流域早在仰韶时期就已有小件铜器出现。在山东龙山文化中也发现有一些小型铜工具，在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中不少遗址都发现了铜器，器形主要有锥、刀、凿、匕斧，镜和指环等，以小型工具为多，还有个别大型铜矛，但基本没有发现容器。
出土铜器经过鉴定，铜料既有自然铜，也有人工冶炼铜。先民制作铜器最初使用的是自然铜红铜后来用单金属矿冶炼出了纯铜红铜。从齐家文化发现红铜的事实可以推断，龙山文化也应该有红铜的存在。我国的铜器文化并不是从商周青铜器的大量出现开始的，而是从红铜时代便已孕育发展，这是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规律。
现在可以证明的是，龙山文化已属红铜时代。红铜器比石器的优点多，它的出现突破了我国原始社会若干万年的制石方法，是个创造性的新工艺，使生产力有了新的提高，带有划时代的意义，但却不及后来的青铜冶炼方便。
冶炼纯铜的熔点为1084℃，在史前时代要达到这个温度并非易事，故先民们开始尝试利用多金属共生矿冶炼铜合金，得到青铜、白铜和黄铜。青铜具有两大明显的优点：一是熔点较低，比红铜更易于冶炼；二是硬度大，适宜制作生产工具和容器青铜冶铸的成功，并且冶铸技术得到一定的普及合金的配比方式渐趋合理，这就是商周青铜时代的开始。
尽管龙山红铜时代距以后的青铜时代还有一定的距离，但红铜的出现和运用，意义仍非同寻常，由于这些铜器资料的发现，考古学家正在考虑重新评价中国新石器时代两大文化体系—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因为它们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至少仰韶晚期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而龙山时代整个黄河流域都有铜器实物出土，铜器的冶铸与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已越出了新石器时代的范畴，说明它已跨进早期铜器时代了。
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从龙山黑陶可以看出这一时代先民手工制造之精巧，但他们的心智水平通过什么来衡量呢？只有文字，文字的发明被看作是文明形成的最重要的标志。自从商代的甲骨文被确认以后，人们知道那些刻在甲骨上的字符已是十分成熟的文字，已具备系统的字法和句法规则。据粗略统计，出土总数达16万片的有字甲骨，单字字数已多达4500个左右，完全可以满足当时的需要。据此人们很自然地想到甲骨文的出现并不是突发事件，一定有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
研究者注意到很多新石器时代陶器上都有些刻划符号，这些刻符简练而醒目。20世纪90年代初，在山东邹平丁公遗址中发现了1块刻有11个字的陶器碎片，字迹较为工整用连笔刻写。许多学者指出该组陶文为古文字无疑，有人甚至将它命名为“陶书”。但也有人认为这些陶文在写法上与后世的甲骨文金文有很大差别，不是同一系统，称之为“走入歧途的文字”或“已被人们淘汰了的古文字”。还有学者认为陶文是古彝文，它与甲骨文一样是祭祀时的占卜之辞。
文字本就是一种符号，文字的产生与演进有定的规律可循。由文字产生的一般规律看，最早出现的应当是图画文字，以图像记录和传递信息。后来图画文字和某些图案的表意成分转变为约定符号乃至记词字符，这时准文字就已经出现了。当然汉字的发明创造绝非一人一时之功，而是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孕育过程。最完美的图画文字可能就是一套具有现代意义的简略连环画，考古学家们似乎还没有找到让我们一看就懂的史前人创作的图画文字我们还需耐心等待，等待具有决定意义的惊人发现。
对于80年来龙山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学者们无不给予高度的评价。张学海先生认为：80多年前城子崖遗址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该次发掘所发现的龙山文化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拂晓期”，证明了中国东方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
而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华文明起源及其发展的研究也的确与龙山时代重合在一起。在1999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临近结项时，中国学者已将视野推及传说中的将近1000年的“五帝”时代。，这一时代加上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正好构筑起中华文明5000年的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组组长、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强调：夏代不是文明的起源已很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应向前推1000年，即公元前第3千纪比较合适，这与文献的记载较为相符。但考虑到中华文明溯源工程难度较大，所以先把注意力集中在龙山时代晚期。以晋南豫西北为代表的中原中心地区，已被考古学家视为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突破口。因为这里不仅有数十年来连续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丰富而具有标识性的材料，同时也与夏商周断代研究有良好的衔接性，而且文献记载的内容也有许多是集中在这个区域范围。
虽然完成中华文明溯源这一宏大工程尚需时曰但我们已清楚地知道：考古学家们由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入手，开始去认真解读一个过去所不知晓的时代，即在夏王朝建立以前出现的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这就是龙山时代。
考古学家发现了龙山文化，他们发现的是中国古代文明晨曦初现的美丽光景：城堡出现了，冶金术出现了，刻符文字出现了，这是龙山时代已经确切存在的一系列重大事物。到了这个时刻，文明还会遥远吗？
考古发现中的八芒星和易经有些怎样的联系？
负责任地说，考古当中的八芒星和《易经》毫无关联，只是文化上的共有性重叠而已。
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先看看所谓的八芒星其存在的事实环境。
芒星是古代文化中极为重要符号。从二芒星到八芒星，再到十二芒星，再多更多芒星，都有。不同的芒星还含有不同意思。如今从三芒星到八芒星和更高芒星都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旗帜上，其中尤以有五角星的国旗最多。以色列使用六芒星大家都比较熟悉。
八芒星纹集中发现于长江中下游与黄河下游的中国东部地区, 在红山和良渚文化也有发现。与从赤峰到香港的中国东面沿海人面岩画分布带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值得关注。如今，八芒星与卐字符号是遍布于我国广大地域多个民族的文化符号。
八芒星虽有八角,却并不正指八方,而是每两角平行指向一方,因而八角实际标示的只是东南西北四方。
中国新石器时期八芒星符号
在我国，八芒星集中发现于东部沿海新石器文化带。但是其来源与含义很多人都不清楚，眼光狭窄的考古专家们的解释通常都是毫无根据的胡乱猜测瞎解，加胡说八道。
（1）安徽凌家滩
引人注意的是两种八芒星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都有发现。这处遗址出土了许多新石器时代玉器，其中有两件玉器上刻有八角星纹。一件为片状玉版，玉片正中刻一大圆圈，圆圈中再刻一小圆圈，中心刻着八角星纹。另一件为一件鹰形饰件，鹰胸位置刻有一个圆圈，圆圈内再刻一个八角星。
正反两面都有等分八芒星的玉鹰：
凌家滩玉版（有人叫玉八卦）中心是指向四个方向的八芒星：
（2）山东大汶口
大汶口文化地区是发现八芒星最多的地区之一。下图为八角星纹彩陶豆，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
（3）辽宁红山
在红山文化玉器中，有一种八角星形玉器，一般直径10厘米至15厘米，中间有圆孔，外伸8个角。
上图似乎是指向四个方向的八芒星权杖头：
（4）浙江良渚：
下图显示澄湖良渚文化陶罐刻纹八角星字符
（5）江苏小徐庄
江苏新沂博物馆陈列着棋盘镇5000多年前小徐庄遗址出土的陶纺轮，纺轮是捻线的工具，发现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捻线工具——纺轮。这件八角形纹陶轮是国家二级文物，它通体褐红色，呈圆饼形状，中有孔，表面用简单的点和线刻画出对称的八角形纹饰[太阳纹]。
（6）湖南汤家岗
湖南汤家岗遗址陶盘上的八角星纹
下图是苏美尔人的标志性东西：鹰翼太阳轮。
下图为鹰翼太阳轮与八芒星结合，与凌家滩八芒星玉鹰构思几乎完全一致：
下图显示有个八芒星太阳的莎草画，上面有很多古埃及符号：
5 八芒星在中国的持续传播
下图为滇文化祭神的礼器八角星太阳轮盘，怀疑与三星堆-殷商传播有关：
下图为河南博物院藏相当与夏时期陶盉 、陶八角星太阳图腾 ：
其与三星堆四鸟绕日由神似之处：
下图为商代晚期八角星纹弓形器，通长三三.九、高九.八厘米。一九九〇年河南安阳郭家庄西一六〇号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弓身似一长条板，较宽，呈弧形。弓身两端有弧形臂，臂端为镂孔铃。弓身中部有圆形凸泡，其外为八角形星。
下图为商早期八角形式的青铜器，中间是鹰头。显然也是把八芒星太阳轮与鹰结合起来的另一种形式：
这个造型也出现在西周青铜器上：
下图为西周青铜太阳轮盘，圆间以直线平分八等份，每份雕刻一圭形纹饰。
与河南具茨山八角形岩画极为相似，滇文化祭神八角星太阳轮盘八角顶上也有圆球形：
下图同样是西周青铜八芒星太阳轮盘，与凌家滩玉鹰上的八芒星太阳轮完全一样：
下图为 陕西省咸阳市博物馆藏 一九七四年陕西咸阳窑店秦遗：
下图为汉朝时的瓦当上的八芒星太阳轮图案：
民国初年双旗八角星“员中司印”黄铜印章：
象征“四维八德”的十二芒星的青天白日：
6 八芒星在世界持续传播
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八芒星符号，尤以中东地区最多。美洲古代阿兹特克人的太阳神，也是以八角星作为象征。
1600年前玛雅古墓的神秘文物：
墨西哥：
在前苏联共和国的一些成员国的国旗上经常有八芒星，下图是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国旗
等分八角星被制做在旗帜上，常用来象征太阳。伊拉克在1959-1963年使用的国旗也有相似的符号：
下图为以色列世界文化遗产——巴哈伊圣地的八角星花园图案。这种八角星据说是波斯花园风格中最常见的图形。
综上所述，八芒星的图案在世界各地都广泛的存在，难道各国各地所有的文化都和《易经》有关？
文化在千百年的传承交流过程当中，都会被各种文化吸收融合，又产生于自我。
文化有其共生性，也有其共有性，同样也会被人为的互相借鉴而利用。如果但凡一点貌似，都要附加言语，那只会让自身更加沉迷臆想而不切实际。无论是何种情况，只要是有人为的因素就不要过分夸大，从而造成悬念神秘，很多时候，一种现象它只是单纯的存在，只是因为想得多了，才变得复杂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