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家裤是什么梗，为什么日本历史上那么多的幕府将军实权派？
这个问题下的所有回答都是从天皇没有实际权力和天皇在神道教里的现人神地位上来解释。但是我认为天皇没有实权不是他不被取代的原因，神道教的影响在近代神佛分离以前其实也没有那么大。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天皇一方面按照神道教的观点是现人神，但另一方面他们自己还信佛，很多天皇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很多还出家作了法皇。一个生活在神佛习和的古代日本的人，他要怎么从信仰的角度解释这些活着的时候就剃发出家，死了也葬在寺里等着往生佛国的天皇呢？如果这时候有人取代了天皇，这种自相矛盾的神道教信仰真的能够成为毫无实权的天皇的保护伞么？
（神護寺的后白河法皇像，这个造型的天皇如果想依靠神道教的信仰得到人民的保护恐怕不那么容易）
那么如果没有实权不是天皇被保留的原因，神道教在古代的影响也没有近代那么大，那么为什么天皇既没有被废除，天皇家族也没有被取代呢？我觉得还是只能从制度的角度来加以解释。
首先我们知道天皇本来就是日本的众多兼具祭司与领主的家族之一，但是随着天皇朝廷在整个日本建立起霸权地位，他们就开始逐步打击其他和他们类似的祭司家族。通过引入佛教和把佛教与神道教调和起来，天皇家既保住了自己现人神的地位，又排除了其他可能的竞争者。而随着天皇权威的扩大，他们进而通过遣唐使开始效法中国的制度树立自己的权威。
（跟内藤湖南的著作相比《内藤湖南演讲录》也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强烈推荐）
日本的律令制几乎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唐代制度的照搬，日本历史学家内藤湖南说他研究《唐格》的时候发现手里的文献有脱漏和缺字，于是就找来日本的《延喜格》，然后发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异，《唐格》的脱漏和缺字几乎都可以从日本的《延喜格》里补上。
律令制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唐一样，都是班田制。通过班田制日本废除了贵族对农民和土地的私有，把所有的农民土地都收归国有，然后由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国家再向农民征收租庸调。租庸调构成律令制国家的财政收入，然后国家用这些钱来供养官吏，兴建公共工程，保证国家安全。正是通过建设律令制国家，天皇才真正作到了把过去占有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民的贵族，变成依赖于朝廷的权威和授予的官位的官僚。天皇才真正建立起自己在日本的绝对优势，但是反过来说天皇的权威也就几乎捆绑在律令制国家身上了。
班田制在中国都没能延续下去，在日本同样也不能。班田制衰退的结果就是国家掌握的公田和分给人民的口分田越来越少，但国家的财政负担却越来越重，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民无力负担国家的租庸调。即使在律令制早期，比较理想的年景里，口分田的产出即使不被征收也只能供应一个普通的农户一家60%的口粮。而随着班田制的衰退，课征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普通农民就更无以为继。国家试图以鼓励开垦新田的方式鼓励增加土地，但是遇到的困境其实和班田制崩溃时期的中国一样，都是最初作为鼓励开垦的《三世一身法》被《垦田永世私有法》所取代。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土地被集中到大领主手中。
（源氏的名门新田氏的发源地新田庄）
国家失去经济基础的必然结果就是制度崩溃，大规模的私有田地变成庄园，庄园主为了保证自己的田地管理权就以“年供”的方式去寻找庇护人，最初的天然庇护人是拥有巨大特权的寺院。按照朝廷的法度一品亲王和一位的大臣所能开垦的土地的面积是500町，而东大寺能够开垦的荒地面积是4000町，是一个一品亲王的八倍。于是大量土地都被实际开垦者“寄进”给大寺院，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奈良时代的寺院如此强势，拥有强大的僧兵势力。因为他们是日本最大的地主。
（掌握大片土地的寺院和他们领地上的僧兵一直是律令制国家的巨大麻烦）
但寺院虽然在理论上可以镇护国家、护持佛法王法。但寺院并不能为国家提供实际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公共建筑和朝廷公务方面，很难指望寺院。比如说大内里重建这种事情上就很难指望东大寺这样的寺院来出钱。所以国家只能默许能够提供这种服务的势力也迎头赶上，那就是权门。在国家公共财政已经崩溃的情况下，寺院夺取了大片土地但却不能直接为国家服务，那么国家就默许了权门的兴起。权门的权威建立在国家授予的官位上，而他们与天皇家的关系，尤其是在摄关政治时期他们作为天皇外戚的身份，保证了他们所获得的国家制度之外的收入，至少有一部分可以用于国家事务。
（寝殿造标本的东三条殿，不仅仅是权门的礼仪性宅邸，也取代了律令制的大内里成为天皇在权门政治时期居住地的模版）
律令制国家的涣散导致天皇逐渐从充满律令制色彩的大内里转移到更富于权门色彩的“里内里”。这个转变实际上就是天皇已经默许了律令制下掌管一切的专制君主式的天皇制度，被作为贵族首领的天皇新形象所取代。在这个时期天皇和摄关家其实是互相利用的关系，一方面是天皇权威的基础律令制已经无以为继了，另一方面是摄关家要维持自己从那些托庇于自己门下的庄园所获的的收入又必须维持朝廷的存在和运作。于是双方就结为外戚的关系，天皇彷佛是摄关家的傀儡，但事实上摄关家必须出钱维持律令制的体制不至于崩溃。
权门政治兴起的基础一方面是律令制在经济上的失败，另一方面又是律令制在政治上的成功。所以自然没有废除天皇制的必要，因为天皇和官位以及律令制在政治上所具有的权威是它的唯一价值。如果把天皇废除了那么权门的政治权威也就丧失了，而要重建这样的权威就必然导致把原本作为潜规则的非正式的经济体制的庄园制度变成公开的国家财政制度，那对权门来说是得不偿失的。即使对其中某一个权门来说是有利的，但这种改革无疑会损害其他权门的利益。所以还不如维持这种半公开的局面。
（权门政治持续了几百年，摄关家只是掌握政权的各种势力里的一个）
权门政治实际上维持了几百年，从天皇外戚的摄关家，到以让位的天皇作为天皇的父亲或者祖父的上皇所主持的院政，再到镰仓、室町两个幕府，其实都是权门政治的不同变体。而且它们之间实际上也不是彼此取代的关系，相反即使建立了幕府，日本的权门体制依然是多元的。
（会玩但不会治国的后白河院就掌握了“王家”的权力）
比如以天皇为首的仅仅作为律令制存在的象征的“朝廷”，以关白和五摄家为首的掌握着其实已经高度仪式化了的朝廷公务里的支配权的“摄关家”，以上皇或者法皇为首的掌握着作为权门之一的天皇家族的权力的“王家”，还有通过武装斗争而加入到权门体系之内的以将军为代表的“幕府”。他们其实是共同分享了以庄园为基础的新的土地所有制的经济收益。而他们的权威也都建立在以天皇为首的朝廷为象征的律令制国家的基础上。如果没有天皇，那么朝廷也就没有了，没有了朝廷那么摄关家、王家、幕府也就失去了意义。而作如此彻底的改革的结果其实只能对主导这种改革的权门一方有利。这种利益和改革本身的剧烈程度以及所需要的力量是不相符的。所以相比之下在既存的体制之内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反而更有性价比。这才是天皇制没有在镰仓和室町两个幕府统治时期被废除的根本原因。
（应仁之乱是日本历史上分水岭般的大事）
天皇制的最大危机其实是在应仁之乱。应仁之乱彻底终结了日本的庄园制度，这种翻天覆地的变革并不是由具体的那个人主持的，而是因为庄园制度自己走到了陌路。在应仁之乱以前摄关家、院、平家、镰仓幕府、室町幕府的财政收入都来自庄园。但是应仁之乱以后在漫长的战国时代，日本的武士废除了整个旧有的土地所有制，以武力为后盾，通过检地对整个日本的农民和土地建立了直接的统治。所以内藤湖南主张日本历史的真正分水岭是应仁之乱。如果日本在这种新的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彻底抛弃作为权门政治的外皮的律令制国家和天皇制其实是有可能的。
但天皇却成功的熬过了战国，作为德川幕府供养的吉祥物生存到了明治维新。这当中的理由内藤湖南作过非常有趣的解释。其中很多都在其他回答里提到了，那就是首先天皇和朝廷原本的功能就是为权门政治充当吉祥物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经验。第二是随着朝廷和公家失去收入和领地，他们依靠把自己的学问和爱好变成技术甚至是手艺的方法实现了自己身份的转变。第三就是经过战国时期的苦日子，朝廷和公家的要求真的变得越来越低，摄关家的俸禄跟大名比简直不足一提。不过好在他们不用为此向幕府承担军役，所以生活水平还是可以保证的。但是跟权门时代的摄关家或者王家相比那就完全是天壤之别了。
总结日本从平安时代依赖的整个历史上的天皇家的兴衰浮沉，我们可以看出真正让他们得以“万世一系”的原因其实是因为它们在权门时期的利用价值，而次要的原因是因为它们的这种利用价值所导致的客观上的“万世一系”所带来的威望和信仰方面、文化方面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