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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屏南县堂口乡漈头村地名由来。地名怎么来的啊？
漈头村在洛山溪顶部，村北以山与长乐县为界，山上有漈水下泻，故名。
漈头村肇基于唐僖宗乾符三年(公元876年)迄今有一千多年历史，千余年的文化沉积，为漈头村留下非常浓厚的文化底蕴，以及纯朴的民情民俗民风。“蒲山多胜迹，漈水有俊贤”。漈头村地灵人杰，钟灵毓秀，文化名人辈出，“屏南好漈头”美名远扬。这里曾名列屏南古代“四大书乡”之首。
古时，曾是建宁府通往福宁府、福州府等地的交通要道，是海陆往来的中点，因此，辉煌的历史为漈头留下了许许多人文元素，并很好地保存下来。
漈头村尚存有明清以来古民居建筑群、古庙宇、古宗祠、古道、古桥、古井、古树，以及十几家百年老字号店铺等。较为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
福州民俗传统
传统艺术——闽剧、评话、十番 闽剧又称“福州戏”。明代，昆山腔、弋阳腔等传入福州，福州方言戏曲逐渐兴起。清光绪初到辛亥革命前后，称“闽班”。1924年，郑振铎先生出版传统剧目《紫玉钗》等，正式以“闽剧”取代了“闽班”的称号。评话是福州地区主要曲艺品种，讲究唱、说、做、表，有“人文活化石”之美誉。十番原名“协欢”，意为声协和而成欢，是福州主要地方乐曲之一，由民间龙灯舞演变发展而来，曲调悠扬动听。 福州民间习俗可分为节俗、婚丧寿事俗、乡俗、食俗、穿戴俗五大类别，主要有闹花灯、踩高跷、舞龙灯、舞狮子、赛龙舟、登高等民俗活动。 近代以来，在福州的生活习尚中，也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圣诞节、情人节、母亲节等则生动地反映了福州人又善于吸收外来文化习尚的传统。 所有的民俗，“都是前人做后人传”（福州俗语），我们一方面继承了先人的民俗文化遗产，一方面 又为下一代人创造新的民俗文化。加上当今包括民俗文化在内的 各种文化空前活跃，新旧民俗交替也不断产生。我们福州也不例外。比如：太平蛋越吃越小。因鸭蛋与 “压乱” 谐音，故福州人 称它为 “太平蛋”。遇喜宴、生日、饯行、过九（虚龄遇九者）等，都要吃太平面。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小，面对宴席中的 庞然大物 太平蛋，感到 爱莫能吞。为此，厨师们绞尽脑汁，最终以鹌鹑蛋、鸽蛋代之，这样既细雅， 又有原意，逐渐成为一种新俗。况且鹌鹑与安全谐音，颇有意义，很快被群众接受。 福州传统有个“拗九节”，已出嫁的女儿都要在正月廿九煮 “拗九粥”，趁早送回娘家孝敬父母。迄今福州郊县仍保持此俗，但城区的“ 拗九节” 却渐渐被“ 母亲节”所代替，一到这个节，花店生意就格外的好。在酒楼里也可以看到为父母亲而设的宴席。 “长一位”要转正。在传统的宴会上，最长辈者要坐“长一位”。以旧民居厅中（前厅）摆八仙（桌）宴为例，靠左边的为一桌，一桌左边靠里的为一桌一位，即“长一位”，只有年最长、辈份最大者才有资格坐。但现在“长一位” 转正了。不论什么样的居所，也不论八仙桌还是圆桌，凡居中一桌面对门口的当中一位为最大位。坐最大位者，一为主人，二为职务最高者，三为贵宾中的“头人” ；按年龄、辈份坐“最大位”的，只有家宴和乡俗活动才有。从左边一桌一位转到当中的“中”一位，让年轻人容易理解，当然就要一转到底了。 回扣取代酒包。福州传统宴会有“挟酒包” 的习俗，即设宴者除让宾客吃得又饱又醉（福州俗）外，还让你带一大包酒包回去，让父母或妻儿共享，这在食品匮乏的年代是很有意义的。 但在有钱日日节（福州俗语）的今天，酒包成了赴宴的累赘，带回去也没人吃，只好倒掉。为此人们想出许多改革的办法，先以铝桶、保温瓶等代替酒包，弄得常赴宴者家里此类酒包成灾。但酒包之俗又不可废，无奈之下，只好以现金回扣代之。现在赴婚庆喜宴，你送了大红包，东家回你小红包，内有10元、30 元不等，客人免了旧酒包的拖累，又有了可装入口袋的“酒包”，何乐而不为？ 凡此种种，许多新民俗正在代替旧民俗，出现了新旧民俗互相交替、同时存在的局面，其中不乏带有革新意义的内容。 福州地区通用福州话，本地人称之为平话。福州方言是汉语的八大方言之一，在唐末五代期间就已定型，在福建方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福州方言是闽江下游的旧福州府“十邑”的共通语，整个闽东地区划代表性方言。福州话主要通行于福建地区的闽江流域中下游（包括其支流大樟溪和古田溪流域）至入海口一带，涵盖11个县市，分别是古田、屏南、闽侯、永泰、闽清、长乐、福清、平潭、罗源、连江和福州，使用的人口约为六百四十万。在闽东方言区之外的浙江省泰顺县、平阳县、苍南县部分乡镇也有通行福州方言的。至于闽北地区如尤溪、建瓯、沙县、顺昌、将乐等，则以福州话为第二方言，从闽东方言区出去的华侨更是把福州话传播到世界各地。 福州方言是多来源的。其底层应当是古闽越族的语言。魏、晋之前的早期移民带来古吴语和古楚语，上古汉语和中古汉语也明显地留存于福州话中。
福安有哪些独特的民俗文化现象？
1、福安平讲戏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平讲戏，由明末清初时期流行的四平腔“唱白字”演化并结合屏南民间的“驮故事”表演艺术逐渐形成。平讲戏系闽剧前身之一，也是闽东地区独特的地方剧种，因其道白、腔调平俗如讲话，故而得名“平讲”。
平讲戏属高腔系统，由永嘉戏、弋阳高腔、乱弹和民间小调组成，唱腔多吸收民歌俚曲、道腔释乐，主要的传统剧目有“七双”、“八赠”、“廿一杂”等。
2、畲族银器锻制技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福安银制品加工制作工艺，始于明朝，为福建银雕工艺的代表。是当地银矿产与畲族风俗结合的产物，其工序包括：熔银，打坯、雕刻、防腐等；工艺严谨考究，传承有序；产品具有纯洁、创新、精细、动感的特点。
3、闽东根雕技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唐朝年间畲族入迁福安、蕉城一带，畲族根雕便在当地传承繁盛，其透雕与浮雕相结合并施以全彩的手法盛极一时；此后，福安、蕉城的根雕工艺又吸收了闽北的以剔铲阔略、保留疤结木纹的手法，形成了富有地域艺术风格的根雕工艺。
福安的根雕以其独特的平削凿木法、凸削凿木法、凹削凿木法、火攻法、土埋法、配方法、水磨法等自然雕法，不露雕痕，凸显根料天然造型，其注重天然美与人工美的巧妙结合，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天人合一、神形兼备。
4、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坦洋工夫”属全发酵茶，因发祥于福安市白云山下清虹溪畔的坦洋村，故而得名。坦洋村以白云山脉为其天然屏障，自然环境得天独厚，非常适宜茶树生长。
清咸丰、同治年间，坦洋村有个胡姓的人家，采用手工搡揉、发酵、烘培精研红茶获得成功，其产区逐渐遍及闽东诸县，坦洋工夫红茶声名鹊起。最鼎盛时期，村中一条不足一公里的街道，就有茶行36家并设洋行，年雇3000余人，年产茶5万多件，产值100多万银圆。
5、 宁德畲族奶娘催罡巫舞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巫舞是原始社会的产物，闽东畲族巫舞距今已有300年的历史。奶娘催罡巫舞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舞蹈，主角是汉族地方女神陈靖姑，又名陈十四娘，闽东民间亲昵地称为“奶娘”。
表演流派属于正乙道中的武堂（又称武科），全舞始终围绕塑造陈靖姑的形象而展开，体现了畲族原生态的舞蹈形态和音乐风格。
悬棺是怎么放上去的？
同天葬、水葬一样，悬棺葬是一种古老的丧葬形式。葬址一般选择在临江面水的高崖绝壁上，棺木被放置在距离水面数十至数百米的天然或人工开凿的洞穴中，有些则是直接放在悬空的木桩上面。武夷山九曲溪两岸的峭壁上，至今仍存有悬棺遗迹十余处。
经过碳14测定，白岩和观音岩保存完好的两具船棺距今已有三千多年，随葬的龟形木盘是具有商周青铜文化特征的遗物。
据考证，当年我国南方分布着大大小小许多部落，他们大多具有某些共同的文化特征，因而被今人统称为古越人。船是古越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具，把死者放入船形棺木是对死者的敬重。而出于对高山的崇仰，他们又把逝者安放在最接近“天神”的地方，以使他们不被世人打扰，从而更好地庇佑后人。
重达数百公斤的棺木是如何安放在悬空的绝壁上的呢？从棺木棺盖首尾两端凿有穿绳用的方孔推测为悬索吊下。在放置悬棺的峭壁背后或两旁一般地势较为平缓，人们先将棺木运上山，派工匠凿好洞穴或架好木桩，再将棺木吊装好。有时候，先沿崖壁凿出平行的一条通道，将棺木依次推进，可以集中放置一批棺木以省去许多麻烦。据三国时吴人沈莹的《临海水土志》记载，当时浙江瑞安至福建连江一带的“安家之民”和“台湾土著”、“夷州民”在饮食起居、风俗习惯上非常相近，都有悬棺葬的习俗。而在台湾偏僻的小岛兰屿的雅美人中间，这种葬俗保留至今。
位于福建省武夷山市西南的武夷山，方圆百里，溪谷环绕，有“奇秀甲于东南”的美誉。游客泛舟弯曲碧绿的九曲溪水，荡漾在赤黑斑驳的岩峰之间，便可仰见难以想像的天下奇观：峭拔百仞的悬崖石壁上，一具具年代久远、饱经风雨的棺木凌空悬置。这就是引起国内外学者极大关注的古老而又奇特的葬俗——悬棺葬。
民俗学将悬棺葬归为崖葬(亦即风葬)的一种形式，这种把死者遗体或骨殖放入棺中置于悬崖上使之风化的葬法，可分为利用人工楔入木桩或于天然岩缝悬置棺材、利用天然岩洞或人工凿岩为穴插入棺材使之半悬于外等几种类型。这些类型的共同特点在于一个“悬”字，所以后人便沿用南朝人顾野王对之的称呼，通谓“悬棺”。顾野王在游历武夷山时，曾见“半崖有悬棺数千”(《太平寰宇记》卷一○一)，此为一千四五百年以前的壮观，现在所剩大约不满二十具了。惟悬棺葬并非武夷山所独有，据文献记载以及迄今所发现的，在江西、浙江、台湾、湖南、湖北、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广东、海南等许多地区，也都有此类棺葬存在。各地区的考古工作者对此进行了科学发掘与清理，经用碳14测定和陪葬物比较，认为这些悬棺的时代从商周起经汉晋直到明清都有，它应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中流行的一种葬俗。
悬棺葬研究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课题，其一个个具体项目，几乎都是悬案，所以也有人以“悬棺葬之谜”作为统称。这里简略介绍一个和民俗学研究关系最密切的问题：这种奇特的葬俗是怎么产生的?
生活在福建周宁、福鼎、柘荣、屏南等地区的畲族同胞，有一个关于悬棺葬由来的传说：上古时，畲族的始祖盘瓠王与高辛帝的三公主成亲，育有三男一女，全家迁居凤凰山狩猎务农。因盘瓠王是星宿降世，生不落地，死不落土，所以他去世后儿孙们就用车轮和绳索把棺木置于凤凰山悬崖峭壁的岩洞中。其后代代沿袭，形成了古代畲族人的悬棺葬习俗。畲族的“畲”字，古时写成“輋”字，也包含了这个故事的意思：在凤凰山，有位大人物去世后，用车轮把棺木悬挂在峭壁岩洞中安葬。
上述传说，点明了古人施行悬棺葬的用意，是为了“死不落土”。那么，这种观念是如何产生的，其他地区和民族的悬棺葬习俗是否也受同样的观念支配?就笔者寡见，目前似乎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探讨过。
相反，有人认为悬棺葬正是落土葬习俗的自然发展，具体而言，它与新石器时代的土葬墓有密切关系。当时我国的土葬墓遍及全国，包括文献记载的悬棺葬地区和考古发现的悬棺葬地区。青海乐都柳湾马厂类型墓葬的用木棍封门和齐家文化墓葬的独木舟式棺材都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已经出现洞室墓和独木舟船棺的萌芽。悬棺岩洞墓的出现，实质上是把深入地下的洞室及其棺木抬升到高岩洞的变化。
还有人认为，悬棺葬与史前原始民族实行岩居有关，是人们洞处穴居生活的反映。人们生时既然住在岩洞里，死后当葬回原处。亦有人认为悬棺的形成实际上与战乱和科技水平有关，并无什么其他复杂的原因。但驳难者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资料表明这种葬俗的形成是与战乱有关。
也有人认为施行悬棺葬是“孝道”的表现或是为了追求吉利。如唐人张鷟《朝野佥载》记载古人的崖葬习俗，“弥高者以为至孝”，以至丧家争相挂高；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则载土僚人死后，悬棺以“先坠为吉”。也有人认为古代越与濮及其后裔民族大多生活于高山僻壤中，把高山险峰、崇山峻岭视为生活的依托，或因其难以接近、难以触及而产生神秘感，进而把它作为神灵所居或通天之路加以顶礼膜拜，所以他们便把死者的灵柩置于高山峻岭的崖穴之间，这样不但使亡魂接近神仙天国，更重要的是使之易于皈附于神仙天国。如清人董天工《武夷山志》就记有西王母宴请武夷山众乡亲的传说，并称葬有悬棺的崖洞口附近架置棺材用的木条为“虹桥板”，认为众乡亲就是从这些“虹桥板”上跨空赴宴的。有学者便据此推测这些木条的真正用途是在于沟通道路，虹桥跨空，好让崖洞中的灵魂自由出入，归返天上。但亦有人否定这些看法，认为西王母是东汉以后道教中的女神，而生活于三千年以前的福建地区的古越人是不可能超越同一时期汉族社会的发展水平去崇拜道教中的“神仙天国”的；至于“图吉”、“至孝”、“尽孝”这类涵义，当是年代较晚的悬棺葬受到汉文化影响的结果，这反映了悬棺葬包含的宗教信仰的演变，但不是它原来的观念意识。
又有人从原始生殖崇拜观念入手探索悬棺葬的起源。如杨军、郑从武在论述四川古濮人的悬棺葬时，认为这种习俗的起因，可以在僰人(居住在今宜宾地区的濮人又被称为僰人)的传说中得到较为正确的解释。僰人民间传说集《悬棺之谜》里有则传说云：僰人受到病疫威胁时，祖先神母告诉他们，要逃脱病疫的死亡威胁，只有实行岩葬。可见僰人行岩葬的原因是岩石对他们有保护作用，这是石崇拜的一种表现。而僰人之所以崇拜石，一方面如他们传说的那样，是为乞求平安而把灵柩葬在崖上，另一方面则是希望石头能赐嗣于己，使自己的群体人丁兴旺。如《太平御览》卷五十三记载，马湖江南岸有“乞子石”，“僰人乞子于此有验”。很明显，僰人的岩葬包含有以石求子的文化因素——即对生殖的追求和崇拜。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纵观悬棺葬遗存的分布，几乎都在临江面水的悬崖绝壁上，表现出行悬棺葬的民族都具有“水行山处”的特点，而葬具形式则以船形棺和整木挖凿的独木舟式棺材为主，如果再结合置棺方式、葬制和葬式等各种情况综合分析，悬棺葬习俗当属原始宗教中在鬼魂崇拜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祖先崇拜观念的反映。这些习于水上生活并以善于造船和用船著称的民族笃信，祖先死后，鬼魂虽然到了人鬼相隔的另一个世界，但并未离开生前所依山傍水的地理环境，仍将与自己家人和后代长相厮守，并保佑他们繁荣兴旺。所以船形棺或独木舟式的棺具之主要涵义并不在于如有些人认为的是普渡灵魂回归故乡或驶向彼岸世界，而在于满足祖先在幽冥中的生活需要；至于将棺木高置于陡崖绝壁，则是尽量避免人兽或其他因素对尸骸的伤害，这样才能使祖先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息，并得到其在冥冥之中的赐福和保佑(陈明芳《中国悬棺葬》)。
比较各种见解，似以石崇拜说和祖先崇拜说的分析方法较为近理。但掩隐在云雾缭绕的峭壁之上的悬棺葬俗起源之谜，是否就因此揭晓了呢?仍无定论。
双溪古镇在哪？是顺昌么？还是屏南？
双溪古镇是屏南的！
屏南县双溪镇发祥于五代后梁，兴建于北宋，鼎盛于清朝道光年间，是一个有着一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古镇。
双溪古镇历史悠久,陆氏宗先及裔孙与其他中原南下移民后裔一道，共同拓殖开发经营双溪小盆地，繁衍子孙、注重教育、发展生产，促进经济、揉合闽越土著文明，弘扬中原传统文化。千余年来，给双溪古镇留下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纯朴的民情民风民俗。民谚道：“先有陆氏，后有双溪；先有双溪，后有屏南”，也正是双溪村千年历史的真实写照。
道光年间，双溪街市旺盛，街区大部分建筑群均已建成。由于在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年，县城就迁移它处，所以古老的民居、众多的文物古迹得以保存下来，没有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太多的人为破坏，使得在这块富有文化底蕴的土地上，历史遗址随处可见，文物古迹俯拾皆是。现古镇历史遗存主要有：宋代古墓和古刹北岩寺、灵岩寺；古县城标志的有瑞光塔、孔子庙、城隍庙，朱子庙和陆氏宗祠、薛氏宗祠、明清古民居长寿巷、鹅湖里、侯门埕等古迹；以及清代皇帝圣旨、石牌坊、军卫大刀、板联、古字画等文物。
双溪古镇明清房屋多为土墙黑瓦两至三层结构，虽没有徽州大户人家那种恢宏气魄，但建筑精美，木雕、石雕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古建筑的梁柱、斗拱、檩椽、墙面雕梁画栋，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许多屋内楹联出自名家之手，富含哲理。石板街巷铺设技术精湛，街巷空间尺度造宜，建筑有进有退。古镇整体风貌既丰富多彩又和谐统一，给人以美的感受。
双溪四边环山，玉柱峰崎于前，三台山拥于后，金钟、玉印、狮象诸峰环抱于左右，气象峥嵘，景致宜人，更有南北两溪交会西流，而汇入渺渺鸳鸯湖，只见其来，不见其去，令人称奇。有宋人作诗曰：“双溪之山秀且灵，又溪之水渊且清。”
闻名于世的鸳鸯溪、白水洋就属于双溪镇范畴，离双溪十几公里。2006年,双溪镇被评为“福建省十大最美乡村”。
双溪不但山清水秀，而且文武簪缨、英才辈出。宋朝有不畏强权参倒误国奸相的国子监张疆和“学富五车，文思泉涌”的大理寺评事南嬴，清朝有抗击倭寇浴血台湾岛被乾隆皇帝追封为广威将军的薛文潮和孝勇著称的武进士张渊澜，以及五四暑期进步画家陆品珪、爱国学者薛敬渊、李育民等。
双溪古镇的历史，可以说是闽东山区农耕文化史的缩影。积淀千年深厚历史文化底蕴也正是双溪古镇的灵魂和魅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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