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各位分享天津传统文化介绍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天津的古老文化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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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有什么民间艺术式样
艺术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作用于生活，民间艺术尤其如此。
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卫既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又是一个拥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在这片以海河文化为依托的沃土上滋养着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既有绘画类、雕塑类，又有家具器皿类、游艺玩具类等等。琳琅满目、纷彩异呈。其中尤以素有“天津四大民艺”之称的泥人张彩塑、杨柳青木板年画、风筝魏风筝、刻砖刘砖雕艺术最具代表性。本文以“天津四大民艺”为依托，探讨天津民间美术所特有的题材选择、形态及色彩造型以及技艺传承方面的独特文化特征。
据《天津卫志》记载，“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自隋朝大运河开通之日起，天津之地便创建起水陆码头，至元朝时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军镇和粮运中心，明代永乐年间始设天津卫，成为重要的防务重地和港口码头。漕运的发展和大量军人群体及随军人员的往来，带动了天津地区的物流、商业的大发展，到清代中期的时候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商业中心和第一大港口码头。军旅文化、商业文化，再加上海河漕运文化，共同滋养着天津大地，为天津民间美术的兴起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生活基础、文化基础和商业基础，也造就了天津民间美术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
1963年，郭沫若先生为泥人张展览会题词，题曰：“用泥造人首女娲，明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 ，表达了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极大肯定和赞扬。天津泥人张，源起于160年前的清道光年间。从泥人张第一代张明山算起，到现在的第六代传人张宇、张昊、张凡云，再加上非血缘传人杨志忠、郑于鹤等的共同努力下，泥人张彩塑艺术得以传承至今并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重要民间美术种类之一。泥人张彩塑在题材选择上立足民间，广泛而自由，不拘一格。其中以民间广为流传的古典名着、典故传说以及当地的民俗风情为主，题材内容都具备一定的情节故事性。在形式特征方面，泥人张彩塑注重以形写神，传神是其最大特征和艺术理想追求。另外，把表现对象的情感精神巧妙地融入生动的形体之中，充满绘画性特征的大量线条的使用也是泥人张彩塑在造型上的另一大特点。除了具备大多数民间泥塑所共有的体积表现的同时，辅以大量极具形式美感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更加准确生动的塑造出鲜活的艺术形象。在色彩运用方面，泥人张彩塑始终遵循着随类赋彩、和谐统一的色彩表现原则。在保留传统民间色彩喜好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色彩的冷暖、朴素与华丽、强烈与淡雅等色彩对比手法塑造更具艺术表现张力的艺术形象。正是由于泥人张彩塑在造型及色彩表现上的特色追求与表现，才塑造了无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民艺精品，泥人张艺术才得以发扬光大，并深为国内外大众所喜爱。泥人张彩塑在具体的技艺传承方面，采取的是理论经验加实践的方式，除了塑型和彩绘的技艺实践传承外，还辅以大量言简意赅、合辙押韵、易于记诵的口语化艺决。比如塑型时的表情决：“塑人笑——眉开眼弯嘴上翘；塑人哭——眉落眼垂口如弓；塑人怒——瞪眼咬牙眉上纵；塑人愁——垂眼落口皱眉头”等等；以及彩绘时的塑彩决：“红要鲜、绿要娇、白要净，红配紫一堆死，红配绿似美玉，红配黄亮堂堂，绿配黄暖洋洋”等等。
素有“南桃花，北杨柳”之美誉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集中代表了中国北方民间木版年画的鲜明特色，与南方江苏的桃花坞年画一起撑起了中国民间木版年华的大旗，为中国民间美术的辉煌添上了浓浓的一笔。早在东汉时期，民间就已经兴起节日张贴门神“神荼郁垒”的习俗，而木版年画的真正流行则大约始于北宋年间。如《东京梦华录》中曾记有“贴灶马于灶上”和“近岁节市井皆卖门神、钟馗、桃板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杨柳青木板年画兴起稍晚，约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当时杨柳青一带大约有年画作坊百余家，从业人员达三千余人，以戴廉增、齐健隆为首的大型画店十余家，其销售门市遍布京津、内蒙、东北各省，甚至进入皇宫大内，盛极一时。
杨柳青木版年画在题材选择上非常广泛，主要有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小说传奇、师祖神像、戏曲情节或人物、吉祥图案、山水人物、时样节景等等，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在造型特征上，杨柳青年画紧抓时代审美特征，如女性造型体现“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等时尚造型，而且善于运用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段造型，使得主题形象大而生动，造型丰满。在色彩运用上则擅长浓淡结合，故而艳而不俗。制作工艺上以半印半画为一大特色，严格遵循着“勾、刻、印、画、裱”五道基本程序，使年画中的刀刻版印的质感和绘画细腻柔和巧妙的融合，相得益彰，展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魅力。在技艺传承方面，依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遵循着实践加口诀的民间艺术长传承方式。比如色彩搭配方面的“红靠黄，亮晃晃；粉靠绿，人品细；黑靠紫，色发死”以及造型方面的“写物要抓神，写神先画人，画人不可离法度”等技艺口诀。
天津风筝制作具有悠久的历史，明清时已经广泛流行于民间，放风筝成为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活动，风筝制作也成为天津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天津也成为中国比较着名的“风筝之乡”。其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首推天津“风筝魏”风筝。“风筝魏”风筝兴起于清代同治年间，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创始人魏元泰。“风筝魏”风筝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改革传统风筝制作的弊端，最终形成 “造型多变、彩绘逼真、飞行平稳、特技精湛、便于携带”的五大特色，成为天津风筝界的翘楚。“风筝魏”风筝在制作工艺技巧方面，把木工工艺中的打眼榫卯工艺，金属工艺中的铜箍连接工艺巧妙的应用于风筝制作，制成可折叠拆展、便于携带的特色风筝。色彩运用方面，“风筝魏”风筝在仔细观察自然物象固有色彩的基础上，把中国建筑彩绘以及天津民间绘画技法应用于风筝彩绘制作上，从而塑造出色彩逼真的艺术效果。同时，“风筝魏”风筝还注重仿生学的研究，在观察鸟类飞行的基础上，巧妙运用风力传动等机械物理原理，提高了风筝飞行的平衡控制水平，从而实现了风筝平稳飞行并能进行一定的空中特技动作的独特技艺特征。“风筝魏”风筝从功能类别上来讲可以分作装饰风筝、放飞风筝和综合型三大类，尺寸大小不等，小到火柴盒般大小，大到上百米长。根据造型特征又可分作动物型、器具型及人形风筝等。另外，“风筝魏”风筝还独创了“蒲绷”绝活，通过以蒲草作为弦，在放飞风筝时可以发出声响，又称鸣叫风筝。“风筝魏”风筝的制作大致要经过创意、设计、选料、扎架、彩绘、糊面、试飞、总装等八大工艺流程，面料以真丝织物为主，骨架则为上等毛竹，既具有观赏性，又具备放飞功能，还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砖雕也是天津民间美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其中“刻砖刘”的砖雕艺术更是天津刻砖界的集大成者。刻砖在天津俗成“刻花活儿”，兴起于清代道光、同治年间，依托于天津地区传统的青砖建筑，如寺庙建筑、老四合院以及其它青砖民居等，属于建筑雕刻的一种，广泛应用于建筑的墙体、门楼、影壁等，借以展示建筑主人的地位和品位。“刻砖刘”源起于清道光时期的马顺清，后发扬光大于其外甥刘凤鸣，“刻砖刘”的名声亦是由刘凤鸣而来。“刻砖刘”的刻砖艺术题材选择广泛，其中尤以民间传统吉祥图案为主，融花鸟、山水、人物、书法艺术于一体，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而“堆砖法”是“刻砖刘”不同于其它刻砖的最显着特征之一，采用多层立体粘贴法，在一块较大的砖面上，用以松香、黄蜡等熬制的特殊粘合剂粘贴以若干小砖块，然后在上面加以雕刻，从而使整个砖刻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而层次分明，极富高浮雕的艺术表现效果。从艺术风格上看，“刻砖刘”砖雕艺术构图饱满，造型古朴而生动、传神，结构严谨、含蓄而极富装饰性。现存留于天津大悲院的“九狮图”就充分展现了“刻砖刘”砖雕艺术的高超技艺和艺术风采。
天津人文地理历史介绍
天津：十种文化的交融
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的天津市，地处太平洋西岸环渤海弯边的华北平原东北部，位于海河流域下游，东临渤海，北依燕山，西靠首都北京，总面积1.19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商业都市和港口城市。天津建城600年来，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对天津城市文化的形成以及多元化、兼容性的特点，进行简要的剖析和阐释，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天津地域文化是由海河文化、城厢文化、寺庙文化、移民文化、军旅文化、漕运文化、商埠文化、码头文化、租界文化、慈善文化等10个方面融合而成的。
1、海河文化
天津的自然生态环境，是长期由河流淤积而形成的沿海平原。水是这座城市生成和发展的原动力。贯穿天津的海河，将北运河、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与渤海沟通起来，直接影响着天津的城市风貌和风土人情。天津城市发展的最大优势，就是河海交汇形成的水文化。以此为滥觞，又派生出运河文化、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商文化、港口文化及商埠文化。可以说：“水”是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第一要义。水文化的流动性，催生了天津都市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
天津从村落开始，就借助与水密切相关的鱼盐之利而发展；隋炀帝开通大运河之后，天津又和黄河、长江水系相连，南粮北运以及盐业的发展，使天津成为河海交织的航运码头，从而促进了漕运、商业、贸易的发展。天津在明清两代是拱卫京师之门户、河海转运的枢纽、贸易繁茂的商埠。在当时，粮、盐贸易为其两大经济支柱，而鱼、盐是天津两项重要的财源。
2、城厢文化
老城厢是天津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从建城以来，直至20世纪20年代，老城厢始终是天津市的中心区。1901年，城墙拆除，在原址建成东南西北四条马路。老城分四个居住区，即东北角、东南角、西北角和西南角，建筑风格和道路形成各有不同。东北角和东南角多为商贾富户，建筑宏伟，院深宅大。而西南城区，地势低洼，是贫苦百姓的居住地。因此素有“北门富，东门贵，南门贱，西门贫”之说。
城厢文化属于上层儒雅文化，如果说：明正德十一年（1516），天津记载中的第一座官署园林——浣俗亭（筑于户部分司官署内），开创了天津上层儒雅文化建设的先河；那么，天津城四面的门额——“拱北、定南、安西、镇东”——和鼓楼上津门诗人梅宝璐撰联——“高敞快登临，看七十二沽往来帆影；繁华谁唤醒，听一百八杵早晚钟声”——则是天津儒雅文化的典型昭示。老城里是文风鼎盛、名流荟萃之地，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文庙、问津书院、会文书院、中营小学等为天津教育的发展居功至伟。严修、张伯苓、林墨青、刘宝慈等教育家，在老城里留下了许多感人的故事。这里有名人故居多处，如著名书法家华士奎、实业家范竹斋、古文字专家王襄、教育家马千里、书法家孟广慧、小说作家刘云若等人的故居。还有大院宅第多处，如仓廒街徐家大院、北门里卞家大院、东门里姚家大院、府署街王家大院、南门里祁家大院、二道街于家大院、东门里杨家大院等
3、寺庙文化
有些学者认为，从信仰习俗层面分析，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原生点是妈祖崇拜，因而说“先有娘娘庙，后有天津城”。天津妈祖文化虽地位显赫，但并不排斥异己、唯我独尊，在天津，儒、道、释等传统文化以及外来宗教文化各行其是——以天后宫为代表的妈祖民俗文化、以祭祀孔子的文庙和祭祀关羽的武庙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大悲院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以玉皇阁、吕祖堂为代表的道教文化、以清真大寺为代表的伊斯兰文化，以及以望海楼、老西开教堂为代表的天主教文化等，在这里构成了多姿多彩的多元状况。究其原因，一是天津地域文化成型发展时间不长，传统的主流文化不足以罢黜百家，因而缺乏束缚力；二是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土著人口较少，故而风俗与信仰处于混杂和互不相扰的局面。
旧时，天津民间信仰多种神灵，反映出天津地域文化兼容并包、异彩纷呈的特色。大批移民聚居津门，孤独求助的祈福心理、畏惧灾祸的避祸心理，加之各地移民来形形色色的神偶及其民间宗教传说，就形成了天津民间的多神崇拜。随着文明普及和社会进步，人们对诸神的信仰早已淡漠；但以寺庙为名的街巷，作为历史文化的见证，却仍活跃在人们的口头上和记忆中。
4、移民文化
《天津卫志》载：“天津近东海，故荒石芦荻处，永乐初始辟而居之，杂以闽、广、吴、楚、齐、梁之民。”这是说，天津筑城设卫之后，商贩船家云集，戍守军旅常驻，流动人口激增。通过来往于三岔河口的无数船舶，天津城接纳了漕运船民、移居商贾、垦戍军士、破产农户和外省务工人员，形成“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1845年编写的《津门保甲图说》显示，城内和北部、东部沿河一带属于城区范围的居民中，土著居民为740户，仅占全城区总户数的2·28％。这表明在天津城市人口中移民占了绝大比重。另外，河北、山东、山西一带的农民，成为天津移民的另一主流。
外来人口向天津的大规模迁移，为天津近代经济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下层移民提供大量人力——其谋生出路，一是进入天津近代工厂做工或到商店学徒；二是以码头苦力、人力车夫、家庭雇工、理发、垃圾清理、废品回收为生；三是以沿街叫卖或手工修补为业；四是无业游民和乞丐。中层移民——中小企业家、知识分子、经管人才和科技人才，他们荟萃津门，成为天津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上层移民——军阀政客、清朝遗老，以及地方豪富商绅，由于失势下野或逃避战乱，纷纷迁入天津租界，为城市经济注入了大量的货币资金，同时，又形成了独特的“寓公文化”。总之，移民文化与天津原生文化的混杂和碰撞，南北交融，雅俗共存，形成了天津地域民俗文化的多元化和天津社会生活的多样化。
5、军旅文化
十五世纪初年，明成祖朱棣在迁都北京时认为：临近京畿的海滨无防，犹如庭户无门，遂调来淮军前来镇守，并赐名天津，扩寨增防，按军事建制设立天津卫。作为军事卫所，戍守的军士成为移居天津最早的居民。历代屯田士兵、漕运水手，以及李鸿章驻津的淮军、袁世凯在津训练的新军，都为天津地域文化增添着军旅气氛。造就了天津民俗尚武的豪气和坚忍不拔的性情。
在明清两代，军人及家属在天津是高度集中的群体。军旅性格中坚忍不拔的硬性，与移民性格中燕赵慷慨的豪情相结合，就形成天津人的性格主调——豪爽直率、爱憎分明、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以扶弱济贫、打抱不平为尚。义和团攻打天津租界以及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都显示出天津人勇猛顽强的性情。在天津历来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上，典型地体现出天津哥们儿的侠肝义胆和古道热肠。与此同时，也形成天津民俗好管闲事、火气暴烈，甚至“逞强好斗、滋事挑衅”的风气。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形成了早年青帮、脚行、混混儿等得以在天津码头独霸一方的社会环境。
中华传统文化中泥人的民间艺术的介绍
泥人张彩塑为天津市的一种民间文化，著名的汉族传统手工艺品之一。作为北方流传的一派民间彩塑，创始于清代道光年间，是天津艺人张明山于19世纪中叶创造的彩绘泥塑艺术品，现为天津市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泥人张彩塑被公认为是天津的一绝，早在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就已经享有很大声誉。泥人张把传统的捏泥人提高到圆塑艺术的水平，又装饰以色彩、道具、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泥人张，由清末时期的民间手工艺人张明山所创，这种彩塑造型生动传神，色彩简雅，表现题材以人物肖像和戏曲故事为主。与敦煌、麦积山等古代造像的宗教性不同，泥人张从诞生起就取材于市井、亲近着百姓。
扩展资料
泥人的工艺及特性：
“泥人”所用材料是含沙量低、无杂质的纯净胶泥，经风化、打浆、过滤、脱水，加以棉絮反复砸揉而成为“熟泥”，其特点是粘合性强。辅助材料还有木材、竹藤、铅丝、纸张、绢花等。塑造好的作品应避免阳光直射或置于炉火周围，正确的晾干方法应是自然风干。
“泥人”彻底干燥后要入窑烘烧，温度要达700℃左右，出窑后经打磨、整理即可着色。彩塑的用色，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过去的颜料为水粉色，覆盖力差，容易爆裂、脱落、褪色，不能长久保存。
随着科技的发展，如今使用丙烯色，尽管价格较贵，但优点很多，覆盖力强、不爆裂、不脱落、不易褪色，干后不溶于水，因此可以用水冲洗，一件完整的作品需要30天左右。
参考资料来源：天津市人民政府-泥人张彩塑
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百年泥人张 传承不断流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哪些?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杨柳青，木版年画 ，泥人张彩塑， 天津皇会， 葛沽宝辇会 ，杨柳青民间佛道乐， 林亭口高腿子高跷 ，北仓“虫八蜡庙小车会
杨柳青
杨柳青年画为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它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高跷
天津海下文武高跷老会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业文化等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下文武高跷老会。京津一带高跷分为京、卫、海三大流派，“海下”高跷，即指天津卫“海下（旧指从天津卫有一条向东南方向的海大道直达大沽海口）”一带民间花会中的高跷（亦指津南区咸水沽和葛沽一带）。天津海下文武高跷在木腿子上有长短之分，武高跷要比文高跷矮一些。该会的表演器具有：腿子、行头、道具、头棒、腰鼓、铙钹等。
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是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板，同时配以天津时调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天津快板风格粗犷、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
天津市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天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文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文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2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4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4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厢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额巨，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尤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清代中叶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无不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带有商业色彩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城市居民的风格习尚。特别是自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天津开为商埠，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典型城市，西方文化的侵入，加之天津人杂五方，使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以9国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文化和以海河三岔河口为中心的漕运（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文化风貌，具有都市民俗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成为浓缩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库。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素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之俗语。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海鲜食品。由于市内曾有许多清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加之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显贵的宴饮，影响并形成了津人好“下馆子”之风尚。每遇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津人擅长烹饪，口味既有“南甜”，又有“北咸”，且酸、辣、香、麻一应齐备。津菜菜系以扒、烹、烧、炒、煎、烙、烤、煮、炝、凉拌、腌、酱等为主要烹调方式。并以“八大碗”配置宴席菜肴。
民间小吃风味独特，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大麻花不仅是旧时朝廷指定的御膳，而且也是今天享誉世界的美食佳品。
天津服饰颇具特色。富足者衣饰追求华丽气派，面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极尽豪华奢侈，且不同场合穿用不同服饰。女服更讲镶滚沿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无论贫富，皆崇尚红色，尤以新妇为甚。而贫困游民，其指身为业，日挣日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饰具有典型的职业特点，夏着“短打儿”，冬着“二大棉袄”、“空堂”棉裤，脚腕扎腿带子。妇人则多着“一裹穷”。贫富差异相当明显。
天津旧时曾出现许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同时家族的维系还必须靠家族成员间共同经营一种产业来做依托，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手段。但天津市区的家族观念相对郊县农村不甚强烈，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以来，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增长，社会控制松动，家族的外部职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家族主义”淡化，大家族减少，并逐渐由复合家族向单一家族过渡。
至于亲族关系则重视母亲家族，“娘亲舅大”，舅舅的权威性可决定外甥的婚姻、分家等诸多事宜。另对结拜兄弟、姐妹及拜认干娘等干亲比较讲究。
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并有三合院、筒子院、独门独院和门脸房等，尤其推崇大四合套院落，以横向连接的两侧跨院多为富，以纵向连接的进深院落层次多为荣。并讲究装饰砖雕、木雕。城厢内民居多坐北朝南
随着前清遗老、军阀、政客等寓居津门，在租界区内相继营造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洋楼。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豪华宅邸多由外国人设计，像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以及庆王府的宅邸均为上乘。还有的采用中西合璧，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清雅别致。
郊区运输，除河船外，多系单套或双套的两轮木制马车；市内运输，则多为人力双轮或独轮车；一般小贩和短途运输则为肩挑。
城市上层人物代步的交通工具为轿和马，轿又分四人官轿及两人轿。官员乘轿要求走得平稳，而商人乘轿却要轿夫“飞轿”，跑步行进，以示有“派儿”；两人轿，多为妇女乘坐。乘马者多为武官，间有英武少年骑马游猎于近郊。20世纪初，租界地外侨和中国官僚、军阀均拥有私人汽车。有轨电车也以环老城4条马路和日、法、德租界区域绕行。人力车、四轮马车和自行车得到广泛使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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