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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的科学(传统文化中的科学24节气)

今天给各位分享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传统文化中的科学24节气进行解释,3、如何看待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5、试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6、科学是真理,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吗?科学是反映自然界、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才使得我们人类的认识具有有效性、能动性和局限性。科学理论的更替具有不连续性,并具有科学的研...

今天给各位分享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的知识,其中也会对传统文化中的科学24节气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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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本质是什么?中国文化中有科学精神吗?

科学是反映自然界、社会思维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中国文化是中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精神财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是一般知识和文字的运用能力。正是中国的科学精神使中国的高速铁路技术站在了全世界的最高峰,中国高铁运营总里程超过了全世界除中国外所有国家高铁运营之总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科学精神。

科学的本质是实证,也等价于证伪,又可以理解为质疑,并且永不休止,一再重复。过去的已经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仍然存在着被未来的实验推翻的可能性。中国的传统文化,以显在的儒家思想为主,断然拒绝各种质疑精神,尤其是对权威的质疑,是世界上最庞大宏伟的反科学精神的文化体系。自然界是不连续的,存在着质的变化。由此,才形成了大千世界,并产生出了我们人类。因此,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因为局部不可能绝对地认识整体。

正是因为认识的有限性,才使得我们人类的认识具有有效性、能动性和局限性。于是,伴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与发展,人类认识的上述三个特性,逐渐生成了一下三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人类认识的三个部分分别是,认识的有效性,使认识具有实用功能,生成了科学;认识的能动性,使认识具有欣赏功能,产生了艺术。

科学的定义是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作为相互作用的结果,科学理论不同于相互作用的双方,即理论是自然界中所发生的新事件,其与人或自然界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科学理论的更替具有不连续性,旧的理论是无法逻辑地推理出新理论的,而数学是逻辑的,其无法解决理论创新的问题。此外,实验也不具有绝对地验证性,因而其无法解决理论的真假问题。因为,一方面,同一个实验,可以由多种理论来予以解释;另一方面,实验是现实的,理论是理想的,两者的逻辑基础是有差距的。

总之,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的一部分,科学与人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无论是原始人还是中国的古人,都会开展他们的认识活动,其中都包含着一定的科学认识,并具有科学的研究精神。所谓科学的研究精神,既不是实验的验证,也不是数学的逻辑推理,而是人类的社会实践,是人类不断地探索和扩大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积极努力。

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在科技相结合的例子?

1、抖音、朋友圈就是,以前唠嗑才知道家长里短,现在刷刷朋友圈就可以了,而且也不叫家长里短,叫时尚文化。

2、大雁塔、各种佛教寺庙也是,现在新修的带上各种科技灯光效果,仿佛宝光似的。

3、科技的发展和创新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养料的。

科学技术在今天看起来似乎无所不能,其实不是的,很多现实的问题是靠科学解决不了的,比如邻里关系,为人处世的方法等等,但是中国古人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之多,也因此,很多注重个人修养的人都会去传统文化中寻找。

时代越发展,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就会越来越多,渴望解脱和寻求bai心安宁的人,只有到中国古圣先贤那里才能找到答案。

扩展资料

世界各国、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儒家、佛家、杂家、纵横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名家和阴阳家等文化意识形态。

具体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以及民族服饰、生活习俗、古典诗文。

其中,儒家、佛家、道家思想,以及“三位一体”的合流思想对中国传统影响最为直接而深刻。

如何看待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个有点让人望而生畏的题目,不是学者之类的人好象难以驾驭,但我也腆着脸皮,说点肤浅之见。

科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就象人的两条腿,少一条或不好,人就会失去平衡;也可以把传统文化看作人类的大脑,科学就是躯体,缺一不可。

科学是人类在生活与生产中的智慧,不断探索、积累而产生的结果,用于改造自然,提高劳动效率,改善物质生活品质。

传统文化则是人类进化史中流传下来的文字知识,用以丰富人的灵魂,提高思想意识,指导、规范人类在社会生活中的言行,推动人类文明、和平、有序地延续!

科学从有人类起,就产生了。最初的刀耕火种也是科学。从赤身裸体到树叶、兽皮遮体,到发明织布到染色的兴起。而文化是在这之后,发明象形文字、甲骨文到印刷术。

从这方面看,科学是人类为了生存,从劳动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而文化是人类在吃饱食物之后,有了更高的追求而发明的。

科学和传统文化都是为人类的进步服务的。科学的振兴促进了人类的文化水平,文化的提高能更好地掌控科学为人类服务。科学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

时代发展到今天,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们的生活空间己离不开科学,而传统文化似乎传承不够。礼、义、仁、智、信,是古人提倡的,但人类社会中把重要“仁”“信”都丢失得差不多了,是需要警醒与反思的。

传统与科学的关系?

人们曾普遍认为,科学的价值在于改变生活。因此,科学也就意味着对传统的修正。然而,随着生物学观念的深入,人类学家开始把对物种习性的尊重引入到对人类传统的尊重。科学与传统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普遍开始注意到,科学应该帮助我们正确理解传统,而不是肆意破坏传统。《大家健康》2009年第6期的一篇文章[2]反应了这一新的观念变化:

中华民族传统的生存方式导致了人种的适应性进化,短时间内完全执行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出现了大量的不适应人群,由此引发行为方式疾病流行。复兴中华文化的意义之一是重新获得中华民族的生存信心。中华民族的那些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应该因为随时可能出现的医学猜想而放弃。这样才有可能尊重古代中医学者关于消渴病的研究成果。消渴理论是针对高消耗疾病而提出的中医理论;而糖尿病理论是针对尿糖、血糖与合成激素提出的理论。而这一差别所导致的不同结果关乎患者的健康和生命。

依据聂文涛医生观察到的谷物保护曲线③,以及对糖尿病分型理论的分析,吉林省对《碳水化合物控制对糖尿病患儿健康的影响研究》项目给予了财政支持。而在这项科研进行之前,一些糖尿病患儿已经获得了救助。

聂文涛医生认为,中医学传统下的特殊食物组合技术(传统称为食饵)不能用现代营养学进行理解。实际上,这种食饵技术是特殊的食物训练。桑黄子片就是由桑叶、黄精、山楂、葛根等食品经过有机组合制成的食品。桑黄子片的意义在于调动起人体的特殊工作方式。谷物保护理论是基于中医学数千年的实践,主张对消渴病人放开谷物而不再作任何限制,谷物在食物中的总比例在60%左右,以避免人体出现高分解应激。同时,在运动指导上也吸收了美国行为研究成果,把提高骨骼肌紧张度作为运动目标。

当把这种疾病看成是消渴的时候,解决路径就成为避免高消耗应激,于是这就是可以痊愈的疾病。当把这种疾病看成是糖尿病的时候,解决路径就成为提高合成速度或阻止碳水化合物吸收,于是这就成为终生疾病。显然,消渴理论与糖尿病理论有着很大的区别。

在判定理论正误时候,科学发展观强调了科学原则的地位。也就是在比较中医学消渴理论与现代糖尿病理论的时候,不要因为现代医学理论有着西方文化背景而直接确认其不可超越。换句话说,当中医学实践与现代医学猜想发生冲突的时候,仍然要相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不仅仅是要从中医学消渴理论中汲取营养,而是要依据消渴理论下的成功经验来帮助那些Ⅰ型糖尿病患儿。这是医学存在的基本意义,也是最基本的人道。提倡科学发展观的目的,就是要把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⑤。离开人民健康,医学科学无从谈起。

试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影响

文化大??让中国意识到了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抛弃过去展望未来,用传统文化大无畏的精神让人民意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为现在中国强大的科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科学是真理,中国古代有科学吗?

道家思想体系是一种独特的哲学与宗教的混合体,还包含了原始的科学和方技,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度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在论及道家文化对于古代中国科学的具体贡献时,李约瑟指出:“在科学与方术尚未被区分的时候,炼金术士在进行炼金术试验时把一些化学物仔细地混合、加热的行为与巫婆用符咒镇住别人而在一口大锅里捣腾的动作看起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在西方,科学与方术的区别直到17世纪才实现,而在传统的中国从未真正实现。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道家学派的哲学家为了探求自然规律自己动手做试验,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他们像相信自己的头脑一样相信自己的双手,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中国研究炼金术的人主要是道家学者。道家学派的思想家为了探索自然而亲自进行体力劳动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儒家学派与道家学派之间的另一个根本的差别。没有一个儒家学者会屈尊从事任何的体力劳动,而对道家学者来说这是他求道的一部分。道家学者从事体力劳动的行为有效地使得他们跳出了封建贵族哲学以及后来的官僚学者的狭窄的文化圈子”(李约瑟《道家及其对自然的探索》,选自《道家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83-84)。

《庄子》书中多处记载了鬼斧神工的人间奇技,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道家学派对于吸纳自然之精华的“道术”的推崇。“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向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庄子·养生主》)有一名厨师给文惠君肢解牛只,他手所接触的,肩所依靠的,脚所踩踏的,膝所抵住的,无不沙沙作响;刀插进去,则霍霍有声,无不切中音律。既配合《桑林》舞曲的节奏,又切合《经首》乐章的韵律。《徐无鬼》篇中有一则庄子自述的故事:“郢人垩慢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斲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斲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故事的意思是说:郢地有个人把石灰涂抹在鼻尖上,薄得像苍蝇的翅膀,再请石匠用斧子削去这一小白点。石匠挥动斧子轮转生风,顺手砍下,把石灰完全削去,而鼻子却一点也没有受伤,郢地的那个人站在那里面不改色。

《庄子》中的这些奇技、绝技所代表的究竟是科学还是技术?这些更像是“道术”的“术”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什么作用?

很久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以结果反过来推导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发展状况,难免显得片面。实际上,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李约瑟主编的七卷本英文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从1954年开始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书以浩瀚的史料、确凿的证据向世界表明:“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上曾起过从来没有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在现代科学技术登场前十多个世纪,中国在科技和知识方面的积累远胜于西方”。然而,李约瑟博士又提出了一道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虽然在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比欧洲的科学技术(除了希腊光辉灿烂的理论建设高潮之外)要进步得多,而在17世纪初期利略时代之后,现代科学在中国却没有发展,或者可以说,完全没有发展呢?在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他提出了几个基本问题:为什么与系统的实验和自然假说的数学化相联系的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迅速兴起?为什么在公元1-15世纪的漫长岁月里,中国在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比西方更为有效并遥遥领先?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一直处于原始的经验主义阶段,而没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如何正确地解答“李约瑟难题”?中国古代真的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吗?

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技术?科学作为一个特定的概念是中国古代所没有的,据说有人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看到西方的学问是分成科目的,如数字、物理、化学等,于是便把这些学科统称为“科学”这一概念。从中可以看出,人们最初是从知识的精细化、系统化来认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而这正是中西文化中的根本区别点之一。

科学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概括地说,科学是人类探索自然和社会以及人本身,寻求其内在规律性的过程和结果,其过程为科学研究活动,其结果为科学理论体系。而技术是人类为满足需要——由简单的衣食住行到复杂的社会需要而改造自然的方法和手段,其方法为技艺,其手段为工具。科学主要表现为知识形态,技术则具有物化形态。科学提供物化的可能,技术提供物化的现实。科学上的突破叫发现,技术上的创新叫发明。科学是创造知识的研究,技术是综合利用知识于需要的研究。对科学的评价主要视其创造性、真理性,对技术的评价则首先看是否具有可行性,是否能够带来实用价值。

科学和技术都是自古就有的。西方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1884-1956)在厚达4000页的专著《科学史导论》中,从古代一直研究到公元14世纪(即中国的明朝初年),他列举了大量科学家的名字,而中国的科学家就有249人。这些人中,研究天文学的最多,医学和数学次之,而真正搞技术的只有5人。无论如何也不能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没有科学。当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也许是由于中国的技术发明者大都出身于社会底层的能工巧匠,历史上很难留下这些“小人”的名字。李约瑟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技术贡献卓著,“要是没有这种贡献,就不可能有我们西方文明的整个发展历程。因为如果没有火药、造纸、印刷术和指南针,欧洲封建主义的消失就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潘吉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古代中国科技发展的辉煌成就单从《考工记》一书中记载的众多技术成果就能体现出来。《考工记》是中国春秋时期记述官营手工业各工种规范和制造工艺的文献。西汉初期因《周礼·冬官》散失,遂以《考工记》作补,从而保存在《周礼》中传世。《考工记》是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手工业技术文献,书中保留有先秦大量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工艺美术资料,记载了一系列生产管理和营建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思想观念。《考工记》篇幅并不长,全文约7000多字,但科技信息含量却相当大,记述了木工、金工、皮革工、染色工、玉工、陶工等6大类、30个工种,其中6种已失传,后又衍生出1种,实存25个工种的内容,涉及先秦时代的制车、兵器、礼器、钟磬、练染、建筑、水利等手工业技术,涵盖天文、生物、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该书在中国科技史、工艺美术史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人类最初只有技术没有科学,这是显而易见的。科学起源的土壤是人们在最初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及社会现实过程中产生的。那么,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从何而来呢?

中国传统文化建立于大陆文明、农业文明、宗法文明的基础之上,其中,大陆文明与农业文明交织起来,大大促进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大陆文明为来自不同部落的民族之间的频繁交往提供了广阔空间。另外,大陆文明也是战乱频发的根本原因,不同部落为了占有更多土地与人口,就必须掌握更多的涉及战争的各类军事技术。农业文明的技术起点远高于西方的游牧文明,为满足众多人口的生存需要,古代中国人必须懂得更多的实用性经验技术,如植物栽培、天文地理、气候水利等涉及农业生产的各种知识。

古代中国科技主要体现为实用主义、经验主义的智慧特质,其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然而,中国古代科技成果为什么没有像近现代西方那样转化为资本主义式的先进生产力,从而产生出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呢?

真正的科学是以逻辑、范式等作为基础的,它体现为知识的系统性、体系性、理论性,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取向。科学与技术是密不可分的,科学实质上是以普遍性逻辑为基础的技术集成。如从不同力的运动形态研究中所产生的技术发明,都源于共同的力学理论知识。虽然技术门类不同,但都建立在相同或近似的科学逻辑基础之上,技术的属性是相通的。

古代中国能否产生出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门类?

答案是肯定的。从中国人可以拥有众多的技术发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古代中国人完全可以产生无数类似于《考工记》的科技专著,从而形成系统性、体系性、理论性的科学门类。我们从战国时代的墨家学派对于科学的严谨态度中就能得出这一结论。很像是现代教师的教学笔记的《墨经》涉及到了数学和物理学等多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几何学、力学、光学等。从中可以发现,中国人的自然科学知识并不比古希腊人落后,比如《墨经》中关于圆、线、面等定义,就比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定义要早100多年。尤其显得难能可贵的是,墨家学子对于科学进步能够从自发走向自觉,有着较为系统的认识论与逻辑学知识,提出了如何规范人们认识世界的“三表法”这一比较科学的方法论,这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学派的模糊性、抽象性与神秘主义思维模式有着十分明显的区别。墨家学子社会地位较为低下,多系直接参加生产劳动的劳动者,其中大多数为手工业者。墨子本人即是精通机械制造的工匠。墨家学者们很自然地会在平时的劳动实践中积累、总结自然科学知识。他们是真正的劳动者、平民文化的代表者,因而,只有他们才能产生真正的自然科学知识。他们关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虽然不够系统,但在那样的时代,如果有一条正常的路径发展下去,孕育出任何系统性的自然科学知识都是有可能的。其实,墨家学子们发散式的思维方式,涉及任何领域的知识都是有可能的。可以设想,如果这一学派始终能够存在,哪怕其他中国主流文化只是兼容、容忍其存在,古代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史一定会被彻底改写。

然而,古代中国为什么就不能产生出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门类?

科学技术在人类文化系统中作为一种技术文明,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令人惋惜的是,中国式的科学技术文明不能上升为制度文明的高度,早早地退出了参与设计中国式制度文明的宝贵机会,科学技术只能沦为物化意义上的器之“用”,而不能上升为制度文明本身而被中国文化所接受。科学技术不具有独立的价值取向,只能停留在技术文明的层次上徘徊不前,不能作为一门学问成为主流文化必须研究的对象。虽然1-15世纪中国人取得了辉煌的科技成果,但最终不能发展出类似于近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体系。古代中国人缺的不是技术,而是技术的体系性、系统性、逻辑性以及社会制度推动下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儒、道、法等组成了中国主流、次主流文化,是中国制度文明基本范式的共同设计者,它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决定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性安排。显然,儒、法文化中的基本思想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极为不利的。比如,主张等级制度的儒家文化把一切涉及劳动的事务均视为“小人”之事。农业生产之类的活动劳苦而又繁琐,儒者自然不会投身其中,他们甘愿成为不劳而获之人而自以为荣。因而,由儒家文化主导下的后代科举制度根本不可能将关于科学技术的学问纳入其中。儒者不懂科学,他们很多时候是以反科学的面目出现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如天文学、农学、军事学,必须接受系统性的学习,而儒家主张的政治功利主义的核心是“学而优则仕”,投身于科技发明的行为并不能给人们带来荣华富贵。这与近现代西方人对世界奥秘充满了热情截然不同,西方人投身于科技发明却能够得到财富与荣誉,从而大大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进步。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的进步显然是不能寄希望于以儒、法为代表的贵族文化的,那么,道家文化能够有力地推动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吗?

与墨家学派不一样的是,道家所推崇的只是一种源自“大道”的“道术”,而不是基于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目的来创造不同的新技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从庄子学说中尤为明显地看得出来。

《达生》篇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有个叫梓庆的匠人削木头,制成野兽形状的架子,可以用来挂钟鼓。钟架做成后,看见的人无不惊叹不已,好像那是鬼神所为。鲁侯接见梓庆,问他是用什么办法做成的,梓庆回答道:“我在准备做钟架之前,向来不敢损耗气力,一定要靠斋戒来平静内心。斋戒三天,不敢存想奖赏爵禄;斋戒五天,不敢存想毁誉巧笨;斋戒七天,仿佛忘掉了自己的身体四肢。这个时候,不再想到是为朝廷做事,只专注于技巧,而让外界的顾虑全都消失。然后我便深入山林,观察树木的自然本性;选择好外形与体态最适合的,就好象看到现成的钟架,这才动手加工制作;没有这样的机会,就什么也不做。这是以自然配合自然,制成的器物疑为神鬼所为,大概就是这个缘故吧!”

忘记功利,忘记名声,忘记自己,才能做出巧夺天工的精美器具。技术并没有独立的价值取向,而是顺应于自然大道的。就拿《养生主》中的那个厨师来说,他所喜好的是“道”,他开始解牛时,所看见的都是一头整牛;三(多)年之后,就不曾看到完整的牛了。宰牛的刀用了十九年,肢解过数千头牛,而刀刃锋利得就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牛的骨节之间是有空隙的,而刀刃几乎没有什么厚度,以没有厚度的刀刃切入有空隙的骨节之间,自然是宽绰而有活动的余地了。所以我的刀使用了十九年,刀锋仍像刚从磨刀石上磨过一样。

在庄子眼中,他所看到的并不是今天的我们所想象的科技的日新月异,也就是说,他并不主张以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来改变人类的生活方式。世界并不是无限向上发展的,而是一个周而复始的循环。“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庄子·至乐》)。物种由微小的几而来,几遇到水就会长出断续如丝的继草,在水土交界处就长成青苔。落在丘陵高地上就长成车前草,车前草获得粪土的滋养就长成乌足草……大虫生出马,马生出人。人又返归造化之初的几。万物都产生于几,又都回到几之中。

庄子反对的是违反自然的人为智巧。李约瑟说:“虽然道家尊重体力劳动的技巧,采纳了经验主义的观点,信赖并欣赏技工和发明家的机敏灵巧,但有时候他们却矛盾地表示了对科技创新的反对。初看起来这一现象十分奇怪,并且与道家的自然主义哲学和我们已知的道家思想与科学技术的联系是直接抵触的,再加上道家对知识的否定态度,这一现象把许多注释者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在仔细审查了他们的论述之后,我们发现道家反对的是技术的误用,而不是技术本身。”(李约瑟《道家及其对自然的探索》,选自《道家二十讲》,华夏出版社,2008年版,105)

《庄子·天地》篇中讲述的一则故事很好地说明了庄子的思想观点。故事中说子贡看到一个农夫正在用水桶从井里打水,子贡告诉他有一种很简单的节省劳动力的器械——桔槔可以用来提高工作效率,那农夫说:“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农夫说的意思是:“我听我的老师说过:‘使用机械之类的东西必定会出现机巧之事;进行机巧之事的人,必定会生出机巧之心。机巧之心存在于胸中,内心就无法保持纯净状态;无法保持纯净状态,心神就不会安定;心神不能安定的人,是不会体验大道的。’我不是不知道你所说的办法,而是因为感到羞耻而不愿那样做的。”

这段故事原本是讽刺儒者用心过度,违背事物本性,但也代表着道家学派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道家学派对于技术的发生原理缺少应有的兴趣,具有反智的文化倾向,对于科学技术往往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道家所推崇的只能是循环性、重复性、技巧性的技术。基于减法思维、反向思维的道家文化,并不需要一个西方式的精细化的科学世界,一切都是蒙昧混沌而又自然而然的。

这样,由于墨家文化不能上升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形式,中国人很自然地就与真正的科学知识失之交臂了。皇权大一统之后中国科技只能从道家文化中的不知究里、马马虎虎的自发性科学思维中产生出来了。

导致近现代中国科学技术落后除了从主流文化、次主流文化上的原因之外,最主要的还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的关系。皇权专制主义的“家天下”严重制约了科学技术的正常发展。据说,明朝运用于军事的火药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而到清朝却变得落后了,这个例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皇权专制主义对于科学技术的阻碍作用。当然,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存在本身也是一个文化上的问题,因为主流文化、次主流文化不仅是皇权专制主义制度的“法哲学”,而且也是为皇权专制主义政治意识形态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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