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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与旅游关系
法国旅游学家弗朗索瓦·韦拉曾把亚洲的主要旅游国分为三类:一类是具有航空和港口交通枢纽以及进入东南亚和中国的得天独厚的通道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另一类是工业国家,如日本;第三类是拥有特殊旅游资源的国家,如泰国。韦拉虽然没有提及中国,但很显然,中国属于其中的第三类。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博大精奥,源远流长。在长期的发展积淀过程中,中国文化造就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文化,"旅游"在中国自有其生成、发展的土壤和历史。
如果说,在中国哲学的诸子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思想文化影响最大的是儒、道、佛三家,那么,在中国旅游的诸子百家之学中,对中国旅游文化影响最大的也是儒、道、佛三家。正是这三家各执一端的旅游思想,能糅合各家,以其各自的文化风格影响着中国旅游文化,组成中国旅游发展的基本线索,给中国旅游文化的开拓演进带来了活力。
一、儒家思想与中国旅游文化
两千多年来,儒家的旅游观对于中国人民的旅游活动产生了至巨至深的影响。对儒家的旅游观可从近游思想、远游思想、重民传统和尚古意识四个方面认识。
就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而言,中国人有着安土重迁,不喜远游崇尚近游的思想。这可从中国民间的俗语"好出门不如歪在家","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看景不如听景"中反映出来。这是因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中华民族的内倾民族性格特征多少地阻抑了中国人旅游的动机,它发源于儒家。从孔子思想体系的总体来看,"仁"贯穿其中,成为联结各个范畴的媒介,同时,又是各个范畴和言行的总纲。而从宗族血缘关系来看,孝悌是为仁之本,提倡孝悌,注意培养人们具有孝悌的品德,是孔子仁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因此,孔子曾经要求做儿子的做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礼记上也说:"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故君子……一举足而不敢忘父母……道而不径,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遗体形殆。"儒家之提倡近游,目的就是为了减少非正常死亡和伤残现象,从而实现其"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和"斑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的仁政思想。这种近游观的出现,与春秋时期的黄河流域,在生产水平尚很低下的时代,劳动力很宝贵的社会经济条件相吻合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近游作为一种旅游方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当时无疑是有其进步意义的。
儒家主张和看重近游,是因为这种短途旅游既可达到健康身心和陶冶性情的目的,又可和家人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儒家并不是无条件反对远游。按孔子的表述分析,父母去世后,儿子远游自然不在限制之列。因为儒家学说以重人伦为核心。父母在世之日,儿子久游不归,一则令父母担忧;二则儿子也不能对父母尽关心赡养的义务。孔子只是要求做儿子的出门之前必须制订好游览计划,把游览路线、时间、何时归来这类情况告诉父母,使父母心中有数。同时,孔子也十分重视远游的作用,把它视为扩大阅历,结交名流,增进学问的重要途径。《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孔子对于为他而纷至沓来的客人的欢迎词,也是对当时人际交往频繁,旅游之兴盛的社会现象的一种良性指导。孔子还将游览视作个体人格发展的理想之路,他认为只有"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所以儒家认为"志在四方"是男子汉应有的抱负和基本的形象特征。这用意很清楚,他们给所有的人规划了两种自我实现的途径:当孝子或当忠臣。为家庭或为国家。前者的奋斗目标在于使家庭幸福,后者的奋斗目标却是为国家太平。由于儒家阳刚进取,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是身在庙堂之上,即一心想参政,因此,在儒家学说中,为父母做牺牲和为君国做牺牲,都属于仁人志士。明乎此,我们就容易理解在中国旅游史上为什么近游理论较远游理论同样发达,探险旅游同怡情旅游一样受我国人民的重视。
研究儒家思想的人便会发觉,儒家的"与民同乐"、"民贵君轻"的思想也渗透在中国旅游文化之中。在《孟子.梁惠王》中有一段关于与民同乐的论述。孟子认为,贤者与民同乐,故能乐其乐。而不贤者虽有池沼等游乐对象,因其不能与民同乐,故快乐难以持久。他引用《诗经》中赞美文王的"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的有关句子;和《尚书》中所引夏朝民众仇恨商纣王独乐的民谚,从正反面举例说明"与民偕乐"和"独乐"的区别。以此来启发和讽刺梁惠王。
一部中国旅游文化史,始终贯串着这一重民传统。这种把发展旅游和实施仁政结合起来,通过旅游来体现仁政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文化的建设、旅游文化特色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在中国历史上,由于这种"与民同乐"思想的薰陶,产生了一大批将仁政实施与旅游开发结合进行的地方官,如柳宗元、白居易、欧阳修、苏东坡、范仲淹等,他们把旅游看成政治的一部分,他们不肯脱离政治来谈旅游,在借旅游怡情的同时,又考察民情。重民传统也表现在历代帝王不敢肆意远游上,凡置国家大事和人民疾苦于不顾,而一味远游的君主,无一不受到民众的遗责。
珍惜自已民族的历史,爱护先辈留下的遗迹,在文明的世界里,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而这传统尤以中国为突出。在两千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曾多次表白他崇拜古代文化:他认为周代的政治制度和学术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对尧舜统治时期也向往不已。他描述自已的立身是"信而好古,述而不作"。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旅游文化就是在这种"信而好古"价值取向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在旅游资源开发和旅游者欣赏口味方面,这种特点体现得异常鲜明。就旅游点的建设来看,中国古人对于开辟自然风景游览点的兴趣,远不如建设有古迹的旅游点浓烈,他们对于保存古代旅游文化有着极为强烈的责任感。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能象中国这样富于历史责任感,这样重视旅游史料的保存,中国人世世代代都在严肃地记载着他们开发旅游资源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山水美的认识,这都可以从历代留下来的各风景名胜的碑刻史料和有关山水名胜的各种山经地志中感受出来。
克已复礼、兴灭继绝、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可以说这四句话大致概括了孔子的文化观。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讨论中,谁也不曾否认孔子在整理和传授古代文化、保存文化遗产方面的历史功绩。由于大一统的儒家思想自汉武独尊儒术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因此给中国古代旅游文化带来了很多独具的特点,如尚古重文、兴灭继绝的文化意识,就曾对我国的旅游文化带来良好的影响。鸟瞰中国的旅游文化史,重视修志,保存真实的史料,以供来者参考,实在是我国古老而又绵延不断的传统。在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一处名山大川没有人为之撰写志书的,一些不出名的山水名胜也因有旅游者的游记而传世。
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旅游文化,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开创了儒家人本主义的"比德说"旅游观。他将山水与不同思想修养、气质特点、个性品格紧密联系起来,使山水人格化、气质化;凡是人具有的美德,都可以赋予山水;而且人可以通过游览山水达到娱乐、长寿的目的。与孔子开创的注意道德价值的旅游观--"比德说"相左的,是老庄开创的注重个性情感的旅游观--"情感说"。与儒家同时代生衍,并深深影响着我们民族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的道家思想,以其"清静无为"的消极出世态度书写了另一种逍遥自在的去追求顺应自然、返朴归真的旅游审美文化。
二、老庄哲学与旅游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佛、道三教,儒重治世,佛重治心,道重治身,而"道"是老子和庄子建立的最高哲学概念。由于老子和庄子都推崇"道",所以后人称之为道家,而真正将老子之道发展到顶峰的以形成道家正统地位的还是庄子。同时,庄子之道与旅游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庄子之"道"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特殊形式,随中华文明而渊源流长,同时它作为民族文化的载体,在中华历史长河中泛波,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许多领域有着血肉亲缘的关系,其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兼容并蓄,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各领域均产生过巨大而复杂的辐射作用,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促进和保护作用。
庄子是我国先秦时代著名的旅游大家,他一生酷爱自然,相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在继承和发展老子"道法自然"的观念时,庄子认为道即美,无为即美,无为即自然,自然是天地的本性,人对自然之道的认识,应采取直接体验的同步方式,即庄子所说的"乘物以游心"的直觉体验方式,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天地自然与人契合的旅游。
"游"在《庄子》中频频出现。据统计,除人名如"子游"外共出现99次,它有四种含义:(1)游泳。如"善游者数能,忘水也"(《天远》)。(2)游戏。如"问谷奚事,现博塞以游"(《骈拇》)。其中"博塞"就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游戏。(3)自如运用。如"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游刃必有余矣"(《养生主》)。(4)游历。如"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逍遥游》),"子贡南游于楚"(《天地》)等。其中,前三种意义的"游"在《庄子》中只了现了7次,而"游历"的"游"则有92次之多。可见庄子对旅游的钟爱。他抱着"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的人生态度,风尘仆仆于齐、楚、魏等国,行踪飘忽于山川林间,钓于濮水之滨,游于濠梁之上,与旅游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对旅游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体悟。《大宗师》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大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观乎天地之谓",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旅游。庄子认为,"观于天地"的旅游能使人生境界"天人合一",优游自在,无挂无碍,并能领略"天地之美"的无限风光,也是庄子得"道"的重要途径和最佳选择。
庄子时代之所以重视游历活动,是由于当时文化思想交流的媒介极其贫乏,用以记录个人思想成果的文字大都刻写在竹简上,这就给思想交流带来了很大的因难。因此,除聚徒授学外,周游列国就成了诸子百家为传播自己的思想而想到的既方便又快捷的途径。《庄子》书中记载庄子所游之地就有楚、鲁、卫,匡等。总之,社会游历活动成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风习,这种风习在张扬主体思维成就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陶冶了主体的性情和人格。
在研究老庄哲学的过程中,我们总感觉出在道家学派中,老子是把"至美"和"至乐"作为"游"的最高志趣,庄子则更主张"乘物以游心",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称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为"天和"。他希望按人的自然本性生活,从仁义礼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求得精神上的自由。在庄子整个光怪陆离的思想中,最能显现他个性至情的,是他"云气空蒙,往返纸上,顷刻间,顿成异观"的"逍遥游"思想。这与他看破红尘,想遁于世外,以求得自然之性的人生观相一致。"逍遥游"是庄子提出的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特殊范畴和特殊概念,它既是人类在不自由的社会条件下要求精神解放的抽象概括,又是庄子本人思想性格的抽象体现和庄子旅游的行为纲领。在本质上体现着旅游与哲学的高度统一。它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旅游山水美学,已经从具体的审美经验,开始上升为抽象的科学理论。
"逍遥游"是庄子对"游"和"旅游"现象的高度哲学抽象和理论概括。而这种"逍遥游"是指精神与行为的自由,是摆脱当时社会现实所加给人们的各种枷锁的绝对自由,是在幻想中所追求的自由,也是一种无意志、非理智、超功利的,游于玄境的心灵自由活动和精神邀游。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其哲学的现实土壤便是旅游。这种精神遨游是由具体的旅游活动发展概括,飞跃和升华而来。而庄子"小知不及大知"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依赖的主要是旅游获得的宇宙天地无限的信息和至高无上的感受,旅游是庄子得"道"的主要途径。
古代哲人和文艺家多强调"以我之自然合物之自然",这是达至精神绝对自由和解放的必要条件,是走向精神漫游的第一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庄子之"道"与庄子之"游"是相融的,庄子之"道"即庄子之"游",庄子之"游"即庄子之"道"。他用来论道的游,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是一种抽象的旅游思想和旅游理论之游--即顺物自然的思维方式之"游"。在抽象的"游"论"道"中,旅游的自然天放和畅神自娱的特征被作为"道"的原则贯穿于庄子"道"论的整个观念体系中,旅游在庄子"道"论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一)旅游把天地万物作为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客观上启迪庄子透过纷繁复杂的现象,去探究万物的本源,本性和宇宙的根本等哲学问题,从而论证道的本原性;(二)旅游"自然天放"的特征为庄子"道"论的自然本性提供思维原型。可以说,"道"的创生得之于旅游的启示,"道"也就必然保存着旅游的特征和痕迹。它是庄子旅游的物质载体,旅游在一定程度上受"道"的支配。
虚静是庄子之道的特性,是"天地之本","万物之本",那么,受庄子之道的熏陶和影响的庄子旅游自然也以虚静为纲,用庄子的话来说,叫做"退居而闲游,则江海山林之士服。"庄子以寄意自然达到人与自然的沟通为旅游最高境界,以产生虚静的心境和超脱物外的解脱之感为旅游最终目标,以能聆听风壑万籁之声,体验四时变化之景,洞穴探幽等为最佳旅游环境,时时处处都体现了庄子崇尚虚静的旅游方式和旅游思想。
庄子是中国旅游的积极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他玄远淡泊的逍遥旅游思想,给予后代啸傲风月,翘首天外的隐士游客和失意宦场,徜徉山水的士大夫们的极大的心灵慰藉和旅游模式示范。"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悠然自在的隐居生活,正是陶渊明返朴归真情趣的抒发;"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度鸣禽"的病愈见生机的描绘,正是谢康乐郁郁不得志情绪的沉吟。忙于世俗的人如果能象庄子那样,外观于物,内省于心,就能跳出尘俗,顺应自然,返朴归真,进入逍遥游的境界。
作为中国古代道家旅游理论的创始人,庄子的旅游贡献不仅在于他身体力行地倡导旅游,提出一系列的旅游主张,而且还在于他难能可贵地对旅游现象本身进行思考,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独特的旅游理论体系。如果说中国旅游文化传统是流,那么,凝聚于《庄子》中的旅游思存和旅游理论就是源。庄子实是开启了中国旅游文化传统中的道家一维,这在中国旅游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奠意义。
三、佛教与旅游文化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具有明显的东方色彩。佛教文化对我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旅游资源历史之久,数量之多,艺术之精是中外驰名的。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人们通常只看到较低层次的佛教表面现象的某些侧面,所以一讲佛教,有的人认为就是烧香求神,磕头拜佛。其实,佛学的严密性及其教规教仪的规范化使佛教在思想、文化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具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一次佛教之旅,应多上些人生的净化,多一些思辨的认识,而不仅仅是求签算命,东张西望或前呼后拥。
佛教自西汉传入我国。魏晋南北朝时社会动乱,兵荒马乱,苦海无边。佛教以其大慈大悲、普济众生、因果报应、彰善惩恶的教义赢得了各层次人群的信仰。加之上层社会人士出于"家弃章句,人重异术"的文化心态,所以也乐于交游佛教徒。玄学与佛学共向交融,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既深且广的影响,对中国旅游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佛教哲学与道教哲学一样,都是宣扬出世的哲学,其基本精神是老庄倡导的顺应自然,返朴归真。所以游方问道在佛教界有着悠久的传统。佛教有一部流传极广的大乘经典《华严经》,该经的《入法界品》介绍了广善财童子从文殊菩萨处发心问道,继而百城烟火,前后参访请教了五十三位大善知识,终于证明"华严法界"的生动事迹。千百年来,中国佛教徒以善财童子为榜样,通过"西行求法"游方问道、朝礼山胜迹的活动,促进民间旅游活动的成长和发展。
中国僧侣的游方是受佛陀"游行教化"传教方式的启发而形成的。佛教认为:人生是"无常"的,充满了痛苦,只有信奉佛教,努力修行,才能彻底摆脱生死痛苦,进入超脱生死的境界。为了脱离苦海,不少佛教徒不远千里,到异国他乡寻找真经。早在东汉中叶,中印佛教徒就开始交往。汉明帝时期"白马驮经"佛教东来佛经的历史记载,生动地反映了伴随着佛教传播而兴起的旅游活动。自那以后,不断有古印度和西域的高僧大德来我国译经传教。如安世高、安玄、竺佛朔等等。他们博学多识,孤身远游,在传播佛法的同时,还带来了异国他邦丰富多采的文化艺术。他们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崇高的献身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僧人寻求佛法,朝礼圣迹的热情,形成了持续千年的"西行求法"运动。他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或走陆路,或行水道,"轻万死以涉葱河(今新疆一带),重一言而之萘苑(泛指印度)"。其人数之多,路程之远,行旅之艰,历时之久在古代旅游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成百上千的求法高僧中,以法显、玄奘、义净等最为著名。他们每到一地,即寻访名师,学习佛法,并了解当地的山川形势,风俗民情,学成归国时带回大量的经籍图像,并积极从事翻译工作。他们撰写的游记性专著《佛国记》,《大唐西域记》和《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今日研究古代印度和南亚地区的历史、地理、文化和宗教的重要资料,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重要财富。有四个字,叫"千载一时"就是说历史虽已过去,但"已作不失",众业所造积淀不来,成就了我们的今日。佛教自印度传入我国以后,就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上,经过"嫁接",生根、成长、产生了有独特结构和气象的中国佛教。
在自然山水中居静修行,清淡佛理的旅游一向在僧侣中十分风行。"一钵千家饭,孤僧万里游。"出家人云水一身,无牵无挂,以参访善知识,弘扬佛法,化导众生为务。他们崇尚自然,素用山水点缀神形,并将优游山水,品味山水和在山水中切磋玄理,发挥禅理,发展为名僧的一种风度。他们又为深山幽谷,万仞高崖,大漠石窟,江心孤屿僻静海滨,幽深郊野是佛游的理想之处,佛教徒的参方活动虽有其特定的意义,不能与旅游活动划等号,但是,如果对参与活动进行客观评价,却又不难看出它与旅游活动的密切联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教徒的旅游的确是旅游活动的积极参与者。不仅如此,他们同时还是佛教旅游胜地的建设者。环顾我国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地,无不翠枝如黛,碧草如茵,环境清幽,景色宜人。古联有云:"世间好语佛说尽,天下名山僧占多"。高僧大德所作的贡献及其艰苦的创业精神令人钦佩!
佛教徒通过交游,佛学与玄学,儒学相互交融,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佛教旅游文化--禅宗。它随缘而安,与世无争的思想与儒家乐天知命,安贫乐道,顺应时势的思想相联,又与道家无为不争,安时处顺的态度相通,特别与庄子避世、游世的思想相一致。三种思想的相容相摄,对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和旅游活动的开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它们都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神秘、异已变成为理解、亲和,都表明人的山水意识已从神的羁缚中解放出来,都将人性美(或道德,或情感、)和山水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而充分肯定了人的道德价值和情感价值。历代大量旅游文化作品表明,儒、佛、道这三种旅游观念事实上都在影响和促进我国旅游文化的发展。
中华民族自古便是一个向往自然,喜好自由,乐于游历的民族,从上古时代的圣人舜以其巡游的方式揭开这一行程的帷幕以来的数千年间,在山川霞丽,风物壮观的中华在地上,不知多少华夏英杰,以其艰苦卓绝的旅游生活向世界展示过他们奋进勃发的英姿,也不知有多少炎黄子孙以他们无数的旅游活动为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增添了瑰丽的一笔。是他们,孔子,老子,庄子,法显及许多旅游家,谱写出中国旅游文化史上绚丽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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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园林的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园林建筑以自然山水园为主要类型,其结构特点在世界古代园林建筑史中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并自成体系,尤其是作为园林建筑重要组成部分的楼,阁,亭台,廊等配套建筑,与园林景观融为一体,不但作为赏玩之用,更是作为艺术供人们欣赏。这些园林建筑不但历史悠久,文化含量丰富,而且个性特征鲜明,极具艺术魅力,在漫长的时间里,作为东方园林的代表,对东亚各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传统园林建筑大体上可分为以讲求多功能,气势宏伟和以严格的等级秩序和对称结构见长的皇家官方园林建筑和以精巧多姿,迂回曲折,以融合大自然为情趣私家园林,但无论是哪一种,都深深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而其中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人心态和文化精神的,当属数量众多的私家园林。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作为古代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官方正统学说,其哲学、伦理思想、审美观念,已经渗透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儒家道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传统的农耕社会的基本心态,对传统园林建筑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传统的园林建筑,一要宜观,二则养性,三则寄托精神追求,这种价值观深刻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审美情趣和性格操守,给园林建筑增添了不少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园林建筑方面,最突出的莫过于将园林视为文化的人文观,这也是儒家积极入世心态的一种体现。传统园林建筑中处处可见文化的痕迹,从园林中前朝后寝的基本布局就决定了园林建筑的基本形态,传统文人士大夫的情趣和审美观念,使得众多的私家园林建筑随处可见脱胎于诗词歌赋的题匾,园名,古代的文人们,将园林视为一种艺术,讲究触景生情,情景交融,在中国古典的园林中行走,有一种古典的意境美,传统园林,就是要营造出这种诗情,画意,乐韵的意境。一座古典园林的建筑就是凝固了的中国绘画和文学,它以意境为创作核心,使园林建筑空间富有诗情画意。同时,园林布局的自由和宽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儒、道两种思想在中国文化领域内的交替互补,也足以说明文人希望通过园林艺术,以曲折隐晦的方式反映出人们企望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憧憬返朴归真的意愿。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结合为基础的文化,在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建筑环境的选择了产生重大影响,使得中国古建筑最注重环境的优化,道家哲学作为儒学最重要的补充,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中下层社会,其观念已经渗入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包括园林建筑。在传统上,中国人崇尚自然,追求内向而外封闭的空间心态,使得中国的园林有了一种虚虚实实的模糊化意识,更注重和大自然的协调,通过适应环境,而不是征服环境的方式来实现,使得表现在传统园林在布局上,建筑营构,甚至植物配置上都竭力追求自然,营造与大自然和谐的自然氛围。中国的园林可以造的很大,但是这种大不是像西方那样通过外表的扩张来实现的,而是通过隐蔽的花草树木,一道道透墙,无数的廊、亭、轩、水的分割来实现的。隐蔽的围墙,含蓄装点的山水,还有爬满整面墙的垂直绿化植物,不但可以拓展空间,更是创造了令人陶醉的山水画意境,况且中国古典园林绝非简单地摹仿这些构景的要素,而是有意识地加以改造、调整、加工、提炼,从而表现一个精练概括浓缩的自然。它既有“静观” 又有“动观”,从总体到局部包含着浓郁的诗情画意。这种空间组合形式多使用某些建筑如亭、榭等来配景,使风景与建筑巧妙地融糅到一起。优秀园林作品虽然处处有建筑,却处处洋溢着大自然的盎然生机,深受成道家思想的传统文人将这 种天真活泼的自然生机,视为人与自然间必有的境界,他们在此寻找园林情趣,探索人的生命与生存的和谐之道,这才是最令人神往的中国园林的特色。
你能说说我们的祖国还有哪些景色和骄傲的传统文化吗?(各举一例)
景色:黄果树瀑布,是我国第一大瀑布也是亚洲最大的瀑布。
传统文化:剪纸,中国汉族最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人们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墙花、灯花等。
关于贵州的文化传统和风景名胜
一 ) 音乐
贵州少数民族能歌善舞 , 传统音乐舞蹈丰富多彩。贵州各民 族音乐不仅类别多 , 而且各具特色。以下是贵州省一些主要少数 民族的歌曲简介。
1. 苗族
(1) 歌曲
苗族的歌曲可分为飞歌、游方歌、风俗歌、叙事歌、祭祀歌等几 种。 " 飞歌 " 是苗族音乐中颇富特色的体裁 , 多在山岗林野和田间 地头演唱。特点是音调高昂 , 气势雄浑 , 节奏舒广自由 , 旋律起伏 大。一些地区分男声飞歌和女声飞歌 , 并分为高腔和平腔两种腔式。飞歌题材内容极为广泛 , 堪称苗族歌唱艺术的瑰宝。
(2) 乐器 苗族乐器最著名的要算芦笙。雷山县的排卡村和凯里市的新光村是远近闻名的芦笙制作专业村寨。其他有芒筒、唢呐、大号、 直箫、竹笛、口弦、古瓢琴、二胡、四胡、木鼓、铜鼓、皮鼓、大筛锣、大 锣、包包锣、大镣、小镣、木叶等。根据功能 , 苗族器乐曲目可分为 风俗仪式性和生活性两大类。前者由乐器组合 , 后者则多为独奏。
2. 布依族
布依族的音乐 , 有声乐和器乐两大类。
(1) 歌曲
根据歌词使用情况 , 布依族民歌可分为布依语民歌和汉语民歌两种。
根据内容和演唱场合 , 可分为情歌、生产劳动歌和风俗歌等。
(2) 乐器
布依族的乐器有铜鼓、唢呐、 " 勒友 " 、 " 勒浪 " 、 " 笔管 " 、姊妹箫、 对箫、牛骨胡、葫芦琴、笛子、月琴、皮鼓、大锣、小马锣、芒锣、小钹、小镲、木叶等。其演奏形式有独奏、重奏、合奏、吹打等。
3. 伺族
(1) 歌曲 伺族以锦屏为界分为南、北两个方言区。两个方言区的音乐风格有很大差异。
A. 北侗
北部地区的民歌有山歌、玩山歌、河边歌、好事歌 ( 酒歌 ) 、伴嫁 歌等等。山歌题材广泛、内容丰富。多以对唱、互相盘歌的形式进行。玩山歌是青年男女交流思想感情、倾吐爱慕之情的歌。这种歌 曲曲调高亢辽阔、热情奔放、音域较宽、节奏自由而富于变化。好事歌是在酒席上唱的歌 , 曲调各地不尽相同 , 总的说来 , 旋律舒畅 优美。伴嫁歌是姑娘出嫁前一个月或更长的时间里 ,同房族、同寨 子的姑娘陪伴新娘时唱的歌。此外 , 孝歌也有一定特色。
B. 南侗
南部地区保留的侗族传统文化更为完整些 , 因而其音乐也就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这一地区的音乐大致可分为大歌、小歌、礼 俗歌和叙事歌几种。大歌是歌队集体演唱的歌 , 其主要旋律在低 音声部 , 高音声部由歌头的加花变化而成。大歌的结构严谨 , 有较 为固定的曲式。大歌的种类很多 , 主要有鼓楼大歌、叙事大歌、童 声大歌、女声大歌、混声大歌等。多声部无伴奏大歌是侗族最具特 色的音乐形式 , 曾多次出国表演 ,蜚声海外。小歌的内容主要是情 歌。这类歌曲结构短小 , 歌词含蓄深情 , 曲子委婉缠绵 , 大都由青 年男女轻声慢唱。小歌分有乐器伴奏和无乐器伴奏两种。
(2) 乐器
侗族乐器主要有琵琶、牛腿琴、芦笙、侗笛、唢呐、二胡、锣鼓、镲、木叶等。演奏方式有独奏、伴奏和重奏几种。
4. 水族
(1) 歌曲
水族民歌主要分为双歌、单歌、调词、 " 诘俄呀 " 、儿歌等。双歌 分敬酒、祝贺、叙事性双歌和寓言性双歌。前一类双歌演唱时一般 是唱一首 , 和一首 , 歌首有两句固定的起歌和声 , 歌尾也有两句颂 扬性的衬和。演唱开始时 , 演唱者举杯或持筷在席上晃一晃 , 周围 的人们就不约而同地唱起起歌和声 , 歌的主体部分唱完时 , 众人又 默契地唱起衬和帮腔。单歌的每首歌词能独立存在 , 表达一个独 立的意思。声腔运用上 , 分为平腔和高腔两种。音乐节奏上 , 与其他歌种比较 , 相对自由 , 显得一板一眼 , 是水族音乐中比较古老的形式。
(2) 乐器
水族乐器有铜鼓、皮鼓、芦笙、唢呐以及二胡等。
5.仡佬族
(1) 歌曲
仡佬族歌曲主要有山歌、情歌、酒歌、婚俗歌、祭祀歌和儿歌等。山歌是在山坡田野唱的歌 , 内容广泛。歌词多为七言四句 , 节 奏明快。情歌是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歌 , 其旋律婉转优美。酒歌是 在婚丧嫁娶和节日庆典酒席上演唱的歌 , 节奏和旋律单纯古朴。
婚俗歌是在婚礼上演唱 , 节奏明快、旋律流畅。祭祀歌是在逢年过 节祭祀祖先时演唱 , 其曲调可以说是口语语音的夸张性延伸 , 朗诵 性比较强 , 无恒常节奏。仡佬族儿歌节奏活跃 , 感情质朴。
(2) 乐器
仡佬族乐器有芦笙、唢琐呐、锣鼓、泡木筒、木叶、箫、笛、月琴、二胡、四胡等。
6. 土家族
(1) 歌曲
土家族歌曲有山歌、打闹歌、风俗歌、祭祀歌、哭嫁歌、劳动歌、
" 溜子乐 " 等。山歌内容丰富 , 感情朴实。打闹歌也是山歌的一种 , 因演唱时用锣鼓伴奏 , 故亦名 "薅草锣鼓 " 。打闹歌是在薅革时为 了减轻疲劳 , 鼓动情绪时演唱的歌。一般由两人演唱 , 有时领歌 , 有时对唱 , 有时参加劳动的群众也帮腔。两个歌师紧跟在薅草队伍后面 , 一人敲锣 , 一人击鼓 , 哪里薅草落伍了 , 他们就追到哪里 , 边敲边唱。有时在唱前增加一些诙谐数板 , 称为 " 喊口号 ", 使气氛 更加活跃。打闹歌旋律热情高亢、质朴自由 , 高音、长音较多 , 曲调 悠长宽广。劳动号子和 " 溜子乐 " 是土家族音乐中具有浓厚特色的 音乐形式。劳动号子有多声结构特点。一种是一领众和的二声部 结构 , 一种是加副领唱、双领众和的三声部结构。后者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对比式复调织体 , 是我国民间合唱中比较有特色的复调音乐。
(2) 乐器
" 溜子乐 " 是土家族中广为流传的一种打击乐。基本乐器有小锣、大锣、钹、堂鼓等。传统曲牌有上百个。土家族乐器有唢呐、二 胡、箫、月琴、包包鼓、小镲、鼓等等。由八人用八种乐器演奏的 " 八音 " 独具特色。其乐曲往往也由八个小曲连缀而成。
7. 彝族
(1) 歌曲
彝族民歌有以反映青年男女爱情生活为内容的 " 曲谷 ", 用汉语演唱的歌曲 " 霎叉 "( 汉歌 ) 、婚事歌、丧事歌、叙事歌、 " 毕摩 " 歌以 及儿歌等。曲谷的演唱形式以独唱、对唱为主 , 也有齐唱和简单的 二声部合唱。女声多用假嗓 , 男声多用真嗓。 " 霎叉 " 的歌词主要为 汉语 , 歌词结构和韵律特点均与贵州汉族山歌一样。婚事歌即婚 礼上唱的歌。因演唱角色和歌曲内容的不同 , 曲调和旋律特点也 不同。丧事歌类似汉族的孝歌 , 有独唱、对唱等形式 , 曲调简单 , 多 属说唱式 , 有的曲子仅为一个乐句的反复 , 情绪比较低沉。叙事歌 旋律起伏较小 , 结构简单 , 大多为一两个乐句的无限反复 , 只有少 部分曲子是旋律较强的多乐段结构。 " 毕摩 " 歌是宗教职业者 " 毕 摩 " 在祭祀仪式上演唱的歌 , 其旋律起伏小 , 近乎吟诵。儿歌的曲 调与大人唱的 " 曲谷 " 等相似 , 但其节奏更加明快 , 而结构短小 , 语言生动。
(2) 乐器
彝族乐器主要有唢呐、月琴、二胡、锣、鼓、钹等。
8. 其他少数民族
瑶族、壮族、白族等民族也有自己独具特色的音乐形式 , 丰富 了贵州的音乐文化宝库。
( 二 ) 舞蹈
贵州各民族舞蹈种类很多 , 富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1. 苗族 ,
在苗族中 , 芦笙舞是一种流行最广最具特色的舞蹈形式 , 除铜 仁地区外 , 其余地区均有流行。芦笙舞多在节日中表演 , 以集体舞 为主。黔西北的芦笙舞除集体舞外 , 也有一人或数人表演的。有的 芦笙舞表演者能做出许多惊险的高难度动作 , 集舞蹈、杂技、体育 和音乐为一体。鼓舞也是苗族中比较流行的舞蹈 , 尤其以松桃一 带的花鼓舞最为著名。有男子舞、女子舞、男女混合舞、单人舞、双 人舞、四人舞、八人舞等形式。从乐器数量看 , 则有单面鼓、双面 鼓、四面鼓等。舞姿可表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台江反排木鼓舞 的动作热情奔放 , 被誉为 " 东方迪斯科 " 。丹寨的 " 锦鸡舞 " 也很有 特点 , 这是一种男女混合的集体舞 , 数名男青年排成数行在前面吹 芦笙做引导 , 数十名乃至上百名青年妇女排成长蛇阵紧跟其后 , 沿 逆时针方向转圈 , 边转边舞。舞蹈以脚步动作为主 , 腰膝自然摆 动 , 双手则垂直放松于裙边 , 舞步舒缓有致在独具特色的服饰的 衬托下 , 整个舞蹈就犹如锦鸡觅食 , 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此外 , 在黔东南、黔南和黔西南的一些苗族地区 , 还流行板凳舞、铜鼓舞等。
2. 布依族
布依族的舞蹈有模拟鸟类和兽类为主要特征的鸟兽舞 , 有在祭祀仪式上表演驱邪逐魔、祈福禳灾的祭祀舞 , 还有表现生产、生 活、斗争以及风俗等的民俗舞等等。其中 , 祭祀类的舞蹈占有较大 比重。如《铜鼓刷把舞》、《回旋舞》、《转场舞》等都是在丧葬仪式上 表演的。布依族舞蹈以男女共舞为多 , 表演人数大多为偶数。舞蹈 音乐以打击乐为主。道具在舞蹈中的普遍运用 , 构成了布依族舞蹈的显著特征之一。
3. 侗族
伺族舞蹈有" 多耶 "、芦笙舞、舞龙、舞狮等。" 多耶 " 主要流行于从江、榕江和黎平等地。 舞蹈时 , 或男或女 , 或男女混合 , 围成圆 圈 ,手牵手 , 踏着整齐的步伐边跳边唱 , 同时甩手为拍 , 气氛热烈。 芦笙舞由舞者自己吹芦笙伴奏 , 多为集体舞 , 人数多时可达上百人。也有的是独吹独舞。芦笙舞可以模仿人们的社会生产和生活 , 模仿人和动物的动作 , 表现力很强。侗族中还有一种较有民族特色的舞蹈形式" 龙喘〃。表演时 , 青年男女分成两路纵队 , 先由外向 里绕 , 再由里向外旋 , 盘成螺圈状 , 犹如长龙迂回。舞龙和舞狮多 在春节期间举行,与其他民族的舞龙、舞狮大同小异。
4. 土家族 ' 、
土家族舞蹈最著名的是摆手舞。一般在农历正月初三至十五开展表演活动。这是一种集体舞蹈。表演时 , 由一善舞者带领众舞者围成圆圈,边走边舞。圆圈中央由一人负责鸣锣击鼓,起指挥和伴奏的作用。摆手舞可以表现生产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内容 , 舞姿矫健、粗犷、豪放。祭祀舞蹈八宝铜铃舞也富有特色。这是土家 族宗教职业者 " 梯玛 " 主持向祖先 " 解钱 " 仪式时表演的舞蹈。分坐 舞和立舞两种 , 动作古朴。此外 , 土家族还流行梅山舞、跳马舞、龙 灯舞和蚌壳舞等。
5. 彝族
彝族舞蹈有在婚礼期间表演的 " 阿妹凯 "( 姐妹歌舞 ) 、丧礼期间表演的 " 肯合贝 "( 也称 " 铃铛舞 " 或 " 跳脚 "), 反映生产劳动的 " 撒荞舞 " 、 " 栽小麦〃以及儿童舞 " 阿西里西 " 和节日舞 " 钻龙门 " 等。同 一类的舞蹈在各地有不同节目和表演形式。例如 ," 阿妹凯〃' 就有流行于毕节、金沙、大方一带的 " 诺奢借 "( 蟋蟀舞 ), 流行于毕节、金 沙、大方、纳雍、威宁和水城等地的 " 毕叔累 "( 裹草席舞 ), 流行于威 宁、赫章一带的 " 署谷署谷谷 "( 围圈舞 ), 流行于盘县、六枝一带的 " 跳脚 " 等等。不同节目的风格也有差异。总的来说 , 彝族舞蹈的节 奏明快、粗犷刚健。
6. 仡佬族
仡佬族舞蹈有踩堂舞、酒礼舞、龙灯舞和狮舞等。踩堂舞是丧礼期间在停放灵枢的堂屋中表演。届时 , 由 3 人或 4 人分别吹芦 笙、摇铃、打钱杆、舞练刀做前导 , 边跳边唱 , 众人手拉手在后面鱼贯而行。舞时身体微屈 , 来回跳跃 , 并且不断变换队型。酒礼舞在 婚礼上表演 , 表演时 , 领舞者执手帕带领众舞者在屋前场地上围成圈 , 沿逆时针方向边唱边跳 , 气氛热烈。
7. 水族
水族舞蹈主要有铜鼓舞、斗角舞等。铜鼓舞主要在婚丧嫁娶和节日庆典等场合表演。这种舞蹈可以表现丰富的社会生活内 容。舞者随着铜鼓和皮鼓的鼓点 , 或踏着刚劲的大步 , 或急速旋转 跳跃。场面既壮观热烈又典雅古朴。斗角舞一般由 10 个人表演 , 其 中 5 个人吹芦笙 ,5 个人吹共鸣的芒筒伴舞。另有 5 位头插雉尾 , 腰拴白鸡毛裙子的姑娘作舞伴随着节奏配舞。吹奏小芦笙者作前导领舞 , 吹中芦笙者紧随其后。这种舞蹈在开春至秧苗抽穗期间停歇。
8. 瑶族
瑶族舞蹈主要有猴鼓舞、打猎舞和长鼓舞等。猴鼓舞瑶语称 久格朗 ", 在丧礼上表演。届时 , 场中央竖一齐肩高的大木鼓 , 场 地一侧悬挂几面铜鼓。表演者模仿猴的动作不停地跳跃击木鼓 , 同时 , 一些人轮流上场敲打铜鼓助兴 , 其节奏与舞姿相合。打猎舞 瑶语称 " 孰久 ", 也是在丧礼上表演。有打熊舞 , 打猴舞、打山羊舞、 打野猪舞等 , 表现的是打猎场面。长鼓舞是一种喜庆舞蹈 , 主要表现生产劳动和制造木鼓的场面。
9. 毛南族
毛南族中也流行猴鼓舞。
( 三 ) 戏剧
在贵州这片多民族居住的土地上 , 有许多专业艺术表演团体 , 黔剧是贵州家乡剧 , 全省人民非常喜爱 , 黔剧《秦娘美》、《奢香夫人〉、大型歌舞剧《蔓萝花》等曾被拍成戏曲影片 , 还有花灯剧《七妹与蛇郎》等也享誉省内外。我省各地活跃着 4000多个业余艺术表演团体。其中有芦笙队、唢呐队、歌舞队、杂技队、八音队 , 还有花灯队、地戏队、傩堂戏班、布依戏班等。他们的节目和剧目大多自编自演 , 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 受到各族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 , 还得到外国朋友的欢迎。
贵州少数民族戏剧 , 有巫术色彩较浓的傩戏 , 有从汉族中移植过来的花灯戏 , 还有综合性较强的布依戏和侗戏。
1.傩戏
贵州好几个民族都有傩戏。傩戏大致可分为巫傩和军傩两大类。
(1) 巫傩
在苗族、布依族、侗族、土家族、彝族和仡佬族等民族中均有流行这些民族中的巫傩大致可分为以黔东、黔北一带土家族、仡老族等民族中流行的傩坛戏、荔波布依族中流行的 " 生育傩储 " 和威宁一带流行的 " 撮泰吉 " 。
(2) 军傩
军傩流行于安顺市和贵阳市一带 , 是明代 " 调北征南 " 的明朝 军队带入贵州的。开始时流行于军队中 , 是一种练兵习武活动。后来逐渐变成民间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娱乐活动 , 并传入布依族和仡佬族等民族中。因不搭戏台 , 在平地演出 , 故也称 " 地戏 "; 因有宗教色彩,故也称 " 跳神 "
地戏的演出是在农历正月进行的。其演出也有酬神的性质,但是巫的成分比巫傩大大减少 。戏的剧目多为武戏 , 表演正史故事。主要有《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队《五虎平西》和《精忠 传》等。演出时须带面具。比起傩坛戏面具的狰狞和怪异来 ,地戏面具就显得要亲切和蔼些。
2. 花灯戏花
灯戏是广泛流行于汉民族中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其突出 特征是手不离扇、帕 , 载歌载舞 , 唱与做紧密结合。明王朝 " 调北征 南 " 、 " 调北填南 " 后 , 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而逐渐传入贵州 , 并 被一些少数民族吸收 , 经过一定的民族化改造 , 成为本民族的戏曲 艺术形式。 ;
贵州少数民族中 , 流行花灯戏的主要有布依族、土家族、仡佬族、苗族等民族 , 其中尤其以独山布依族花灯和黔东一带土家族花 灯最为有名。
独山花灯与江西的 " 采茶 " 、 "弋阳腔 " 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 并吸 收了广西壮族的彩调艺术。早期的独山花灯以歌舞为主 , 剧目有 《踩新台》和《灵官扫台》等 , 后来逐渐出现了戏剧剧目 , 如《槐荫 记》、《红灯记》和《还魂记》等。独山布依族花灯道白唱词主要为汉 语 , 同时也用布依语。
" 黔东土家族花灯系明代从江南一带传入。在原有花灯的基础 上 , 土家族民间艺术家们融入了本民族傩戏和摆手舞中的一些成 分 , 形成了自已的特色。黔东土家族花灯主要取材于历史故事和 民间传说。主要剧目有《征东》、《征西》、《红灯记》、《八仙图》和《关 爷点兵》等 o
3. 布依戏和侗戏
布衣戏和侗戏是贵州少数民族中流行的综合性、娱乐性、功能性更强的戏剧艺术形式。
(1) 布依戏
布依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 , 发源地在贵州与广西交界的册亨、 兴义和安龙等地 , 布依戏的产生是在本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广 西壮戏的有益成分而逐渐形成的。由于各地情况的不同 , 布依戏 在各地形成了一定差异。册亨布依戏有演有唱 , 而兴义巴结和安 龙甘河的布依戏则取坐唱形式。
布依戏的剧目包括两个方面 : 一是移植汉族剧目 , 二是根据布依族民间故事进行改编。
(2)侗戏
19 世纪初 ,侗族歌王吴文彩根据汉族戏剧 ( 主要有桂戏和花灯 ) 创立了侗戏。侗戏主要有生、旦、 净、丑等行当 , 第一种行当一上场都先自报家门 , 唱时须面对观众。
侗戏班一般是一村一个 , 也有的村按族姓、鼓楼为单位建立侗戏班。侗戏班原只有男性 , 新中国建立后开始有女演员。
侗戏剧目主要取材于三个方面 : 根据汉族传书改编 ; 根据侗族民间故事改编 ; 社会现实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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