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给大家谈谈传统文化和，以及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的区别对应的知识点，希望对各位有所帮助，不要忘了收藏本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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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含义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意蕴的用语仍经常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构建和谐社会需要建设和谐文化。其中一个重要命题，是正确认识、科学运用我国传统的“和文化”。
传统“和文化”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家“和文化”的主要内容包括：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社会理想观；和而不同、兼容并蓄的文化观；民贵君轻的政治观；德主刑辅的治理观；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的道德观；修身正己、以德化人的教育观；恒产与均平的经济公平观；以义统利、群己和谐的社会伦理观；国家统一、协和万邦的民族国家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等等。这其中的许多成分可以通过扬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用。在实践路径与方法方面，儒家以“中庸”的思想方法认知和谐，通过培养造就“君子”来促进和谐，用伦理道德维系和谐等，在今天也有可借鉴之处。
两千多年来，传统“和文化”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文明风尚的养成、人才的造就、政德政风的淳化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直到今天，贯穿其中的人文精神和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等价值取向，仍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源泉。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改造和利用，二战后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和谐。1991年，新加坡以儒家“和文化”为基础，对“亚洲价值观”进行了典型表述：“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助，尊重个人；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994年，李光耀在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大会上说：“要不是新加坡的大部分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困难和挫折的。”美国学者赫尔曼·卡恩认为，儒家价值观中包含的强烈的奉献精神、对政治群体的认同、内在责任感等，使现代东亚社会达到了比西方社会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高的经济效率。
传统“和文化”的根本性缺陷决定了，我们不能将其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现成方案。必须看到，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发展繁荣并不能完全归功于儒家文化。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在其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是因为人们对其进行了改造和扬弃，努力使其与现代文明相符合。况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文化劣性遗产的消极影响在这些国家愈来愈鲜明地显示出来。国内外诸多学者指出，儒家文化中的人治与裙带之风、政治伦理化、一元化强权、压抑个性自由、等级秩序等，在未来的现代化中将显示出更多的负面作用。2001年，李光耀坦言，儒家价值观不仅导致了过分的做法，而且某些方面在信息时代已经过时。
中国历史表明，儒家“和文化”未能造就出真正的和谐社会。究其原因，封建社会的根本制度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剥削制度以及维护地主阶级统治的君主专制制度，传统“和文化”企图在不触动、不变革封建社会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补偏救弊来优化这个制度，实现其和谐理想，这就注定了其大同社会的理想必然落空。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看，儒家治理观的根本性缺陷是“人治”模式：重社会伦理目标的应然性憧憬，轻实然性的社会治理系统的构建；重政治主体即“政治人”建设、工于人格塑造，轻政体即合理权力结构的安排，拙于体制制度的设计；重说教轻操作。它可以成为统治者缓和社会矛盾的润滑剂与调节器，而不能成为各阶层一体推进社会和谐的发动机。
我们所追求的和谐，既不是封建统治者诉诸专制强权加以建立和维系的等级制度下的“秩序”，也不是农民起义所诉求的平均主义的“和谐”，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民主法治制度为保障的、体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和谐。尽管传统“和文化”有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但它与现代和谐治理观有着质的不同，不能简单地加以采用和直接地进行对接。
超越传统治理观，通过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重构现代和谐治理观。理想目标和观念形态的价值观只有落实到制度层面，才能对改变社会面貌发挥稳定而持久的作用。传统“和文化”之所以未能造就出真正的和谐社会，正是由于缺乏民主和法治制度。我们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重构民主法治形态的现代和谐治理观。
传统治理观是伦理政治而非制度化政治、明君贤相的人治而非法治、自律型政治而非他律型政治，造成传统国家治理多说教而少制度、多权术而少规范、多任意性而少程序化、多经验治理而少科学治理，难以实现社会和谐和长治久安。超越传统治理观，根本性的转变在于：围绕民主和法治开辟一条用制度管权、用制度管事、用制度管人和靠制度执政、靠制度治国的新路。
加强民主和法治的制度化建设，必须增强制度理性、制度意识和制度精神，创新制度文化，将和谐治理观落实到制度层面。加强制度设计，更加重视体制和制度的改革，对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进行科学的制度化安排，从靠“政治人”实行“善政”变为靠“善制”走向“善治”。增强制度创新能力和制度供给能力，提高党、国家和全社会的制度化水平，使和谐理想的实现具有制度上的可规范性、法律上的可保障性、现实上的可操作性，逐步实现国家治理的制度化。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区别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关于文化，有广义、狭义两种解释。其广义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切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总和。其狭义解释是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我们所论的文化,主要是指狭义的解释。任何文化都具有民族性，任何民族文化都是由多重类文化媾合而成的。但是由多重类文化凝结而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的强力结构性，以致子两千多年来，我国虽经翻天覆地的巨大变革，我国传统文化经受了三番五次的巨大冲击，尽管今天所见到的现代文化与两千年前的古文化有了根本区别，但是与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兴盛时期相比，其质与核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这是为什么呢？ 认识这一问题，首先应该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这种沿革与流变曾五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战争频仍，随着各诸侯国政治、经济、军事、风俗的发展，加之我国地理环境的特殊性，而各种哲学文化也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势，自从孔丘编诗经、理春秋、兴教肓，创立儒学以来，中国文化开始定位。同时老庄哲学以及法、墨、名、阴阳等也熠熠生辉。后经董仲舒整理改制，儒家兼容诸学，开始独家显荣。
两汉之际，印度佛教东渐。魏晋时期佛教逐渐产生巨大影响，这是第一次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与其他宗教一样，在人们还不能完全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通过宗教虚构和诡辩，制造出“三世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的相当严密的一系列宗教迷信说教和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它把现实生活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堆砌出一个极乐净土和悲难地狱的神秘世界，启渡人们以佛为最高境界，来超脱轮回，投身净土，进入天国。这种神学唯心主义非常符合魏晋时期地主阶级和门阀制度的需要，这些在政治上腐败、生活上堕落、且不学无术的君臣们，为了解释和维持自己的利益，佛教的神不灭说、三世轮回和因果报应的理论恰恰成了他们寄生生活和政治特权合理性的借口。他们现世所以荣华富贵，都是前世行善积德的结果。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也因前世不积德行善。因此，这些豪贵们无不信仰和宣扬佛教。甚至南朝梁武帝萧衍宣布“唯佛道为正道”，以佛为国教，他三次把自己舍给寺庙，三次被大臣们花了很多钱从寺庙中赎回。一时间佛教迅速发展。佛教的鼎盛时期是在隋唐，尤其是唐代。唐朝统一中国，为了麻痹人民的斗志，防止农民再起革命，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极力提倡佛教神学。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时，就向佛许愿，一旦作了皇帝，定要力弘佛法。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派玄奘西天取经，而且大倡佛教。武则天就被佛教徒说成是“弥勒佛转生”，利用迷信为自己做皇帝制造舆论；唐玄宗曾受佛教徒灌顶。唐代宗把李唐王朝的延续看成是因果报应。在唐王朝的扶植和卵翼下，出现了一大批僧侣贵族，或被称为“国师”，或受封领地，或做了官僚。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宣扬与提倡，佛教达到了空前隆盛时期。在佛教东进、发展、以致于隆盛的过程中，佛教文化和我国土生土长的儒道等文化逐渐掺进捏合。特别是由周敦颐、邵雍滥觞，经过张载的重要发展过程，由二程完成体系，朱熹集大成的理学，将儒、释、道三家思想揉和，把厌世、出世、超脱尘寰的佛学精神揉和进儒家等级森严、听天由命和道家虚静无为、避世忘时的文化范畴中去，改变了以往“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唐宋元明时期三教并行，儒学居首，从此．我国民族文化进入一个相对超稳恒时期。①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次冲击，是16世纪中期的明朝。以扶助教皇为宗旨的耶稣会成立，起而与新教抗衡，为了从深得民心的新教那里争取群众 耶稣会派遣教士到南美、非洲、亚洲以及我国发展势力。1583年（万历11年）传教士利玛窦和罗明坚来到中国，著名的还有意大利的龙华民、高一志、熊三拔、艾儒略、华方济、傅讯济，德国的汤若望，西班牙的庞迪我，葡萄牙的邓玉函，法国的金尼阁等。他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特征迥异的西方文化，一种异质的高势能文化猛烈冲击我们超稳恒文化。西方的自然科学和新的伦理纲常对宋明理学以有力的挑战。笃信西学的礼部尚书徐光启，光禄少卿李之藻等大胆认为有必要融容西学以“补儒易佛”。西方的“神权至上”与儒家“君权独尊”截然相反，基督伦理强调“天主”至上，“凡我人类，皆亲如兄弟”，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全然违反了理学的宗法伦理准则。所谓君臣“皆以友道处之”，将会破坏尊卑有别的等级秩序。“国中男女配偶，上自国君，下及黎元，止唯一夫一妇，无嫔妃姬妾”，不就淆乱了儒家的“至尊之大典”。破坏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法则？这种西学东渐时缓时急，时毁时兴，势力渐强，持续了200多年，虽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我国封建文化的根基，但也足以使我国传统文化遍体鳞伤，显现出我国封建伦理文化的捉襟见肘。与佛教东进相比，其势逊于佛教，但其作用则大于佛教。佛教被儒学不断同化，它也屈就于儒学，自觉与之同化，为封建阶级所利用，加强了封建文化意识。而西方人文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则加速了封建文化的崩溃。
清统治阶级清醒地感到末世危机，对可能动摇其思想文化、伦理纲常的异端邪说展开空前围剿。他们关闭国门，严厉禁教，进一步加强以族长权力为核心，以家谱、族规、祠堂、族田为手段的宗法制度，到处搜查、追捕异族教徒。汉学虽盛极一时，但只流行于少数知识分子之中，其弊端日益增显；长期流布民间的佛、道也日渐衰微，应者寥寥。在这样一个思想乏主的大背景下，为西方文化的侵入大开方便之门，对我国传统文化比第二次更猛烈的文化冲击接踵而至是不可避免的。
对我国民族文化的第三大冲击，是伴随着异族侵略和民族压迫而来的。1840年，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从此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西方文化的强行灌输下，我国传统文化的柔弱无力立即显示出来。“与外界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在英国的努力下被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②正是在这木乃伊式的粉蚀中，中华民族文化才有获得重新排列组合、再振雄风的契机。在严复那里，中西文化对立已泾渭分明。他说：“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方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居，而西方务发舒；中国尚文节，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才力。”③如此说来严复时代，中西文化的对立，“实未敢遽分其优绌”，那么到了谭嗣同，饮恨菜市口，孙中山却让石头城才认识到制度的变革何等艰难，这才从制度认识到文化意识的重要。在陈独秀、吴虞力倡“最后之觉悟”的年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意识已成为新文化战士不共戴天的仇敌。“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④正是有了“最后之觉悟”的文化铺垫，五四时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才敢于挺进孔家店。“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⑤在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肇始于19世纪中叶的80年代中，近代新文化终于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随着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传统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意识开始坍塌，一场崭新的文化革命运动正在酝酿，即将爆发。
第四次文化冲击的浪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席卷而来。
五四文化革命运动的高潮，表示传统文化已经无方“保存我们”，这恰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意识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不断扩大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斗争的焦点是批判孔学，口号是“打倒孔家店”，是关系着继续变革中国古代封建文化，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问题，同时也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问题。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制为本位，以实和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情感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⑥这几乎是差不多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用以批判孔盂之道的理论武器主要是西方的进化论，肯定人类社会是进化的，国家制度、道德观念，都应世移时异变更宜矣。因此，孔孟之道绝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准则，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化是同社会进化论相悖逆的。但是社会进化的规律是什么，进化论是无法作出正确的回答的，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所谓“西学”发生了质的变化，它就不仅仅是指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而且也包括大量涌入的西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更包括马克思主义以及其它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这就由原来的古今中西文化之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封建复古思想、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其它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开始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也曙光微露。
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第四次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是以前任何一次都无法比拟的。第一，它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第二，马克思主义在斗争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中国近代哲学实现由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使文化运动产生了质的飞跃；第三，为我党的成立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孕育了新中国的诞生。从此，文化运动揭开了历史的新篇章。
但是建国后，由于缺乏经验和后来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到了登峰造极的极左思潮的影响，我国又牢牢关闭了开放的大门，不敢于正视西方文化，甚至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全面的理解，科学的认识和辩证的对待。当我们蓦然回首，西方的物质文明建设和人们生活的富裕，我们与之不可同日而语时，才幡然醒悟。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经济，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社会接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文化交流的必然结果，更是第五次文化冲击的结果，也为文化的进—步交流准备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根据。第五次文化冲击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为标志的。在当今世界大发展趋势下，文化的撞击、渗透、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种势能，强力的向低势的倾斜与流淌是不可阻挡的。唯一正确的科学态度是正视现实和因势利导，疏浚它们流通贯注的渠道，借东风，为我所用，来发展自己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次文化冲击与历次文化冲击皆是不同的。第一，这次文化冲击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是自觉的引进；第二，第一次以国家组织形式，有组织、有计划地提出、号召和推行的；第三，因而其规模更是无以伦比的，自上而下，东西南北中形成强大的阵势，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兆头；第四，是伴随着经济体制、经济管理的改革而进行的。因此，必然会带来我国各个方面的重大变革，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的变化。然而，尽管如此，我国的传统文化还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是我们应该认真研究的。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生活中某一事物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需要；二是可能。这两个基本因素是缺一不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如此凝结力，也正因为此，地域环境和人的智力结构，为中华民族初始文化的孕育诞生准备了主客观条件，各个阶层根据各自多方面的需要，形成各自独立的类文化，但是人类以及个人对文化的需要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多层次、多角度、立体的。这就需要文化的整合与同一，而这一整合与同一的中国传统文化恰恰适应了人们的需要，同时也有了整合与同一的可能，堡垒式的我国传统文化不被攻破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果我国传统文化具备了整一的可能，那么，它整一的“需要”是什么呢？从根本上讲就是生存和繁衍的需要。作为阶级统治的需要，它必然要选择适合维护自己统治的思想文化，该儒则儒、应佛则佛，应该黄老之学就黄老之学。汉初，一些明智的政治家认识到，秦统一天下，急功近利，严刑峻法，以保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而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 的根本原因。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其“务胜不休”，造成“无所不为而无所为”的严重后果，迫使无赖英主刘邦不得不“因民之性而治天下”，而采取了逆取而顺守之，文武并用的“无为而无所不为”的长久之术。黄老之学应运而生了，这是秦汉之交历史的必然．也是汉初政治家成熟的表现。然而，这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无所不为”已不是纯粹的“老庄哲学”，它融铸了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法家阴贼险狠的手段。陆贾本来就是一个大儒，他提出的“无为而无不为”思想，是融儒家“仁义”于道家“无为”之中，以积极的“仁义”来改造道家消极的“无为”。实质上，所谓黄老之学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吸收儒、法学说而形成的汉初统治思想。说得再明白些是：表黄老之学而里为儒法并道。即该儒则儒，该法则法，应黄老之学则黄老之学。
然而，经过七十年与民休养，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雄厚而不可一世，显然曾有积极意义而很消极的黄老之学已不适应汉武帝扩张皇权的多欲政治。为王霸天下，汉武帝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个适应自己“生存”、“繁衍的哲学与文化。汉武帝意气昂扬，对繁文隆礼，讲求事功的儒学大感兴趣，任用儒者，尊儒兴学。制度教化，去开辟自己的鸿业。武帝令三公、侯王荐贤良、举孝能，网络人才，重定国策，儒学大师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思想，立即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和推行。汉武帝罢黜秦所立之各家博士，专立儒学之五经。把秦的博士之业的《诗》《书》和“百家之言”分开，使得儒学赫然卓立。本质讲孔孟儒学的产生就是出于维护统治阶级的需要，只不过经过漫长的认识过程，才发现它金光闪闪的价值。儒学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基础，也确实对维护两千年来的封建统治发挥着无与伦比的作用。儒家学说不断发展壮大，与历代统治阶级所需和它的强力推行有着必然的联系。
历朝历代明智的统治阶级未有不根据自己的统治的需要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哲学文化，这就极有力地促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凝结。
作为一个阶级、一个集团是这样，而作为人的个体也是这样。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类文化是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剂深入到一个人的潜意识中，被不时地选择着而凝聚于个体身上。作为个体，儒、释、道各种类文化因子并存于其中，在不同境遇、不同条件下，其一种文化侧面为主要矛盾方面，来决定事物的性质。陶渊明一开始也并不完全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是他的“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积极入世的儒家精神到处碰壁，不容于时下的门阀世俗制度，才使他不得不回头向佛、向道，返璞归真，来寻求自己的心理解脱和生理调节，纵观陶渊明的三仕三隐无不如此。现实生活中，陶渊明以行之在心，外无形状的超然态度，不拘生活的外在形式与表象。努力追求一种恬然自适的情趣，实质上是一种老庄哲学的体现，庄子的理想是茫然徘徊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的超世之境，这是一种物我一体，天道合一，达到忘我的境界。显然陶渊明超然率真、向往自然的生活态度深受庄子的“顺天从性”的影响。然而，他却以平常心体味非常心，把淡泊朴素的乡居生活引入心与道冥的自由世界，深得庄子任性逍遥的真谛。假如陶渊明在积极入世求仕方面一味追求不羁，不达目的仍然去撞南墙势必会使他心理不得承受而引起机体的病变，导致他的悲剧命运。然而“陶渊明道家旷达任放的‘真’和儒家坦荡固穷的‘善’合而为‘美’，统一在他一身，使他超越时俗求得个体生命的自由发展，以走上解放自身的历程。达到古代文人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也这正是陶渊明淡泊而充实、深厚且光辉的人格价值所在。”⑦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以及他自觉不自觉的文化选择有着很强的代表性。许多名鸿大儒当他积极入世的人生理想破灭，往往返朴归真，回归自然，以求得自身的解脱。象王维、李白、孟浩然、柳宗元、陆游，以及许多政治家都是这样。就是孔子这样儒家的鼻祖到了晚年，因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到处碰壁而破灭后，不也唱起了“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吗？（《论语•先进》）苏轼在春风得意之时，积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极力反道排佛，而到了他政治失意和晚年则结识了不少佛家道友。作为个体心理调节因素的各种类文化，对于人的“生存”、“繁衍”具有很强的积极意义。从而在选择中，儒、释、道等各种类文化才能够整合统一，并且有强大凝结力。
不仅如此，我国传统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还有着浓郁的自然因素，这是西方文化难以具备或具备甚微的。“生存”、“繁衍”的欲求是包括人在内的任何动物都有的，只不过人是理智的而已。与此，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自然因素：人类文化的抉择、整一、凝结，与人的身体、年龄、甚至“力必多”，即性的强弱有关。身强力壮，年轻气盛、性欲强烈，一般说来常常显示着他们英勇搏击、积极奋进，向往和追求的是儒家精神；身体赢弱，年老气衰，性欲枯竭，一般说来，往往又显示着他们趋于保守、意志衰退而向佛向道、回归自然的文化倾向，从而使各种类文化整一于一人之身，显示出一个人不同的文化倾向。其中大儒李白是其较典型的了。李白年轻的时候，积极仕进，拥抱“辅弼天下”的宏愿，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孟少府移文书》）开始了他“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漫游生活而兼求仕的历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这是李白应唐玄宗之诏无比兴奋之情的显露，更是他积极仕进的政治抱负的形象展现，这是他42岁时的心态。然而，由于他刚直不阿、傲岸不羁的性格，他并没有青云直上，在权臣们的馋毁下，不得不上书请还，开始了他访道求仙的又一个历程。此时他暮气渐沉，年轻时他非常艳羡范蠡、鲁仲连、张良诸人平交诸候，长揖万乘。之后他尚老庄，甚至把庄子抬到屈原之上，“投泪笑古人。临濠得天知”。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儒、仙、侠实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⑧其实，李白的老庄文化意识和儒侠哲学观念虽然并存于他的一生，但每一个不同环境和年龄段所显示出来的文化侧面是不同的。这就是李白前后的文化抉择、整一与凝结。非独李白，难道孔子、苏轼等许多明哲贤达不都有这样的文化现象吗？
文化选择的这一因素，实质上是人的生存向度的必须过程。人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对自然有着天生的亲和力，在生存与回归的全程中，有一个超越阶段。这个阶段就是人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这个时期。他精力充沛，“性”欲勃发，细胞活力旺盛，血液循环茁壮，因而产生巨大的能量需要释放，怎么办？就要依靠“动”来宣泄。相对来讲，儒、墨、法是“动”的哲学。所以，一个人的青年及壮年时期，往往选择儒、墨、法的哲学作为自己奋斗的信条。而其中儒、法并流，以儒为体，更具合理。所以此时的个人往往向儒向法，儒家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一个人的文化性质。然而，人到了老年，或身体孱弱时期，其精力、性、细胞活力、血液循环等渐衰，能量疲软。在惰力中“迫使”他回顾往事，如此就自然会重新唤醒个体生之于自然，回归于自然的本性。他们要求平静、安然、恬适。相对来讲老庄思想和佛学意识是“静”的哲学。它们“天人合一”，“人与天调”、“梵我合一”的自然观念，封闭苍茫的深山老林、古河僻壤的自然野景，以及原始、古朴的世外桃源的人性美、人情美恰恰适应了这些人的生理所需和心理欲求。如此说来，人的文化抉择、整一、凝结有着它的自然向度，也是必然的、客观实在的。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沿革与流变，曾经有过五次大的西学东渐过程。虽然使我国传统文化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它的质与核还是很本色的。这是由于我国民族文化构成的特殊性所致。这其中是有了儒、释、道、法、名、阴阳等类文化构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可能，而由这些类文化构成的我国传统文化，又极其充分地适应了中国人的攻守进退等各个方面的生存与繁衍的需要。这之中既有它的社会性，也有它的自然性；既有它的群体性，也有它的个体性；就个体讲，有心理调节的需要，也有一个人年龄、体质、细胞活力和“力必多”的原因。所以我国传统文化比起其他诸如西方文化来要牢固得多，包容性要强得多。它不仅在种种冲击下，保持了自己本体性，而且还兼容和同化了许多我国其他民族的文化，如蒙古族文化和满族文化等，以及其他外国文化。我国有这一特征的传统文化对我国社会历史发展，曾起过巨大的积极作用，但也有过无与伦比的负效应。今天我们重新辩证地审视我国这样特征的传统文化，以促进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会有些价值的，也是许多哲人贤达无可回避的，因此为文以做抛砖之举。
注释：
①⑥ 转引自冯天瑜《中华文化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社第5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卷，人民出版社第3页。
③ 严复《论世变之亟》。
④ 吴虞《吃人与礼教》。
⑤ 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
⑦ 李之河、傅杰《论陶渊明自然率真的人生态度》，《张家口师专学报》1996年3、4期合刊号。
⑧ 龚自珍《最录李白集》。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有什么区别？
传统文化包括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以及精神文化，它是长时间积累下来的，传统文化包括了民族文化。然而民族文化是一个区域民族历史发展的积累。
比如传统文化节日有春节，端午节，元宵节，中秋节，清明节等。传统文化都是大家共同要经历的文化。因为这些节日，是人们都要过的节日。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人比较多。然而民族文化就仅仅是这个民族。传统文化，规模是巨大的。然而民族文化的规模是相对较小的。好比彝族有火把节，傣族有泼水节。这些节日除了他们本民族要过，其他民族是不需要过的。但是你也可以去欣赏彝族的火把节或者是傣族的泼水节。因为这些少数民族人民非常热情好客。和他们玩耍你会感觉非常放松。整个人完全陷入到他们民族的节日气息里。
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其实就是整体和局部的一个概念。每个人都必须经历传统。因为这是几千年人们共同认同形成下来的。因为传统文化广，所以很少有吸引人的地方。然而民族文化，因为是局部性的，所以有非常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各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苗族的穿金戴银。彝族的各种绣花图案。少数民族，他们的穿着让人感觉非常舒心。其次各民族还有各自的美食。以及各民族的待客之道。比如彝族的进门酒。当你去彝族地区玩耍时。彝族人民是非常好客的。当你踏进他们的村子，会有人专门迎接你。并且为你倒满彝族人自酿的米酒。
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都有各自的优点。随着时代的不断变迁。各民族不断地创新自己的民族文化以及传统文化。为的就是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被时代所淘汰。
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新文化？
我认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着三层关联，这三层关联分别是继承与发展，批评与遗弃，否定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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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与发展
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展开论述的时候，第1个就是传统文化在历史和现今当中的作用如何真正的有效的去把传统文化，在现今的时代拥有的活力展现出来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急切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何通过传统的内涵来表达出现今时代的话语，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现今的时代只有通过继承传统文化当中所最为核心，最为内涵的东西与现今的科技发展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结合起来，塑造一种，更有利于现今人们去更好的生活的方式。
这种方式，最直接的表现成我们所追求的中国梦，中国梦不仅仅只是个人的梦，而应该是一个民族的理想和未来的愿景，而这个愿景当中所深层蕴含的是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当中的无畏的精神和勤劳肯干的精神等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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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与遗弃
在传统文化当中也有许多的问题存在这些问题，包括对女性地位的歧视，还有对于三从四德等各式各样的，更为落后的内容的重视。通过摒弃这些，不适合现今时代的，主旋律的内容让传统文化更为纯粹，并且更为深刻的表现出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任务，也是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当中的关联性最为直接的表现。
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的将这两者直观的联系起来，与逻辑和观念当中达成一致，去在实践当中作为向方法论原则来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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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和肯定
在对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作出评价的时候，并不能直接的对传统文化否定，而对现代文明肯定也不能一味的说传统文化的好处，而摒弃现代文化的发展这两者，不仅仅是所处时代的反应，也是人类智慧的反映，在不同的时代，不仅仅只注重于对过去的继承也要注重于对现今的创造。
只有将两者不同于之前的肯定与否定而是吃一个中道的态度，并且以一种改造的方式来对待，才能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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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继承与发展，批评和遗弃，肯定与否定三种层次的，关联性的阐释，对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关系，我们具有了一定的了解，而进一步就是在生活和实践当中，去践行这种对他们的认识。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继承。
首先，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在不断流传，形成现代文化的根基在日益扩散发扬。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世界的很多精神文化都来源于中国，因为时间的推移凸显传统的底蕴，文化的内涵来源于古文人的科考传扬，时代在变，传统的习惯依然还在，这就是中国特色文化的发展。
与时俱进，传扬古文化美德是我们的使命，更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初心，耐心学习传统的内涵和定义，联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现代文化，要追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要想韵色蓝图规划，必须读懂传统古人的习惯和表述方式，方能提升文化空间的思维，犹如泰山脚下无云行走在人间。
因为，文化的基础就是人灵魂所在，没有魂魄的魅力在延续何来发展，又能如何提升翡翠的价值和生活历练。所以，传统文化改变的是思想未来，开拓的思路规划，成就的是文化的魅力在不断的光辉闪耀。
扩展资料：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 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物态的、制度的、思想的和习俗的等不同层次。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
中国传统文化，指中国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5000年之久。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世界上曾经有过与中国古代文化相媲美的文化类型，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它们对于人类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有的消失了，有的衰败了，有的中断了，唯独中华文化传承不绝。
虽然它也曾遇到过种种危机和挑战，但却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一样，一往无前，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内容丰富，气势恢宏，蕴含深刻，形式多样、悠久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现。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有必要了解和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现代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和习俗
1、传统节日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传统节日，很多事情有各种礼仪和习俗。汉民族传统节日近50个。
如下是15个主要节日：春节、上元节（元宵节）、花朝节（百花生日）、上巳节（三月三）、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盂兰盆（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日（小年）、除夕。每个地方还有地方和民族的特色。
2、中国戏剧
京剧、越剧、秦腔、潮剧、昆曲、湘剧、豫剧、曲剧、徽剧、河北梆子、皮影戏、川剧、黄梅戏、粤剧、花鼓戏、巴陵戏、木偶戏、梨园戏、歌仔戏、庐剧等。
3、语言文字
汉语是我国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文字。我国除汉族使用汉语外，回族、满族、畲族也基本转用汉语。
现代汉语有标准语〔普通话〕和方言之分。汉语方言通常分为十大方言：官话方言、晋方言、吴方言、徽方言、闽方言、粤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湘方言和平话土话。 从语言系属来看，我国56个民族使用的语言分别属于五大语言：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南亚语系和印欧语系。
4、汉语词汇
词汇是文化最基本的载体。汉语词汇则是在文化发展过程中不断开成或演变而来的，其本身就有很深的文化内涵。只不过，普通人不太了解而已。如：真心、真实、真相、真谛，这四个词语都来源于佛家。
5、衣冠服饰
汉族衣冠服饰始于黄帝，备于尧舜，各朝代形制不同，中国还有受其他民族文化影响而诞生的服饰。少数民族服饰种类较多，如苗族的"呕欠"、"呕欠嘎给希"、" 呕欠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传统文化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中国传统节日
关于传统文化和和传统文化和传统节日的区别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