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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
泉州文化历史源远流长，可上溯至远古闽越族文化。周秦以后，特别是西晋和唐朝年间，中原汉族大规模南渡入闽，中原文化开始的泉州大地扎根、衍化，土著文化日渐式微，尤其是唐代，泉州港口经济崛起，逐渐成为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的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于世，与泉州通商贸易的国家和地区达100多个，呈现出“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中原文化蔚为主流，泉州成了“朱子过化之区”。世界各大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础教（包括天主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纷拥泉州。泉州文化也受到这些外来文化特别是宗教文化的深刻影响。
经过长期的交流、碰撞、整合，到了明代，泉州文化更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和特色，地方戏曲由成熟，而趋向鼎盛。明未清初，泉州出现了诸如郑成功等许多咤风云的时代英雄人物，促进了泉州文化向海外尤其是对台湾的传播和影响，同时期封建政权实施的“海禁”政策，泉州文化更多地体现出本土特色，地方戏曲等又有了新的发展。
泉州山川毓秀，人文鼎盛，哺育出无数英才俊杰，素有“海滨邹鲁”之称。从唐至清一千多年间，见载史书的人物就有3500多人，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欧阳詹、王慎中，学识渊博的思想家李贽蔡襄，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郑成功、俞大猷，政绩卓著的政治家曾公亮、梁克家，智勇双全的军事家施琅等等。
在近代史上，泉州文化出现了新的景象。“五四”运动后，群众性文化迅猛发展，首先是学校，而后走向社会。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开展，泉州文化界有识之士纷纷起而应之，掀起了群众性的文化运动。特别是“9.18”事变后，泉州人民同仇敌忾，进步团体不断举办各种活动，旧剧改革尉为风气，救亡戏剧不断上演，抗战歌曲响彻名山秀水，的近代史上谱写了革命文化光辉篇章。
闽南方言
泉州方言（即泉州话）分布在今天的鲤城、丰泽、洛江、泉港区、晋江、南安、石狮、惠安、安溪、永春、德化、金门和清濛科技工业区等县（市、区、管委会），其使用人口达658万多人。泉州方言是闽南方言的一个分支。
闽南方言是一种超地区、超省界的汉语方言。它主要通行于闽南地区、粤东的潮汕地区和台湾省的大部分地区，海南省和广东的雷州半岛一些地区以及浙江、江西、广西、江苏和福建的中部及东北部地区，也有讲闽南方言的。千余年来，闽南、潮汕一带有不少人出洋谋生而相继向外移居。人语相随，今天的东南亚诸国，有相当一部分华侨和华裔仍然以闽南方言作为他们的交际工具。
闽南方言分布这么广，究其“正宗”，应是福建的泉州、漳州和厦门地区，而泉州方言则是早期闽南方言的代表。这是由泉州在闽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地位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泉州是闽南开发最早、同时也是福建开发较早的地区。早在唐代，它的经济已经十分繁荣，泉州位居当时其他五个州府（福州、建宁、延平、汀州和漳州）之首。宋元以来，泉州刺桐港海外交通贸易达到鼎盛时期，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成为海上丝绸缎之路起点。泉州因此而成为闽南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泉州的主导地位使泉州方言具有权威性，不断地影响着漳州和闽南各地的方言土语。以泉州音为标准音的梨园戏这一闽南最古老的剧种和南音这一著名的古老曲艺，从诞生起到20世纪的今天，都没有因为闽南标准音的转换而受到影响，泉州人黄谦编写于清嘉庆年间的韵书《香音妙悟》一直被当作闽南各地韵书的蓝本。由此可见，泉州音在历史上的影响之大。
厦门话正好是泉漳之间的一个土语，正所谓有“半漳半泉厦门腔”。鸦片战争之后，隶属于泉州府同安县的厦门被开辟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而逐渐成为闽南对外贸易和进出海外的中心。厦门话也因此逐渐扩大影响；厦门音终于取代泉州音，成为闽南话的代表。
宗教文化
泉州城北清源山，秦汉时就有方士、隐者的活动。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泉州最早的道教宫观白云庙在泉州府治南建置。佛教此时也在南安九日山下创建延福寺。
唐景支二年（711年），泉州设置，经济发展，海外贸易逐渐发达，为多种宗教在泉州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大批道教宫观我佛教寺院相继创建。佛教在泉州的传播过程中，不断与泉州地方传统民俗文化相融合，逐渐形成具有泉州地方文化色彩的佛教文化。
随着泉州港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发展，伊斯兰教和摩尼教也传入泉州。五代时，闽王政权推崇倡导道、佛二教，泉州的道教和佛教达到鼎盛阶段。
宋代，最高统治者确立以儒、道、释合一为格局的中国文化传统。限制道教、佛教势力的发展，严格僧尼的剃度制度和道士的受箓制度，这样反倒提高了僧尼、道士的素质。所以宋代出现不少著名高僧和道士，也出现了不少著名的佛教、道教著作。
宋祐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海外贸易十分活跃，社会繁荣，文化发达。佛教寺院积聚了大量的财富，因此出现历史上空前的佛教僧人造桥、造塔盛事，泉州开元寺著名的镇国塔、仁寿塔，以及著名的洛阳桥、安平桥，就是宋代僧人发起建造的。宋代，伊斯兰教、景教（基督教）都在泉州流传，阿拉伯人、波斯人在泉州建造了清净寺。
元代，元廷对各门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和明教（摩尼教）可以自由传播，天主教和印度度也在元朝前期传入泉州，多种宗教在泉州共存并传播。这与元代泉州成为世界最大贸易港的地位是相适应的。
穆圣的后裔典·乌马儿，景教徒乔治·阔里吉思，相继担任福建省（省治泉州）平章政事，驻扎泉州；对泉州伊斯兰教、景教的发展影响极大。泉州港主马八儿国挹伯鲁马尔，在泉州建造印度教湿婆神庙。泉州城内有三座欧洲人兴建的华丽的天主教堂。泉州伊斯兰教清净寺增至六七座。元廷派遣“管领江南诸路明教、秦教”的高级僧官西雷蒙驻扎泉州。管领泉州路景教僧官吴咹哆呢思，住持兴明寺。泉州开无寺有三千多僧人。
这一切表明，元代泉州是世界宗教的辐射点。
元末，朝廷内讧，泉州港成为争夺的焦点，出现长达十年的“亦思巴奚”战乱，直至元亡。明初，泉州又出现盲目的排外运动，各门外来宗教受到严重摧毁。明末，天主教再度传入泉州，但因不尊重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乾隆年间被禁绝。鸦片战争后，根据不平等条约，基督教、天主教再度传入，对泉州教育、卫生带来影响较大。清末，日本教也传入泉州。
新中国成立以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泉州的基督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等，成立了种自的宗教组织。“文化大革命”中，停止一切宗教活动。1978年以后，泉州的各门宗教相继恢复宗教协会。恢复正常的宗教活动。
福建的风俗习惯是什么
一、福建民俗的发展与演变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建历史发展在隋唐以前严重滞后于中原，并使境内不同地区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现将福建民俗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分述如下：
(一)秦汉以前：土著民俗自成体系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约四至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生活在闽南漳州一带。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福建各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如生活在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简单的语言，用石斧、石锄、石镰等工具进行粗放的农作，用石锛、石刀和蚌刀、陶网坠等工具进行渔猎和采集；有了简单的手工劳动技术，能制作出相当精巧的陶器，并具备原始的纺织技术；在葬俗上，实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为单人葬，极个别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说明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还有拔牙习俗，反映了有原始巫术。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著居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们习于水性，擅长行舟，工于纺织。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奉龟为神话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实行悬棺葬，即死后将尸体安放于船形棺木内，再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祈求死者灵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时，福建境内至少居住着7支互不相属的土著部族，古文献称之为“七闽”。春秋末，楚灭越国，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称这个时期的福建土著为“闽越”，他们喜欢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最重要的习俗是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盛行原始巫术。《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所谓“蛇种”，意谓闽越人以蛇为先祖，反映他们对蛇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闽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称蛇种”，并不讳言。他们在宫庙中画塑蛇的形象，定时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见蛇离船而去，则以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带疍民妇女，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蛇形银簪，其寓意亦为不忘始祖。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也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这实际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用以吓走水怪。如《说苑·奉使》所称：越人“劗发纹身，灿烂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越巫在秦汉时名扬天下，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宫中建越祝祠，设越巫，用越人的“鸡卜”，祈求长寿。
(二)三国至五代：汉族民俗传入福建并逐渐占主导地位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响。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闽越国，为绝后患，模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武帝的迁民政策，给福建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林湖泊之间，终因人口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福建经济文化愈加落后。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孙吴据有江东，以福建为后方基地，故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政权多次出兵福建，对山越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继而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后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孙吴政权除了在福建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还将许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时也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从此，揭开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西晋至五代，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著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著通婚，闽越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宋元时期：保留中原古风，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生齿繁毓。据统计，宋嘉定年间(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713～742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正如诗人张守诗句所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卷6)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的说法。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是“城里人家半读书(祝穆《方舆胜览》卷10《福州》)，连山区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何乔远《闽书》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宋代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著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第13册《端隐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荣昌盛之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福建旧志书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罗源县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福建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商品意识较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四)明清时期：民风渐趋奢侈、颓废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民风趋于奢侈。在福州，据记载：“夫婚嫁侈靡，珠玉莹煌，商财贿也。博戏驰逐，樗蒲百万，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游闲公子，饰剑履妖服，怒马扬扬过里门者，为富贵容也。”(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泉州的奢侈之风更甚，耻贫夸富成为时尚，“习俗之趋尚为豪奢。”不但商贾、胥役之辈“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缟，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就是“家无担石”的贫寒之家，也“非色丝盛服不出。”“虽家非素封，亦耻居人后，”(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形成耻贫心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闽西、闽北地区，俭朴传统也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嘉靖时(1522～1565年)建阳“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乾隆时光泽“嫁女犹从厚，设宴必欲丰。少年衣装必尚华丽，城乡演剧，耗费无穷。”(清·乾隆《光泽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一些乡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习，如尤溪“平民鄙俭崇奢，以服食相矜。”(清·乾隆《尤溪县志》卷3《风俗》)同时，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倭寇侵扰，赋役繁苛，大量自耕农破产，其中一部分人无所事事，民间赌风、争讼盛行。《南安县志》载：“嘉靖被寇以后，一切失业细民，率趋赌博、椎剽、嚣讼之计，以幸旦夕。”《同安县志》亦称：“赌风盛行，匪自今日；赌弊最甚，莫如头家。”(转引清·乾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类似记载，在旧方志中随处可见，带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国时期：新旧民俗并存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厦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资本涌入福建，逐渐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的农民沦为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弃农为商，做小本生意，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的嬗变。中西文化发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出现许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体，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还有教会办的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先后在各地出现。与此同时，厦门、泉州、福州等城市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陋习，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城镇中的传统民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国时，欧化民俗还波及乡村，《长汀县志》载：“盖邑人渐染欧化，踵事增华，奇技淫巧之事，声色货利之食习，骎骎乎遍及各乡，尤以城市为最。”(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
这一时期，民间服饰、器用、交际、婚俗变化较大。在服饰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发垂辫。辛亥革命前后，男子有剪辫之举，城里人学西方剪短发。女子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剪发者渐渐增多。官员在清代着官服，有钱人家长袍马褂，出门以坐骑、轿子代步。辛亥革命后，官员着中山装、长袍，出门或以轿车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装革履，使用怀表、座钟、留声机等洋货，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来品也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在礼仪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见到达官贵人要下跪作揖，毕恭毕敬，官场更有各种繁文缛节。辛亥革命后，提倡平等，废除封建官场仪节，见面行握手、抱拳或举手礼；在婚姻礼俗方面，少部分人冲破封建旧俗，自由恋爱，婚礼也不似往昔之铺张；在教育方面，新型学校增多，还建立了女子学校。许多华侨热心家乡的办学、建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些民间陋习如停柩不殡、溺婴、弃婴、缠足、童养媳、迎神赛会等被明令禁止，虽然其中有的习尚因令行不止而远未消除，但已大有减少。在广大农村，传统岁时节庆、生产习俗、民间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动仍无多大改变。但总的趋势是封建性减弱，现代性增强，新旧民俗并存，传统民俗仍居主导地位。
(六)1949年以来：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的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福建民俗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福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破除陈规陋习，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在人际关系上，根本改变旧社会穷人与富人、下级与上级的等级尊卑关系，确立平等、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大家以“同志”互称，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除了旧时的官僚腐败作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踊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蔚然成风。在生产习俗上，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旧时的求神治病、祷告祈雨等愚昧落后习俗基本上被破除。在生活习俗上，城镇居民多着列宁装、中山装，农民穿本地装，尚青、蓝色；出门旅行乘坐汽车、火车、轮船，旧时的坐轿、骑马现象明显减少，以至消失；生病求医成为城乡大多数人的共识，旧时“信巫不信医”的陋习基本破除，人民政府花大气力彻底杜绝吸食鸦片、卖淫嫖娼、缠足等丑恶现象。在婚姻礼俗上，各级政府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婚事新办，逐渐蔚然成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婚事大操大办，受到抵制和舆论批评；法律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流行数千年的童婚、溺婴、纳妾等行为被明令禁止。在丧俗上，禁止停柩不葬，鼓励丧事从简。农村虽沿袭土葬，但风水堪舆、建醮普度亡魂之俗逐渐淡化。福州、厦门、漳州等城市推行殡葬改革，倡导火葬，取得成效。在岁时节庆上，仍保留传统节日，其内容已赋予新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彩。除表演舞龙、舞狮、演戏等传统节目外，还有看电影，举行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铺张浪费、祭祀鬼神等旧俗逐渐淡化。遇公历元旦、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等欢庆节日，城乡一般要组织报告会、文艺演出、球类比赛、游园或参观等活动，气氛热烈而富有意义；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加强无神论教育，用科学知识破除鬼神迷信，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民间迷信活动大为减少。
这个时期，福建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对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工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本省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民族采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习也逐渐革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民俗现象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四旧”，用行政或暴力手段予以破除，许多正常的民俗活动遭到批判和禁止，福建民俗被严重扭曲。传统节日除春节外，多被禁革，过春节也要“革命化”，除夕吃“忆苦思甜饭”，大年初一不准舞龙、舞狮，不准演唱传统戏剧；人们服饰单一，传统的旗袍等服装均被禁止。各地庙宇大多被摧毁或封闭，或改为仓库、学校，菩萨、神像均被捣毁，甚至许多文物、艺术品也被作为“四旧”加以破坏、烧毁，等等。
二、福建民俗特征
民俗的形成一方面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生活的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以及自然条件相适应，总之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民俗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并以传统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此外，民俗还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福建民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又是在福建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在丰富多彩的福建民俗事象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特征有：
(一)多源性
福建民俗的构成是多源的，主要有四个来源：
1.秦汉以前的原始土著民俗。福建原始土著居民在秦汉之前有着自成体系的民俗，秦汉以后，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唐朝人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前期闽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清·康熙《漳州府志》卷29《艺文》)闽越族的部分习俗成为历史遗迹，还有部分民俗却沉淀传承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福建其它民俗。
2.汉族民俗。汉代以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带来了汉族的民俗，并逐渐成为福建民俗的主体。志称：五代时，闽北多为江北避乱之民，所以“备五方之俗”(《八闽通志》卷3《地理》)，闽西也“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陈一新《赡学田碑》转引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志》)福建民俗中无论是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还是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以及民间信仰和崇拜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民俗一脉相承。
3.少数民族习俗。福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畲族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习俗是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在福建民俗中。
4.外国民俗。宋元时期，泉州为世界著名港口，对外贸易繁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泉州，府志载：“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赀累巨万，列居郡城。”(清·光绪《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番学”，信仰伊斯兰教，保留本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些外来民族虽然后来基本上与汉族融合，但一些特殊习俗却保留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一部分。元代、明代和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欧洲的一些民俗也传入福建。特别是近代以来，福建民俗受外国民俗的影响日益明显。
(二)融合性
福建民俗的融合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1.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汉族民俗固然为福建民俗的主体，但福建汉族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自成体系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这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福建沿海地区，妇女参加生产、从事重体力劳动相当普遍。《闽书》载：“福州……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女作多于男。女人能轿，取女轿三十户以应内宫之役。”(《闽书》卷38《风俗》)晋江的“妇女芒屩负担，与男子杂作；百工技艺，敏而善仿。”(清·乾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闽越族的部分后裔疍民及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并把它们与本民族的习俗融合起来。
2.不同地区汉民俗的融合。中原汉人迁徙福建，前后持续千余年，他们以中州移民为主，还有不少是来自其它地区的汉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在具体习俗上还是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别很大，相继进入福建后，汉族民俗也逐渐融为一体。
3.中外民俗的融合。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港，“民夷杂处”，“市廛杂四方之俗。”(《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泉州汉民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加以融合。以宗教信仰为例，宋元时期流传于泉州地区的，除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其他民间信仰外，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信徒。各种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平相处，互相交融渗透。
(三)区域性
福建汉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原地区，由于他们入闽的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致所带来的中原汉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入闽后，又因与当地土著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等原因，逐渐形成许多不能相互通话的方言区。连城、清流、大田等山区县，竟然没有本县通用的方言，甚至相邻的乡村不能进行语言交流。福建方言以纷繁复杂著称于世，在中国八大方言中，除了湘方言外，其它七大方言均有在福建的不同地区流行。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区而存在着差异。以民间信仰为例。临水夫人和五帝的信仰主要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方言区内流行，妈祖的信仰中心在兴化方言区，王爷、保生大帝的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南方言区，扣冰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北方言区，定光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客方言区，等等。
在同一方言区内，不同府、县的民间信仰又有所差异。以闽南方言区为例：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辅顺将军马仁、辅胜将军李伯瑶、辅义将军倪圣芳、辅仁将军沈毅的宫庙在漳州府属各县较多，广泽尊王信仰以泉州、南安最盛，清水祖师在安溪、永春、德化影响较大，青山公在惠安县拥有最多的信徒。其它方言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各府、州、县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在同一县内，每个铺、境、村落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灵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福主、土主、社神等。以泉州为例，旧时泉州城分为36铺94境，铺有铺主，境有境神，共有大小神庙130多座，奉祀着100多尊神灵。境主神的神庙由居住在该境的百姓捐资合建，各种宗教活动也由该境的百姓参加，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四)可塑性
平民百姓则不那么严格，往往将纳采和问名合而为一，将纳征和请期合而为一，同时简化迎亲礼节。贫穷之家的婚礼则更加简化，甚至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福建绝大多数地方盛行厚葬之俗，闽南地区更甚，俚语有“生在苏杭，死在闽南”之说。但闽南地区的不同市县，或同一市县的不同乡村、同一乡村的不同人家，丧葬礼俗的繁简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又如寿诞，富贵之家除了大摆宴席，祝寿请客外，还要演戏助兴。而寻常百姓之家无力大操大办，贫穷之家更不敢奢望举行寿诞之礼，能煮碗寿面招待客人就算不错了，不少人甚至终生没做过一次寿诞。类似的情况在福建的民俗中普遍存在。
(五)娱乐性
民俗的形成要得到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并乐意参与，需要有一定的娱乐性。福建民俗的娱乐性尤为突出，以宗教祭祀为例，福建的宗教祭祀活动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戏剧演出。在百姓的观念中，要获得神灵的欢心和保佑，除了献上丰盛的祭品和进行虔诚的礼拜外，还要演戏酬神、演戏媚神、演戏娱神；不但神诞日要演戏酬神，传统节日、婚嫁寿庆、祭祖、寺庙落成、神灵点眼开光、庙会、祈雨、五谷丰收、斋醮仪式等等活动都要演戏酬神。最典型的是连丧葬也要演戏媚神，俗称“和尚戏”或“丧戏”。如政和县：“初丧，置酒召客，演剧喧哗，以送死之礼。”(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仙游县：“父母之丧，久停未葬，必觅堪舆。……葬毕，晏酒演剧，乡里道贺。”(陈盛韶《问俗录》卷3《仙游县·金斗》)清末，泉州丧葬演戏媚神成为风尚，时人吴增在《泉俗激刺篇·丧戏》中写道：“流俗是非太倒置，作大功德竟演戏。大小班，无小备，男女眷，无不至。嬉谑笑语，嫌疑不避。毫无哀痛心，大有欢乐意。破费计百又计千，人多称其孝，戚友称其贤，鸣呼其然岂其然。”宗教祭祀活动与戏剧演出相结合的习俗，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形成，虽说是为了“酬神”、“媚神”或“娱神”，但在客观上却取得娱人的效果。
(六)神秘性
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史称：“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宋史》卷89《地理志》)志书亦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八闽通志》卷58《祠庙》)福建民间所奉祀的神灵十分繁杂，既有闽越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残存下来的鬼神，又有从中原传入的汉民族所奉祀的各种神灵，还有从印度、中东、欧洲等国外传入的神灵。特别是福建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他们需要什么就创造什么，带有任意性和实用性。不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盘古、女娲、西王母、彭祖等)、古典小说中的角色(如齐天大圣、猪八戒、通天教主、姜子牙、八仙、四海龙王等)被奉为神灵，而且岩石、老树、花草、枯骨、家禽家畜、泥土、家具等等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不受限制，其随意性是中国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总之，福建境内的神鬼几乎无处不有，充斥于天上、人间和地府，构成了十分庞杂的神鬼体系。发达的宗教信仰深刻地影响着福建民俗的各个方面，使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都附带了各种祭祀活动和禁忌，不同程度地染上神秘的色彩。
(七)辐射性
福建民俗具有辐射范围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明清时期，以闽南人为主的福建人大批渡过台湾海峡，移居台湾岛，闽南的民俗几乎全盘移植到台湾，成为台湾民俗的主体；二是明代以后，闽人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带去福建民俗，不同程度影响了居住国的民俗；三是福建民俗还辐射影响到日本的琉球等地。
江西民风民俗
江西风俗和赣鄱文化：
江西省，简称赣。因公元733年唐玄宗设江南西道而为省名，又因为江西省最大河流为赣江而得简称，“自江北视江南，江东在左，江西在右。”，别称江右。自古以来江西人文荟萃、物产富饶，有“文章节义之邦，白鹤鱼米之国”的美誉。
江西省地处中国东南偏中部长江中下游南岸，东邻浙江、福建，南连广东，西靠湖南，北毗湖北、安徽而共接长江。江西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洲地区的腹地，与上海、广州、厦门、南京、武汉、长沙、合肥等各重镇、港口的直线距离，大多在六百至七百公里之内。古称江西省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乃“形胜之区”。
全省共设南昌、赣州、上饶、新余、景德镇、萍乡、吉安、鹰潭、宜春、抚州、九江等11个设区市，99个县（市、区）。南昌市为江西省会和最大城市。截至2006年，全省人口4339万，人口密度257 /km²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低于邻省，人口出生率13.80‰，死亡率6.01‰，城镇人口比例为36.6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男女比例105.13（女=10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汉族占99.7%，畲族占0.2%。土地总面积16.6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1.74%，居于华东各省市之首。境内除北部较为平坦外，东西南部三面环绕有幕阜山脉、武夷山脉、怀玉山脉、九连山脉和九岭山脉，中部丘陵起伏，成为一个整体向鄱阳湖倾斜而往北开口的巨大盆地。全境有大小河流2400余条，赣江、抚水、信江、修水和鄱江为江西五大河流。鄱阳湖为中国最大的淡水湖，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候鸟栖息地。处北回归线附近，全省气候温暖，雨量充沛，年均降水量1341毫米到1940毫米；无霜期长，为亚热带湿润气候，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生长。全省生态环境良好，森林覆盖率达59.7%，居全国前列。矿产资源丰富，铜、钨、铀、钽、稀土和金、银被誉为江西省的“七朵金花”。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江西人才辈出，徐稚、陶渊明、綦毋潜、来鹄、林士弘、王安石、欧阳修、晏殊、晏几道、曾巩、黄庭坚、姜夔、杨万里、朱熹、陆九渊、京镗、石孝友、文天祥、虞集、揭傒斯、解缙、汪大渊、宋应星、魏良辅、汤显祖、朱耷、王猷定、彭元瑞、蒋士铨、魏禧、詹天佑、陈寅恪、傅抱石、胡先骕、梅汝璈、程懋筠、罗隆基、黄秋园、欧阳竟无、古龙、袁隆平、李安、刘颁、刘敞 等文学家、政治家、艺术家、科学家若群星灿烂，光耀史册。
[编辑本段]【历史渊源】
江西开发的历史，从出土文物考证，可以上溯到距今一万年以前。而江西作为明确的行政区域建制，则始于汉高帝初年（约于公元前202年）。时设豫章郡，郡治南昌，下辖18县，分别为南昌、庐陵、彭泽、鄱阳、馀汗、柴桑、赣、新淦、南城、宜春、雩都、艾、安平、海昏、历陵和建成等，分布地域为赣江、盱江、信江、修水、袁水沿岸，即与后来的江西省区大致相当。汉武帝时划全国为13个监察区，称13部州，此时的江西属杨州部。
公元291年，即西晋元康元年，改设江州，其主体为江西地区原有郡县。隋时曾作行政区划调整，州的级别降与郡同，因而隋代的江西地区设有7郡24县。至唐时增加到8州37县，分别为洪州、饶州、虔州、吉州、江州、袁州、抚州和信州。贞观元年唐太宗划全国为10道监察区，玄宗时增为15道，洪、饶、虔、吉、江、袁、抚、信8州隶属于江南西道监察区。
五代时期，江西地区辖南唐（南唐前期称吴）。在这个时期出现了相当于下等州的新的行政区划6州、4军、55县。交泰元年，南唐中主决定建南都于洪州，并因此升洪州为南昌府。宋代在州之上改道为路，江西地区被置9州、4军、68县，其大部分隶属于江南西路，另有一部分隶属于江南东路。
元朝开始确立行中书省制度（简称行省或省）。江西行省辖区远远大于今天的江西省区。除包括了今江西绝大部分地区外（原江西东北地区隶属于江浙行省），还包括了今天广东省的大部分。元行省下设路、直隶州、州（同县级行政机构）和县。江西行省下辖龙兴、吉安、南康、赣州、建昌、江州、南安、瑞州、袁州、临江、抚州、饶州、信州等13路和南丰、铅山2直隶州以及48个县、16个县级州。
明朝虽然基本上保留了元朝的省区建制，但改行中书省为布政使司(习惯上仍然称省)，改路为府和改州为县。江西布政使司辖南昌、瑞州、饶州、南康、九江、广信、抚州、建昌、吉安、袁州、临江、赣州、南安13府，下辖78县，地域基本等同今天的江西省区。其时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为江西布政使司的最高行政机关，三司分别由中央直接节制，分权而治，互不统属。
清代改江西布政使司为江西省，行政区域基本承袭明建制。另在吉安府增设莲花、南昌府增设铜鼓、赣州府增设虔南等3个县级厅，同时升宁都县为省辖直隶州。巡抚成为全省最高行政长官，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民政、财政与司法监察。
民国时期，清朝的府、州、厅一律改为县。江西省共辖81县。至1926年北伐军进驻南昌时正式设南昌市。1934年从安徽划婺源县入江西，1947年划回安徽，1949年再次划归江西。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先后在江西建立了大片革命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赣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包括宁冈、永新、莲花3县和吉安、安福、遂川与湖南酃县的一部分）、湘赣革命根据地、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包括弋阳、横峰、贵溪、德兴、余江、万年、上饶、铅山等县，后发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以及包括铜鼓、修水、万载、宜丰等县的湘鄂赣革命根据地。当时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在赣南和闽西地区的21县（包括江西的瑞金、安远、信丰、广昌、石城、黎川、宁都、兴国、于都、会昌、寻乌等11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故瑞金有红都之称。
[编辑本段]【江西人文】
江西素有文章节义之邦的美誉，赣文化的精髓所在，核心奥义为：“文、章、节、义”。可以说自古以来文章与节义并重，不仅是对赣文化主体精神的评判之一，而且是江西人士遵循的人生信条和追求目标。
在宋代以前，江西所出人才并不突出，除陶渊明之外几乎举不出其他有份量的文化名人，但在北宋中后期迅速崛起并完全取代了河南作为文化中心的位置（单就诗家而言，唐时“唐诗大家胥出中州”，至宋时，则转而为“宋诗大家胥出江西了”，唐有“李杜韩白”，三位中州人一位蜀人；宋有“欧王苏黄”，三位江西人一位蜀人），并且一直保持到明代中前期。况且宋朝是华夏文化的造极之世，宋明时期又是中国学术文化史上的第二个诸子百家时代，江西文化人无疑是其中的主角。两宋时期，众多文化巨子从江右喷薄而出,叱咤风云，开宗立派，引领潮流，晏殊、晏几道、欧阳修、李觏、曾巩、王安石、黄庭坚、陆九渊、杨万里、姜夔、周必大、文天祥等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这一时期也无疑是江西人文辉煌灿烂、如日中天的极盛之期，并且为华夏文化之登峰造极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从而对中华文化的进程作出了无与伦比的巨大贡献。元代至明初，江西文人承宋代之余烈，在正统的文化领域里，取得的成就和地位仍然首屈一指，之后也在比较高的水平上运行。元代以来江西所产的著名文化名人有马端临、虞集、揭傒斯、刘时中、吴澄、罗钦顺、解缙、魏良辅、汤显祖、宋应星、王猷定、魏禧、朱耷、蒋士铨、陈三立、文廷式、李瑞清、陈寅恪、萧公权、傅抱石、梅汝璈、程懋筠、胡先骕、黄秋园、古龙、公刘等等，亦可称得上超超玄箸矣！这样一个在中国文化极盛之期取得最高成就的省份应该占据其中之一席。
赣派学术与文化：
江西产生，并直接以江西或其古称江右、豫章命名的文化流派：
【江西心学】，是由南宋理学家陆九渊创始，因其为江西人，故称为江西心学，它是我国思想史上出现的第一个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这个哲学体系，后来被王守仁加以扩充和发挥，便推向了高峰。它对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政治思想发生过重大作用。至明代又有“王门七派”，七派里有三大派的影响最大，江右派，王畿派，王艮的泰州学派，而江右派，恪守师说，保持王学的基本观点，故也称王学正统派 。
【江西诗派】，吕本中于崇宁元年（1102）至二年之间，作《江西诗社宗派图》，选入黄庭坚、陈师道等25人之诗，因“其源流皆出豫章”，称江西诗派。元初方回以杜甫、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为一祖三宗。诗派中人论诗反对西昆体，师法唐杜甫、韩愈、孟郊，强调效法活脱，崇尚工力，注重琢磨，但要求“无一字无来历”，提倡“点铁成金”和“脱胎换骨”之法。至清末同光体又分三大支派，赣派即其中之一派，以陈三立为魁首，学韩愈、黄庭坚，直接继承宋代江西派，后继者夏敬观、华焯、胡朝梁、王瀣、王易、王浩等，或出入于梅尧臣、陈师道诸家。
【江西词派】，五代南唐冯延巳、宋初晏殊、欧阳修的词打破了从晚唐到五代前期以花间派为代表的香艳熟软、无深意寄托的词风,赋词以较深邃的思想蕴含和更诚挚的情感寄托;在艺术上引入诗歌的比兴手法,并从民歌中汲取养料,对宋词日后的繁荣昌盛起到开先河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词坛上承前启后的重要流派，这就是以二晏一欧为骨干的北宋江西词派 另有：宋末元初以刘辰翁为翘楚的江西词派，厉鹗绝句言：送春苦语刘须溪，吟到壶秋句绝奇，不读凤林书院体，岂知词派有江西？
【江右诗派】，明初江西派，代表人物为刘崧（江西泰和人），标榜唐音，实际对他影响最深是乡先贤虞集、范德机，揭傒斯等。而后来的台阁体又是江西派的直接产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刘崧“大底以清和婉约之音，提导后进，迨杨士奇等嗣起，复变为台阁博大之体。”作为台阁体创始者的杨士奇历任四朝内阁大臣，为太平时期宰相。江西平易自然的诗风正宜于奉敕颂圣、歌咏升平之作。因此钱谦益说：“江西之派，中降而归东里，步趋台阁，其流世界冗卑而不振。”
【豫章社】，“明之末年,中原云扰,而江以南文社乃极盛.其最著者:艾南英倡豫章社,衍归有光等之说而畅其流”（见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推崇“唐宋派”归有光。豫章社中有陈、艾、章、罗四大家之说，他们还致力于八股文的写作，与继起江苏金坛周钟、太仓张溥之"金沙派"、"娄东派"，相互争夺海内制义范式的领导权。
【江西画派】简称“江西派”，又称“西江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罗牧系宁都(今属江西)人,居南昌(今属江西),画山水初得魏石床传授,后学黄公望,笔意空灵,在江淮地区颇有学之者。
【赣剧】
赣剧是江西的一个兼唱高腔、乱弹、昆腔及其它曲调的多声腔剧种。它有俗称饶河班、信河班两大流派，这两派于1950年相合，随后进入省会南昌，1953年正式成立江西省赣剧团。改名为赣剧。赣剧起源于明代的弋阳腔。
赣剧的腔调计有〔高腔〕、〔二凡〕、〔西皮〕、〔文南词〕、〔秦腔〕、〔老拨子〕、〔浙调〕、〔浦江调〕、〔昆曲〕、〔梆子〕等。
解放后整理改编的弋阳腔剧目有《珍珠记》、《尉迟恭》、《张三借靴》、《送衣哭城》等；青阳腔戏《双拜月》、《百花赠剑》；弹腔戏《梁祝姻缘》、《借女冲喜》、《白蛇传》、《装疯骂殿》、《孟姜女》等；昆腔戏《悟空借扇》、《相梁刺梁》等。弋阳腔戏尚有根据史籍改编的《西域行》，根据汤显祖《牡丹亭》改编的《还魂记》；青阳腔戏有改编的《西厢记》上、下集等等。创作的现代戏有《一群穆桂英》、《红色宣传员》、《奇袭边平》、《盗种》、《铁肩红心》、《祭碑出征》等等。其中《珍珠记》、《还魂记》拍成舞台艺术片；《借女冲喜》摄为连环画。石凌鹤董解元、王实甫改编的《西厢记》被誉为“石西厢”。�
剧的口白以中州韵为基础。表演行当分老生、正生、小生、老旦、正旦、小旦、大花、二花、三花，称为“九角头”。
赣剧，著名演员有严有源、杨桂仙、潘凤霞、卓福生、童庆初、肖桂香、陈桂英、祝月仙、胡瑞华、段日丽、万良福等。
附：南四腔之首的弋阳腔：弋阳腔是中国戏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弋阳腔诞生在江西弋阳。弋阳腔一诞生，就以它前所未有的的艺术魅力迅速地弥漫于中国的戏曲舞台，在中国戏曲舞台上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记，演奏出了中国戏曲史上最高亢的旋律，创造了中国戏曲的新形式，揭开了中国戏曲史的新篇章。弋阳腔自由的表演风格和高亢的旋律是严酷的社会现实凝结成的。自南宋以来，经元入明，弋阳及其附近地区几乎战乱未已、灾荒不断。洪武二十四年，弋阳户数，19，718户，人口51，653人。至清顺治六年，弋阳县人口仅有11，801人，人口锐减五分之四。是严重的生存危机把弋阳腔锻造成了“高腔”。弋阳腔是弋阳人顽强生命力的表现。 弋阳人“刻厉自奋，矜谨节义，”秉性耿直，崇尚宗教。弋阳腔熔铸了弋阳人的性格。通过对戏曲的审美活动，获得了自我释放，自我减压，自我陶醉的艺术享受，最终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和自我价值的肯定。明代弋阳人口急剧减少，“固有户存而人去者，逋亡迁徙，不著汔土也著于世矣。”由此，对于嘉靖年间“弋阳之调绝”，该有更深层次的理解和解释。
【瓷文化】
景德镇是以盛产瓷器而闻名于世的，有着瓷都的美誉。
“新平冶陶，始于汉世”，从汉代起，景德镇就开始了制瓷历史，据文献记载已有近1700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制瓷历史进程中，它集各地名窑之大成，汇聚制瓷技艺之精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景德镇瓷器，并以品种繁多，装饰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而著称于世。
景德镇古称新平镇，唐天宝元年改称昌南镇，景德镇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自宋以来，历经千年风雨保持瓷器产销经久不衰。景德镇瓷器是一个有着一千七百多年悠久历史和蕴含着浓郁陶瓷文化氛围的产品，世界因瓷器而认识中国，英语中的CHINA是代表中国，也是瓷器的称呼。景德镇又是因瓷而名。公元1004年宋景德元年，宋真宗命进御瓷器的底部要写上“景德年制”四字，据《宋会要辑》（卷一百九十•方域十二载）记载“江东路饶州浮梁县景德镇，（宋）景德元年置。”明确记载景德镇的置镇时间是景德元年即公元1004年。
自宋代起，景德镇瓷器就成了皇家宫廷的御用瓷器。元朝统治后进一步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专门监造供朝廷使用的御用瓷器，并为官府机构枢密院定烧印有“枢府”铭文的卵白釉瓷。元代时期的景德镇在制瓷工艺上有了新的突破，这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首先是制胎原料的进步，采用瓷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法，提高了烧成温度，减少了器物的变形，因而能烧造颇有气势的大型器皿，并采用了还原焰烧成，使景德镇瓷器的特色充分显示出来了，使中国画技巧和制瓷工艺的结合更加成熟。具有强烈中国气派与风格的釉下彩瓷器的出现，使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高温烧成的卵白釉、红釉和兰釉等等颜色釉瓷的烧制成功，它标志着景德镇已经能熟练掌握各种呈色剂，从而结束了元代前瓷器的釉色，主要是仿玉类的局面。明代景德镇所产的瓷器，数量大，品种多，质量好，销路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在叙述当时景德镇瓷器的产量时是这样说，“合并数郡，不敌江西饶郡（指景德镇），若夫中华四裔，驰名猎取者，皆饶郡浮梁景德镇之产也。”明代以后，朝廷专门在景德镇设立了御窑厂，烧造的瓷器专供朝廷之用。将瓷器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种，在当时形成了“官民竞市”的繁荣局面。此时景德镇瓷器的生产是“天下窑器所聚，万杵之声殷地，火花炸天，夜令人不能寝”的江南雄镇。景德镇在明万历时期就成为举世闻名的瓷都了。当时的景德镇在全国处于制瓷业中心的地位，它不仅担负着宫廷御器和明政府对内、对外赐赏和交换的全部官窑瓷器的制作，而且还要满足国内外市场的需要。
清王朝对景德镇的陶政设施，大致沿袭明代遗制。瓷器生产分为官窑和民窑两种，并设立了督陶官，监造瓷器。景德镇瓷器生产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达到了历史的高峰，制瓷技术更趋娴熟精湛，品种尤为丰富多彩，高温颜色釉“晶莹纯全”，珐琅彩、粉彩精细秀雅，康熙时期的青花、三彩、五彩风格别致，雍正时期的墨彩朴素清逸，乾隆时期的青花玲珑和仿古瓷雕等特种工艺瓷巧夺天工，出神入化，令人惊叹。
景德镇瓷器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和提高，在近代全面继承历史传统特色的基础上有了创新和发展。而今，瓷器已成为江西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最具识别性的风物之一，千年以来形成的瓷文化更可谓是江西文化里精致华美的一章。
【赣菜】
赣菜作为中国美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有着数千年饮食文化的积淀。《后汉书》中的《豫章记》称江西“嘉蔬精稻，擅味八方”。唐初，王勃赴滕王举办的盛宴，兴奋之余赞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明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中曾记载江西名菜“粉蒸肉”。今天的赣菜，正是在继承历代“文人菜”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乡土味极浓的“家乡菜”。
【傩文化】
傩文化是一种远古的原始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远古先民在征服自然中获得生息，繁衍后代，生存的欲望需要宗教（自然宗教）观念的帮助来超越自我，龙的传人以伟大的浪漫主义心性创造了灿烂的巫傩文化。“傩”乃人避其难之谓，意为“惊驱疫厉之鬼”。巫傩活动在生命意识上满足了广大信仰者的心理要求，长期以来，巫傩之风的传承与流布融入习俗之中，即使在现代，仍以传统文化的形态存留于民间。
巫傩活动在赣鄱大地可上溯到殷商。经三千年的沿袭、发展，江西傩文化形成了历史积淀丰厚、原始形态古朴、文化遗存众多、文化体系完整等鲜明的特点；江西傩事活动分布广泛，其中的许多民俗遗存和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据 1995 年调查统计，全省有 25 各县（市）有傩事活动，保留的傩舞傩戏节目 247 各；江西傩被学术界誉为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倍受瞩目，多次应邀远赴法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及香港、台湾地区表演、交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江右商帮】
江右商帮，十大商帮之一，盛极一时，以讲究贾德著称。
江西在两宋以后，由于得天独厚，人杰地灵，成为全国经济文化的先进地区。历元至明，江西继续保持这一经济优势。在明朝，江西人口仅次于浙江，居全国十三个布政司中的第二位；由于地产丰富，盛产粮食、茶叶、陶瓷、纸张、布匹、木材……缴纳税粮在明孝宗弘治年代直至明神宗万历年代却居全国第一。
明代江右商帮的兴起是精明的江西人，在较为有利的经济基础之上，利用良好的地理经济环境，得益于当时明朝的海禁政策；江西明代的流民运动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扩张，使江右商帮在当时能够发展起来，才有了“无江西人不成市场”之说。
江右商帮的兴起，为江西的经济发展有较大的贡献，贸易的繁荣造就了江西当时的辉煌：“瓷都”景德镇名扬万里；樟树无药，却成为“药都”有“药不过樟树不灵”之说；九江雄踞长江之滨成为当时极具影响的商埠，在当时江苏一带，市传“三日不见赣粮船，市上就要闹粮荒。”以至于后来九江引起外国列强垂涎；商业繁荣，促进了江西各业的迅速发展，素有“江南粮仓”美名的江西，真是百业兴旺。
【赣派建筑】
以乐安流坑、安义罗田等江西古村落为代表的赣派建筑文化：其布局简洁，朴实素雅，是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赣派民居建筑。外看，多为长方形平面，用空半砖墙围合，清一色的青砖灰瓦，高峻的马头墙，半掩半露的双披屋顶隐在重重叠叠的马头墙后面，马头墙造型丰富多样，翘首长空，既可防火，又可防风。入内，其格局多为二进三开间，一堂一厅，面阔三间，明间厅堂，次间臣室，左右对称。木构穿斗式梁架，并依使用目的之不同，前檐部常做成各式的轩，形制秀美且富于变化。卧室楼高一层半，下层居住，上半层放置什物。厅堂没有分层，显得高大宽敞，气势极为堂皇。室内地面，以长条青砖横向错缝铺砌。神龛设在厅堂宝壁两边侧门的上方。堂前均有较为狭小的天井，既从采光通风之用，又取四水归堂之意，无形中把人与天衔接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情境。
室内装饰主要有木雕（刻）、砖雕（刻）、石雕（刻）、彩画和墨绘，其风格明快，工艺精湛，图案丰富，内涵深邃，反映了赣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天人合一”的崇尚，对伦理道德的尊重。“理学名家”宅门前和大宗祠遗址上的元明时代的红石狮子，文馆享堂内六斗藻井上的明代彩绘，都是难得的艺术精品。而明代民居怀德堂照壁上的“雀（爵）鹿（禄）蜂（封）猴（侯）”砖雕壁画和永享堂照壁上的“麒麟望日”镶雕，更是题材丰富，技艺高超，国内绝无仅有，堪称国粹。
融于自然的山村环境，独特别致的村落布局，典雅古老的建筑群落，完善实用的排水系统，那精美绝伦的建筑装饰，文情脉脉的匾额楹联，怡目激思的家藏文物，积厚流广的家庭遗存，古朴纯真的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乡土文化……无不构成了人与自然高度和谐、自然美与艺术美相结合相融洽的环境空间。
可以说赣派建筑，既是中国古建筑文化中极其华美一章，又豫章大地上赣派文化的一个重要代表。
【书院文化】
古代书院曾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江西素称人文之乡，在书院建设方面因其起步早、数量多、影响大等特点而颇负盛名。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唐玄宗在长安设丽正书院、集贤书院，校刊、收藏经籍。从事教学活动的书院大约始于中唐时期，约在唐德宗贞元年间（785－804）至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江西的桂岩书院即创建于这一时期。桂岩书院在唐洪州高安县境内，地处县城北六十里之洪城桂岩，即今江西高安县华林乡。桂岩书院的创始人为高安人幸南容。幸南容于贞元9年（793）中进士，曾官为国子监祭酒。814年告老还乡，创建桂岩书院，“开馆授业”。这是江西书院史上最早的书院，也是中国最早的聚徒讲学书院之一。除桂岩书院外，江西建于唐代的书院还有皇寮书院、虎溪书院、李渤书堂、东佳书院、景星书院等。
此后，江西书院代有增置。据清雍正《江西通志．书院》统计，江西共有书院368所，其中创建于唐代的5所，南唐2所，宋代131所，元代36所，明代166所，清代28所。另据清光绪《江西通志．书院》记载，江西书院达526所。有学者根据其它各种史籍、志书、笔记、碑刻统计，认为江西古代书院足有千余所之多。
【赣语】
赣语，又称赣方言，古称傒语。属汉藏语系汉语，主要用于江西大部、湖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使用人数约为使用人口约5148万，是汉语七大方言区之一。
江西省内通行赣方言的有 60 多个县市。
包括南昌、景德镇（城区）、萍乡和宜春、抚州、井冈山三地区的各县市：南昌、新建、安义、靖安、奉新、高安、宜丰、铜鼓（也有人认为通行客家方言）、上高、万载、分宜、新余、 清江、丰城、 进贤、东乡、临川、金溪、资溪、南城、 黎川、崇仁、 宜黄、乐安、南丰、新干、峡江、永丰、 吉水、吉安、 泰和、永新、莲花、安福、宁冈、遂川、 万安；上饶、 九江两地区的大多数县市：鄱阳、余干、 万年、鹰潭、 贵溪、余江、弋阳、横峰、铅山、乐平、 永修、德安、 星子、都昌、彭泽、武宁、修水；赣州地区的广昌、石城、宁都、兴国、于都、瑞金、会昌等县也有使用赣方言的乡镇。
此外，通行赣方言的还有湖南省东界的13个县：临湘、平江、浏阳、醴陵、攸县、茶陵、酃县、桂东、汝城、常宁、资兴、安仁，岳阳、永兴；福建省西北部的 4个县市：邵武、光泽、建宁、泰宁；湖北省东南部与江西省连界的 8个县：通城、蒲圻、崇阳、通山、阳新、咸宁、嘉鱼、大冶；安徽省西南部安庆地区的望江、东至、宿松、怀宁、太湖、潜山、岳西、桐城等县
泉州的传统文化有哪些？
泉州传统文化如下：
1.宗教
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的宗教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古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天主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犹太教等诸多宗教，其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史迹丰富。
2.建筑
泉州古建筑中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泉州民居建筑，尤其是贵族、官僚、富豪、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宅第规模可观，形式讲究，其造型、格局、技艺、用材等都蕴含着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气质。代表地：蔡氏古民居、杨阿苗故居、黄宗汉故居、李光地故居、林路大厝等。
3.民俗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光明之城”的美誉。泉州保留的戏曲文化遗产，有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嘉礼”戏等剧种，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南音、北管、梨园戏。
4.语言
泉州方言是泉州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泉州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泉州方言曾是闽南方言代表。泉州当地的语言是闽南语。
扩展资料：
泉州，福建省下辖地级市，简称“鲤”，别名鲤城、刺桐城，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宝岛台湾，辖四区、三市、五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确定做大做强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是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主要特产
萝卜饭，芥菜饭，花菜饭，卤肉饭，芋仔饭，壶仔饭，泉州炒饭 鱼仔粥，鸭仔粥，卤面，面线糊，湖头米粉，豆签，浮果，粉团，豆粽，甜粽，肉粽，番薯粉粿条，澳茄粿，酸菜鸡丝面，浮粿。
特色汤类
贡丸，鱼丸（深沪水丸），元宵丸，永春白鸭汤，黑豆龙骨汤，苦菜大肠汤，马鲛羹，墨鱼梗，香菇豆猪舌汤，灌肠仔汤，石狮牛肉羹，藕段排骨汤，萝卜排骨汤，玉米排骨汤，水豆腐汤，七彩干贝汤，肉燕汤，猪血汤。
特色包子
水晶包，肉夹包，东方包，菜包，水煎包。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泉州
泉州的传统文化和习俗
1、拜月娘妈，泉州人将月亮称为“月娘妈”，表示对月亮十分崇拜。旧时到了中秋之夜，民间妇女有拜月习俗。几乎家家户户摆香案于庭院天井中，陈列时令瓜果和月饼，虔诚祭拜月娘妈，焚香祈祝，祈求称心如愿。
2、烧塔仔，中秋节到来的前两三天，乡下的孩子们便到处拾砖头瓦片，在旷野中叠成一个圆形“塔仔”，孩子们还相邀互相参观。
3、划拳和摇骰子，这是泉州酒文化两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泉州人猜的是闽南拳，也可以叫泉州拳，因为同厦漳两地划的闽南拳还是有一定的差别。
4、公鸡娶妇，指已定好婚期的海外青年华侨，因种种原因，近期无法回家乡按时完婚，经男女双方家长协商同意，如期举行婚礼，新郎则以一只大公鸡代替。
5、哭嫁，新娘出嫁是大喜事，但是在泉州，新娘出嫁时是要大哭以示悲伤。喜期的前一天晚上到第二天上轿时，哭嫁达到高潮。这段时间的哭唱必须按着传统礼仪进行，不能乱哭。谁不会哭，就会被别人嘲笑甚至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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