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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天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文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文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2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4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4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厢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额巨,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尤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清代中叶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无不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带有商业色彩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城市居民的风格习尚。特别是自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天津开为商埠,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典型城市,西方文化的侵入,加之天津人杂五方,使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以9国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文化和以海河三岔河口为中心的漕运(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文化风貌,具有都市民俗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成为浓缩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库。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素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之俗语。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海鲜食品。由于市内曾有许多清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加之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显贵的宴饮,影响并形成了津人好“下馆子”之风尚。每遇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津人擅长烹饪,口味既有“南甜”,又有“北咸”,且酸、辣、香、麻一应齐备。津菜菜系以扒、烹、烧、炒、煎、烙、烤、煮、炝、凉拌、腌、酱等为主要烹调方式。并以“八大碗”配置宴席菜肴。
民间小吃风味独特,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大麻花不仅是旧时朝廷指定的御膳,而且也是今天享誉世界的美食佳品。
天津服饰颇具特色。富足者衣饰追求华丽气派,面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极尽豪华奢侈,且不同场合穿用不同服饰。女服更讲镶滚沿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无论贫富,皆崇尚红色,尤以新妇为甚。而贫困游民,其指身为业,日挣日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饰具有典型的职业特点,夏着“短打儿”,冬着“二大棉袄”、“空堂”棉裤,脚腕扎腿带子。妇人则多着“一裹穷”。贫富差异相当明显。
天津旧时曾出现许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同时家族的维系还必须靠家族成员间共同经营一种产业来做依托,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手段。但天津市区的家族观念相对郊县农村不甚强烈,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以来,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增长,社会控制松动,家族的外部职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家族主义”淡化,大家族减少,并逐渐由复合家族向单一家族过渡。
至于亲族关系则重视母亲家族,“娘亲舅大”,舅舅的权威性可决定外甥的婚姻、分家等诸多事宜。另对结拜兄弟、姐妹及拜认干娘等干亲比较讲究。
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并有三合院、筒子院、独门独院和门脸房等,尤其推崇大四合套院落,以横向连接的两侧跨院多为富,以纵向连接的进深院落层次多为荣。并讲究装饰砖雕、木雕。城厢内民居多坐北朝南
随着前清遗老、军阀、政客等寓居津门,在租界区内相继营造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洋楼。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豪华宅邸多由外国人设计,像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以及庆王府的宅邸均为上乘。还有的采用中西合璧,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清雅别致。
郊区运输,除河船外,多系单套或双套的两轮木制马车;市内运输,则多为人力双轮或独轮车;一般小贩和短途运输则为肩挑。
城市上层人物代步的交通工具为轿和马,轿又分四人官轿及两人轿。官员乘轿要求走得平稳,而商人乘轿却要轿夫“飞轿”,跑步行进,以示有“派儿”;两人轿,多为妇女乘坐。乘马者多为武官,间有英武少年骑马游猎于近郊。20世纪初,租界地外侨和中国官僚、军阀均拥有私人汽车。有轨电车也以环老城4条马路和日、法、德租界区域绕行。人力车、四轮马车和自行车得到广泛使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
泉州的传统文化有哪些?
泉州传统文化如下:
1.宗教
泉州被誉为“世界宗教博物馆”。泉州的宗教有道教、佛教、伊斯兰教、景教(古天主教的一个支派)、天主教、印度教(婆罗门教)、基督教、摩尼教(明教)、日本教和拜物教、犹太教等诸多宗教,其宗教传播历史悠久、史迹丰富。
2.建筑
泉州古建筑中最有地方特色的是泉州民居建筑,尤其是贵族、官僚、富豪、士大夫阶层中的文人、画家,他们的宅第规模可观,形式讲究,其造型、格局、技艺、用材等都蕴含着某个特定时代的文化气质。代表地:蔡氏古民居、杨阿苗故居、黄宗汉故居、李光地故居、林路大厝等。
3.民俗
泉州素有“海滨邹鲁”、“光明之城”的美誉。泉州保留的戏曲文化遗产,有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嘉礼”戏等剧种,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南音、北管、梨园戏。
4.语言
泉州方言是泉州文化的主要载体,也是泉州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的泉州方言曾是闽南方言代表。泉州当地的语言是闽南语。
扩展资料:
泉州,福建省下辖地级市,简称“鲤”,别名鲤城、刺桐城,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北承福州,南接厦门,东望宝岛台湾,辖四区、三市、五县和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是福建省确定做大做强的三大中心城市之一,是全国首个东亚文化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是列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
主要特产
萝卜饭,芥菜饭,花菜饭,卤肉饭,芋仔饭,壶仔饭,泉州炒饭 鱼仔粥,鸭仔粥,卤面,面线糊,湖头米粉,豆签,浮果,粉团,豆粽,甜粽,肉粽,番薯粉粿条,澳茄粿,酸菜鸡丝面,浮粿。
特色汤类
贡丸,鱼丸(深沪水丸),元宵丸,永春白鸭汤,黑豆龙骨汤,苦菜大肠汤,马鲛羹,墨鱼梗,香菇豆猪舌汤,灌肠仔汤,石狮牛肉羹,藕段排骨汤,萝卜排骨汤,玉米排骨汤,水豆腐汤,七彩干贝汤,肉燕汤,猪血汤。
特色包子
水晶包,肉夹包,东方包,菜包,水煎包。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泉州
杭州还有哪些传统文化
1、淳安三脚戏
三脚戏是浙江杭州的传统戏曲剧种之一。淳安民俗素尚歌舞,每到春节元宵,市井乡间均有演傩神戏和表演各种歌舞的习俗,跳竹马尤为盛行。清光绪年间,湖北黄梅采茶戏和江西赣东采茶戏传入浙西后,与民间歌舞跳竹马(竹马班)相结合,以采茶戏的剧目、曲调及表演形式,融合本地的民间音乐、地方语言及风俗习惯。
2、鸡血石雕
鸡血石雕,以昌化为最。它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雕刻艺术。其历史追溯到了2300多年前。鸡血石色、质、形、景、纹、图、意等卓然杰出,具备了“润、细、腻、温、结、凝”之六德,其质地细腻、温润、通灵,尤其是根据“血”和“地”的特点雕刻造型意象,更是变化万千。
3、纸制作技艺
纸制作技艺,四川省夹江县、杭州市富阳区传统手工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竹纸制作保持着完整的传统工艺,它以手工舀纸术制作,从选料到成纸共有15个环节、72道工序,生产流程完全与明代《天工开物》所载的工序相合,用料讲究,生产工艺复杂。
4、翻九楼
翻九楼,又称吊九楼,是流行于闽东北及浙南地区的一种传统民俗活动,多用于求雨、祈福及禳灾等仪式上。翻九楼表演,行头简单,动作却异常惊险,2008年顺利入选国家非遗名录。随着萧山“翻九楼”日渐出名,表演地域也渐渐从萧山扩展到了绍兴、诸暨等周边城市。
5、楼塔细十番
楼塔细十番是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音乐。据记载,公元1377年,楼塔的宫廷御医辞官返乡著书《医学纲目》时,与当时楼塔的一批善音律的文人墨客、富家贤士,经常吹弹各种乐器,演奏各种古典曲目,楼塔“细十番”由此而生。
遂宁有什么风俗人情、传统文化?
遂宁风俗人情、传统文化有杀年猪、熏腊肉、灌香肠、扫阳尘。
1、杀年猪
每年除夕前的一个月就开始陆续杀年猪了,一堆壮汉磨刀霍霍向肥猪。现在想来画面虽残暴,却热闹得紧。
2、熏腊肉、灌香肠
杀好的年猪很大一部分都被拿来做腊肉、香肠了。熏腊肉的时候,一堆人围着火坑,守着熏肉,很有感觉。灌香肠一般都是妈妈、奶奶的事儿,现在还能想起她们一遍灌肉一遍用针扎香肠放气的场景。
3、扫阳尘
除夕前几天,家里必定会来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扫除!上至天花板,下至沙发脚,不留一点尘埃!
简介:
遂宁,四川省地级市,别称斗城、遂州,位于四川盆地中部腹心,是成渝经济区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四川省的现代产业基地,以“养心”文化为特色的现代生态花园城市。西连成都,东邻重庆、广安、南充,南接内江、资阳,北靠德阳、绵阳,与成都、重庆呈等距三角。
地处四川城镇化发展主轴,是四川省战略部署建设的“六大都市区”之一,成都经济圈和成都平原城市群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20年11月1日零时,遂宁市常住人口为2814196人。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遂宁、百度百科—杀年猪
城市现代化过程中 城市里如何保留传统文化?
针对快速城市化过程中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不够的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来加以改善。
一是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加快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城市文化品位要求越来越高,文化对提升城市品位的意义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城市是文化的聚集地。城市化过程中不仅要创造和发展新的文化,也要保护好传统的、民族的文化,尊重和珍惜历史的积淀。在几十年的建设中,我们在这些方面有不少教训。1966年,许多城市园林和文物古迹被列为“破四旧”的范围,使城市文化遭受了一次空前的破坏。改革开放后,许多城市又出现了放弃民族文化的取向,简单地认为学习和模仿西方就是现代化,导致城市建设“西化”严重。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了旧城改造与建设,许多城市“脱胎换骨”,但同时又再次对历史文化遗产造成破坏,更使得千城一面,曾经地域特色鲜明的文化气息基本消失。城市更新,应是一个历史、文化生命体的新陈代谢,而不是推倒重来。
二是把保持地方特色作为保护地方传统文化的落脚点。只有发展具有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才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增强地区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的传统和特点发展自己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制定出符合自身文化发展的规划,走出自己的道路,避免盲目追求城市化、现代化。保护传统文化,既是守护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为了在文化传统的传承中为新时代的文化创新提供不竭的资源。当今时代,文化力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文化生活品质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而文化力与文化生活品质本质上决定着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因此,传统文化是增强区域软实力的深厚精神资源和文化根基。我们应立足于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优秀传统,倡导“文化自觉”,促进文化创新,振奋民族的创造精神,不断增强文化竞争力,推动文化生活品质的提升,创造一个更加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
三是把产业联动作为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重要方式。将文化的内涵价值与服务功能提取出来,既是产业联动的重要素材,又能促成产业联动的导向目标。而产业联动作为传统文化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方式,是为社会、当地群众和政府部门、相关专家学者所接受的方式。在新型城市化的建设中,应以生态文化为原则来引导空间布局和产业组团,顺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城市需求。全球城市发育的历史证明:一个城市采取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产业结构,就会导向什么样的城市空间布局。当城市跨入知识经济时代,就应该走向“多中心组团”式结构,即把先进制造业和金融、科技、创意、娱乐、旅游、商贸、教育、保健等现代服务业形成组团式分布,依托各种网络链,以绿化和生态功能地带进行环绕,形成紧凑型、智慧型和生态型的城市空间,成为全球知识经济网络中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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