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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
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非常丰富复杂，其中有四个思想最为重要，也最有概括性。这就是： 一、作为基本哲理的阴阳五行思想。 二、解释大自然与人类社会关系的天人统一思想。 三、指导解决社会问题的中和中庸思想。 四、指导如何对待自身的修身克己思想。 这四个思想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渗透至各个文化领域、各种文化表现之中，并起着指导作用。 同时，从一个角度来看，这四个思想对中华传统文化有全方位的概括作用。试想一个人活在世上，他总要对万事万物的存在与变化有个基本看法，这就是基本哲理。其次，这个人又是存在于大自然中，所以他必须对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有所认识。再其次，这个人又是生活在社会上，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社会问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最后，这个人的自身也是一个存在，所以他必须懂得如何对待自身并实现其应有的价值。所以总起来看，可以说“四个重要思想”是一种全方位的概括，可以单独作为一个重要文化课题来讲。 第一个重要思想是“阴阳五行”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 阴阳和五行本是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现在为讲述方便，仍分为两部分来讲，先讲阴阳思想。 阴阳思想认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对立的统一。对立是指两种势力、两种因素、两种趋向、两种地位，等等。它们是一正一反互相对立的，但又统一在一起。同时，对立双方又各向对方转化。 这显然是朴素的辩证法，但朴素的东西未必没有深度和特色。 阴阳思想有个模式，就是《太极图》。此图长期被人作了神秘的解释，成为宗教和迷信活动的标志物。实际上《太极图》是一个哲学模式的形象表现，把阴阳对立统一的思想表现得非常简洁明白。 阴阳对立统一的模式有丰富深刻的含义： 首先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两种对立因素的统一。 其次两种对立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对立双方始终处于消长交替的不停运动之中。《太极图》中有一条S形曲线，把一个圆形分为两条鱼形，非常生动地表现了两种因素的运动变化。而且，正是在“阳”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阴”的生成；又正是在“阴”的一方发展到最为壮大之际，开始了“阳”的复生。自然现象中的“日中则仄，月满则亏”、“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等等，正证明了这种辩证的运动变化。还有，《太极图》中的黑白“双鱼”，黑“鱼”有个白“眼”，白“鱼”有个黑“眼”，这正说明阴中始终含着阳，阳中始终含着阴；而这正是阴阳各向对方转化的内在根据。 以《太极图》为标志的阴阳思想告诉人们：强弱盛衰都是会发生变化的；所以人类居安应该思危，绝处可以逢生。强者要谦虚谨慎，韬光养晦；弱者要奋发进取，自强不息。尤其是安富尊荣、处于强势的人更应有忧患意识，严于律己；切不可骄奢淫逸，任性妄为。 再次，事物内部虽然都包含对立因素的统一，但对立不一定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华民族至晚在汉代已经认识到阴阳之间可以有四种关系，即“阴阳磨”、“阴阳争”、“阴阳和”、“阴阳合”。之所以会有多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阴阳对立有种种不同的性质，其相互作用当然会有差别。例如大家都知道“夫为阳，妻为阴”，夫妻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他们之间当然有可能发生磨擦、争吵、打架乃至于离婚；但大多数夫妻关系不至于发展到你死我活，势不两立；多数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天长地久相依为命。 第二，对立统一还要看运动变化的各个阶段，其相互作用的主导方面可能有很大的差别。例如买一辆新汽车要经过“磨合”阶段，在这个阶段，部件之间是以“磨”为主的；等到磨合完成正式启用了，部件之间虽然仍旧有“磨”，但却是以“合”为主了。正因为如此，这辆汽车可以行驶30万公里以上。假如这汽车的部件之间从头到底都以“磨”为主，那么这辆车连3万公里都走不了，根本就是个不合格产品。所以，要注意区分对立统一在各个发展阶段上其相互作用究竟以何者为主；不要一说到对立统一就理解为一斗到底。 第三，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往往取决于当事人采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事情。例如“人民内部矛盾”，照理并不具有对抗性；但有的因为处理不当却导致严重的对抗。相反，有的对抗性矛盾却因处理得当而不一定成为你死我活的斗争。例如现在世界上有种种对抗性矛盾，所以局部战争连绵不断；但中国人却始终反对诉诸武力，主张和平共处，有问题通过谈判协商来解决。事实上也的确解决了一些问题。 阴阳思想的这些含义给人以警示与启迪，使中华民族从群体到个体都深受教益，有助于长达五千年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它的传播与弘扬，显然也能对全人类起到有益的作用。 下面讲一讲五行思想。 五行思想指世界统一于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及其运动，这显然是朴素的唯物思想。 阴阳和五行两个思想，在战国时代才合为一个哲学体系，是朴素的辩证法 同时，五行思想强调五种物质运动之间是有联系的，它们之间有生与克的作用。 生是指生成、促进、助长、发扬等作用。克是指克制、束缚、挫折、摧毁等作用。生的模式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画出来就是一个圆圈。克的模式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画出来成为一个星形。 在历史上，五行思想曾被作过“神学目的论”的曲解，又被用于迷信活动。这是应该剔除的糟粕。 五行思想不仅指明宇宙统一于以“金木水火土”为代表的物质运动，而且通过五行之间的生克作用表明世上任何事物都是被其他事物所生，也被其他事物所克；同时，任何事物本身也都生着或克着另外一种事物。所以，世界上决没有任何事物或力量能够凌驾于其他一切事物与力量之上而独霸天下；谁想独霸天下，必然狼狈不堪。而且，一种事物对另一种事物的生或者克，做过了头又都会引发反生或反克。这更加发人深思。 直接的反生：如水生木，但如果灌水太多，也能把植物（木）淹死。又如父母爱子女是生，但如果是溺爱，反而不利于子女健康成长。 直接的反克：如用斧劈柴，劈多了，斧也受磨损。又如一味恃强凌弱，仗势欺人，必然为群众所不容。 间接的生克后果更加复杂多变：例如水克火，火却可以生土，而土却可以克水。又如木生火，火太旺了又生土，而土却是木的克制对象。 在各种生克关系中，克之反以生之的现象更发人深思：如金克木，木因而成器。火克金，金因而成为纯金、精钢。做人“修身克己”可以提高自身的素养与价值。这都说明克可能导致更高境界的生。 通过对阴阳五行思想的诠释，人们可以看到世界上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约是多么严厉，而其运动变化又是多么生动。它使我们高度戒惧，也使我们充满希望。中国人为此一再明确声称“不称霸”，主动坚持韬光养晦，大力宣扬和而不同，不论国力多么强大也决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这样，中国就成为世界上非常真诚的巨大和平力量。这种真诚是深深植根于传承悠 久的民族智慧之中的，是决不会动摇的。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天人统一”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这个思想又叫“天人相应”、“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等等，内涵大致上都相同。主要是认为人类社会在大自然中生成并发展，是大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与自然相通相应，息息相关，是个统一体。由此得出结论，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天”有双重含义。一是有意志、人格化的“天”，其实也就是上帝；其意志即为“天命”。二是无意志、非人格化的天，其实就是大自然。 在传统文化“天人统一”这个思想中，“天”的含义也是双重的，有时指上帝，有时指大自然。我们现在是对“天人统一”作新的诠释，当然主要是讲大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拿“天”来指大自然的观念的确占有一定的文化比重，这不是偶然的。从文化比较来看，世界上多数民族和所有的宗教都认为最初是上帝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但中华民族却没有得到全民族信仰的宗教，所以对“上帝”的观念比较淡薄。 中国有道教。道教出于道家，当它在汉代后期正式成为宗教时，当然也宣扬上帝及其统属的仙官与神将。但道教推尊道家学派的代表老子为教祖，而老子早在春秋时代就指出是“道”创造了宇宙和万物。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 “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这种运动创造了宇宙本体（“道生一”）；这个本体一分为二，成为阴与阳的对立统一（“一生二”）；两个对立面相互作用产生了新的事物（“二生三”）；这种新的事物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三生万物”）。在这种说法中没有“上帝”存在的余地，一切都是事物运动的结果。 既然道教的祖师都不认为“上帝创造万物”，所以道教宣扬上帝就远不及其他宗教宣扬上帝那样有力度和影响了。 不过，在中国漫长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统治者都曾以“神道设教”，竭力宣扬“上帝”和“天命”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把“天”解释为“上帝”这种观念在传统文化中还是相当多见的；并且这种观念还往往和天就是大自然的观念纠缠在一起。对此也应有充分的认识。 下面还要作一个文化比较。 历来受到中国人重视的传统节日活动，都与“顺应天时”关系密切 西方人认为大自然和万物是上帝创造的，既然创造出来了，人类如何对待它？在这方面，西方人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协调自然。 在人类早期，由于生产力低下，人在大自然面前无能为力，因而对它既恐惧又依赖，从而产生崇拜自然的观念。到了17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突飞猛进，西方社会的生产力大大提高，从而致力于依靠科学技术去征服大自然，予取予求，为我所用。但征服自然又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等。于是才认识到不能只想征服自然，必须保护环境和生态，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使人类社会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协调发展。这种认识是到了近现代才逐渐形成并日益加深的。 中华民族的情况与此有所不同。我想在最早的时候，中国人肯定也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你没办法，只能既赖以为生，又畏其巨大威力。故而拜倒在地，势所必然。但接下来中国社会没有经历过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所以也没有明显的征服自然的观念。 有人也许会说，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人定胜天”的思想，这岂不也是想战胜大自然吗？这话不对。“人定胜天”的“天”不是指大自然，而是前面说过的“天”的另一种含义，就是“上帝”或“天命”的意思。“人定胜天”就是不怕“上帝”、不信“天命”的奋斗精神，这种精神当然是积极的。 中华传统文化不讲“征服自然”，相反地非常重视“顺应天时”。这正是“天人统一”、“天人相应”的突出表现。 “顺应天时”的思想在社会诸多方面起到了指导作用： 一是用于政治机制的设置。《周礼》设定的官制是“六官”，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在古人心目中，这“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的职能是与天地四时的自然特征相适应的。同时，“六官”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各朝设置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都有《周礼》“六官
中国传统文化的五大观念是关键
一、中国传统理念介绍
三纲五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重要思想，最早源于孔子。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
伯仲叔季指兄弟长幼的次序，长兄为伯，次为仲，又次为叔，最幼为季
五行学说认为宇宙万物都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基本要素的运行(运动)和循环生克变化所构成，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避讳指在中国古代社会，君王或尊亲为了显示威严，规定人们说话中避免直呼其名或在行文中直写其名，而以别的字相代替。避讳的种类包括国讳、家讳、内讳、圣讳、宪讳、个人讳等。
阴阳是中国古代先贤创立的哲学范畴。古人仰观、俯察取类比象，将自然界中各种对立又相联系的现象，如天地、日月、昼夜、寒暑、男女、上下等抽象归纳出“阴阳”的概念。在古代，人们常称山的北面为阴，南面为阳；称河流的南侧为阴，北侧为阳。
1.“道法自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理念。道法自然,是《道德经》中的哲学思想，意思是“道”所反映出来的规律是“自然而然”的。这一理念来源于《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要求人们在认识世界和处理事情的时候，一切都要顺其自然。道法自然理念最早由道家提出，此后不断发展演变，并影响了法家、儒家等。道法自然的“道”主要是指规律、法则，是指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规律。道法自然理念，强调天地万物的产生是自然而然的，道的运行也是自然而然的，揭示了一种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在今天，道法自然对于建设生态文明更凸显其思想价值，值得深入学习研究。
2.“以民为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以民为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民就是老百姓的意思，与君相对。用孟子的话说，就是“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说，人民是第一位的重要，国家是第二位的重要，国君最轻微。在唐朝以前，只有以民为本，没有以人为本。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民本思想的国家，早在西周时期就产生了以民为本理念，并在春秋战国时期逐渐成熟。先秦诸子在西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对民本思想的内涵、外延以及实现方式、衡量标准等。
3.“大同”是仁德之道的最高目标。在儒家《礼记·礼运》篇中，论述了从“小康”进入“大同”之世，阐述了大同社会“天下为公”的准则。在大同社会中，社会财富是大家共同享有的，育幼、养老等都有妥善安排，能劳动的人从事劳动，失去劳动能力的人则由社会供养，大家相爱相助，没有权谋欺诈和盗贼掠夺，人们和平地生活。
中国传统文化四大核心价值观念
“仁、义、礼、智”。
先秦儒家提出了以“仁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孔子以“仁、义、礼”构建礼治秩序，孟子延伸为“仁、义、礼、智”。
西汉中期以后，新儒家杂糅了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兵家等各个学派，建构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价值学说体系。董仲舒将孔孟的基本价值规范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为“五常”。
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念有其历史局限性，我们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那些糟粕。比如，明朝以后，专制主义的发展破坏了仁义价值体系的均衡性，毁坏了价值关系的相互性。
三纲五常被极端片面化，将君臣关系提高到社会价值体系的最高层面，片面强调臣子对于君主的愚忠死节；父子关系从一种自然血亲关系异化为无条件孝顺服从；夫妻关系也从双向互敬互爱变成了单方面的服从关系。
五常作为社会普遍价值规范被神圣化、教条化，异化为封建统治和压迫的意识形态工具。现代社会，我们应当破除传统仁义中的身份等级局限，在独立人格的基础上，建立起平等、相互的爱。
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
中国传统文化的新观念
跨入了二十一世纪，我眼前仍然晃动着许许多多茫然的眼睛。没有生活的目标，没有目标地生活，走不上人生正确的道路，没有正常的人生规律，这是现代人们的悲哀！虽然，人人都在走着自己的人生道路，然而在这些道路上，荆棘丛生，暗礁遍布，陷阱隐匿，法网环绕。很多人就在这个路上打圈圈、绕弯弯，直到死，也没有走上康庄大道，也没有弄明白这一切。这也是现代人生的悲哀！
其实，在公元前1070年时，殷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小邦周的君主周文王就意识到这些问题，并留下了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智慧的《周易》一书。时过五百年，春秋时代的老子、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等人又留下了阐述和描写人际关系，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探讨，对痛苦人生的思索和总结的《道德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荀子》等书。然而，所有这些著作，后来都成了汉朝董仲舒、宋朝朱熹等封建文人为了维护统治阶级“三纲五常”的有力武器。他们依凭着封建君主政权的力量，进一步把道家、儒家思想法典化、神秘化、教条化，从而对一切进步的、唯物的思想的存在与发展起了压制和阻碍的作用。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越到后期，这一文化思想上的专制主义的保守、反动作用就越明显，成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人类的悲哀！
看问题、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就要研究最根本的东西，才能解决问题；就如同研究植物一样，光研究它的枝叶花果，是永远弄不懂植物的。然而这两千多年来，人们只是从表面上研究所有这些著作，等于只是站在地面上研究植物的枝叶花果末梢，没有人去看看它的根怎么样，所以致使自《周易》以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观念被一再误解和歪曲！《周易》成了占卦卜蓍的书，《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成了封建礼教的八股文，《道德经》成了道土们的气功养身书。这亦是人类的悲哀！我不幸之中有幸，有冷清的闲暇，悲哀的心情，有奋不顾身的耐心，有顽强的忧患，犹如唐·吉柯德挥舞着手中的长矛（中国传统文化原解丛书），与现代的大风车（习惯思维定势），作着殊死的博斗。终于双手鲜血淋淋地刨开了封存得厚厚的泥土，挖出了最原始的根——《周易》，并对这些著作一一作了原解，即最原来的解释，现在一并奉献给所有的人，希望人们挤出一小点找钱找爱找乐找无聊的时间，从这些著作中找到适合于自己的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幸福并快乐地度过这一生！
人，都是要追求快乐和幸福的，而快乐的精神是精神适意、安宁、自足，一个人的精神快乐并不需要荣华富贵和金钱女人，这些东西不属于性命本身的。真正的快乐是从生命的本性流露出来的，它源于自己的精神内部。自然而然地顺乎人性，是快乐的人格内涵。快乐是与对人生的憧憬，对未来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的。而享乐则是缺乏生活目标，没有人生信念，更没有创造乐趣。享乐者认为人生没有什么信念和意义可言，人生就是为了吃喝玩乐。享乐则从来没有安宁和自足感。享乐的背后是病态和失望，旧的刺激刚过去又得马上寻求新的刺激，否则，享乐者就会百无聊赖，就惶惶不安。之所以许多人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丧失了自我，甘愿把自己作为商品推销，失去人的本性，其根源是想以此换得金钱物质，以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远离了自然的本性，抛弃了赤子的天真，还自以为精明。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相互的理解和同情就成了空话。可悲的是，我们的社会以权谋为天秤，将纯真的人反而淘汰出局。可怕的扭曲的社会，成为了人性的地狱，人类在不知不觉中撬开了自己的坟墓之门！
给自己一个坦白的空间，扪心自问，我们曾有过多少的言不由衷，曾有过多少的良心折磨，这一切不正证明我们在愚弄歪曲着自己的本性吗！以此种痛苦伴随一生，我们会有做人的快乐吗？生命的根基迷失了，才会导致如此的痛苦，只有找回自然而然的生命根基，我们才会有快乐，人类才能走出误区，走向光明。
所以周文王（公元前1070年左右）率先写下了充满智慧的“建国立业的道路和规律”——《周易》一书，论述了建国立业的根本基础。《周易》根本不是用来占卜或问蓍的书，也根本不是迷信意义上的卜筮之书，而且也不是单纯的哲学著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社会中为求得一种生活上的指导而获得的关于周围世界的整体性认识，是古代人民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探索宇宙和人生奥秘的最早尝试，是首先揭露大自然运行变化的道路和规律之书，是周文王生活和实践经验的总结和记录，也是周文王对大自然现象的探讨与治理，对国家统治现象的探讨与治理的总结与记录之书。夏商崇神敬鬼，以大自然不可解释的神秘现象为鬼神，而周文王却是开祖先崇拜之先河，即对人的崇拜，因为只有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先进的。所以，周朝八百年天下，没有崇拜鬼神的宗教诞生。时至今日，通过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鬼神，然而却有很多人迷信宗教，崇神敬鬼，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呢？因为一切巫术、宗教的诞生，都是人类以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拟人化，神秘化进行“说理”，从而取得很多人的相信，而演变成为宗教。然而大自然就是这样运行的，并没有想神秘，只是人类自己还认识不到而已。由此可见，三千年前周文王破除宗教迷信是何等地先进。然而三千年后又有人大骂“祖宗崇拜”，力图要人们去崇拜上帝，这难道是先进吗？否！这是落后，是愚蠢！周文王、孔子若泉下有知，必悲愤不已。《周易》全书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结构紧凑，爻爻相扣，首尾呼应，前后相连；每一卦都是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其以自然现象为表，联系人事，挖掘出现象后面的本质的东西，具有相当强的洞察力及深邃的智慧，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广大胸怀，跃然纸上。因此，那些关于“卦爻辞是占筮的记录或脱离卦爻象对记录的整理，卦名是依辞而题”之说，则不攻自破。因为人们总无法抹杀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即不同的卦爻辞在不同的卦中各有所属，都有其深刻的含义，固定而不能相混。而且其中还存在着一个何以此爻辞系于此卦而不系于它卦之原因，这是只有作者才能说清的。所以，现在重新认识《周易》，还《周易》的本来面目，也就非常重要了。
经过西周幽、厉时代的大混乱，这期间直到老子、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在这三百多年时间里，周国以及所有的诸侯邦国的人民没有得到很好的休养生息，也没有真正地得到安居乐业，一直生活在战乱中。这一时期，即可称为第一次“文化断层”时期。老子由此而感到，很有必要说明一下“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便写下了《道德经》。在《道德经》中，“道”字就是指道路，“德”字就是指规律，再也没有其它意义了。“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细也夫！”正因为这个道路太大，所以好象就不象了。若是相象，这个道路时间长了也就会变得细小了。正因为这个道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不是人们平常走的具体的道路，所以它就不会象具体的道路那样会因为时间长久而变得细小。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懂得这个
“道”呢？看不见、摸不着、听不到这个“道”呢？就因为这个“道”是处于“无”的状态，虽然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然而它却是“有”的，不能否认它的存在，它自古以来就有了。由于这个“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靠人类的理性思维去把握，所以历来的哲学家们把这个“道”规定为无形、无声、无体的形而上之道。老子为什么要谈论道路和规律这个问题呢？哲学起源于人类的问题意识，起源于人类对自己生存的状况、环境条件和前景的困惑与疑问。是人类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人们对于整个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维的根本观点的一种学识体系，哲学所关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类心灵与心灵、心灵与物的问题，即人类怎样认识大自然的问题。人类自从开始思维以来，首先就是对神奇的大自然的思考，智慧的“智”字，由知和日组成，其义就是知晓太阳；“慧”字由彗和心组成，其义就是用心领会天上的彗星。我们人类古老的祖先在漫漫长夜里用他们的眼睛注视着天上并开始了思索的时候，智慧的哲学便产生了。由于解释不了神奇多变的大自然，某些人就利用某些神奇的自然现象，称鬼称神，于是就产生了鬼神崇拜乃至于宗教崇拜。自从周文王起，人们就开始破除鬼神迷信和宗教崇拜，揭开了大自然神秘的面纱，重新认识了大自然，使神秘的大自然不再神秘。而老子则把天、地、万物、人类的道路和规律作了系统的描述，大自然由许多小自然构成，诸如人与动物，作物和树木，山与泽，水与火，风与雷，天与地等，凡此不同的存在物都有自己的道路，各自遵循自己的道路。每天的日出日落，月盈月亏，四季的交替，植物的生长、发芽、开花、结果，动物的出生、成长、死亡等等都各有其独特的道路。普遍性的大道由众多的小道构成，一切小道都有其自然之道要遵循，从开始到成熟最后到终点。因此，掌握自古以来的天和地的道路和规律，就能够知道宇宙万物的原始，也就能够知道了宇宙大道的纲领、头绪和要领，也就能使人类更好地生存下去。所以不承认这个道是不行的！因此，“道”是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一切一切万物的各自独特的小道也是根据这个宇宙大道而顺其自然而运行，依其本性而活动的。但所有这些小道都要依照大道的原理，依据大道的规则，都要遵循自己独特的有生有灭的道路而运行而活动。
天和地既然有道路，那么所有的这些道路都会有其不同的运行变化规律，人类生活在这个天地间，生活在这个大自然间，就必须要懂得这个天地和大自然的道路和规律，而只有懂得了这些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人类的道路和规律，才能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道路和规律。我们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每个人的生活道路都不是相同的，其规律亦是不一样的，有的曲折，有的平坦，有的艰难，有的苦难，各不一样。而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或快或慢，或停下来休息不走了，或者越轨了，甚至走上了岔路了，全在于个人自己。至于道路上出现的绊脚石、大山、河流、沟坎等困难，也是由自己去克服。至于道路上出现的财富、名誉、地位，也要看自己是否会辨别，是否去获取、去占据。因此老子用“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用“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来说明这些问题。从而使人们知道了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认清了人们自身的道路和规律，从而可以认清人类自己的使命。
之后，孔子开始系统地思考与阐述“人际关系的道路和规律”，孔子的学生们为什么要编纂这部《论语》？他们到底是想“论”什么“语”？自荀子以降，似乎再也没有谁弄清楚了。人类如何才能在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上求得生存？不知道经过多少年代的探索和思考，人们终于意识到只有依靠群体生活；不但抗击天有不测风云的自然灾害，抗击其它生物的侵害需要依靠群体，而且种植和创造生活资料也必须要依靠群体。因此群体生活便成了人类生活的保障，并由此而产生了群体意识。人们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就要维护群体，为群体的利益而活着而劳动，而付出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这就是人类由自然存在向自觉存在而迈出的关键性的一步。而人们的团结，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爱心，要想团结人，就必须要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仁）；而要想建立起相互亲爱的关系，就必须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义）；而要选择最佳行为方式，就必须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礼）；而要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就必须要有智慧（智）；有智慧还不够，还要有诚信（信）。如此，用诚信，用智慧，遵守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选择到最佳行为方式，才能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的关系。这便是《论语》一书的重点。
孔子的教材是《诗》.《书》.《礼》.
《乐》，然而孔子的学生们在孔子去世以后，认识到《诗》.《书》.《礼》.《乐》已经不能适应现实，也就是说，《诗》、《书》、《礼》、《乐》的“说理”体系不够完善，不能说服人了。于是他们根据孔子的言行，编纂了《论语》。“论”，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语”，交谈，说话，古语，词语；合起来，《论语》就是一本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孔子之所以举了那么多人的例子，就在于说明人们的社会行为准则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和认可。而《论语》作为教材，显然是要比《诗》.《书》.《礼》.《乐》好得多了，因为它是从社会整体性上来把握怎样做人的和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一种人文知识，而不是技能、工具性的知识。
孔子的学生曾子，感到孔子所说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修养自己的心身”，于是便写下了“正心诚意的道路和规律”一书——《大学》。明明德，即是明白那明明白白的人与自然的道路和规律，想要治理整个国家的人，先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想要在家族里实行平等的人，先要修养自身；想要修养自身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性；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性的人，先要使自己意念诚挚；想要使自己意念诚挚的人，先要达到认识明确；而达到认识明确的方法就在于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度量和衡量事物的原理而后才可以知道周密与周到，知道周密与周到而后意念才会诚挚，意念诚挚而后心性才能端正，心性端正而后自身才有修养，自身修养而后才能使家族里的人平等，家族里实行平等而后整个国家才能治理，国家得到治理而后天下才有太平。全部《大学》就紧紧围绕着这一人生“规律”主题而展开，详细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各个不同阶段，尤其强调了个人心性修养的重要性。
曾子的学生子思认为他的爷爷——孔子没有详细说明生活方式的问题，于是便写下了“生活方式的道路和规律”——《中庸》一书。中等的需要和需求的生活方式是根据天地万物的道路和规律而总结出来的人们最需要遵循的一种生活方式，遵不遵循这种生活方式，全在于各人自己的意愿。因为只有遵循这种生活方式，人生才能够得到快乐和幸福；如果是勉强自己遵循这种生活方式而造成痛苦，那也就不对了。所以这个中庸之道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在我们身边，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它、找到它。然而，子思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上，他从个体延伸到了天地大自然，延伸到整个人类；天地化育万物，并没有想要占有万物，也没有要求万物回报，而人们却无视天地的本性而想要占有万物，想要万物都给予回报，无止境地向大自然索取，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所以他们也就迷失了本性。如果能够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我也如此，那么就能尽到人的本性了。只有做到天下那周密而周到的诚信，才能够尽到本性。什么叫本性？就是本来如此，本来就是如此，还有什么诚信不诚信？本来如此的也就是诚信的。只有本来不如此的，才会有不诚信的。所以，天地能够尽到本性，人则能够尽到人的本性；然而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尽到本性呢？那就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天地本来就是如此。因此人类的生活方式也必须维持在中等的需要和需求上。这就将中庸之道提高到全人类。如果人能够尽到人的本性，才能够尽到物的本性；就象天地对待人类一样，人类也是厚待万物，化育万物，不占有万物，不要求万物回报，那么，万物也就能够尽到万物自己的本性。
子思的学生孟子则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人们的行为方式的问题，于是便留下了“行为方式的道路和规律”——《孟子》一书。这是一本专门探讨人类行为方式的专著，现代心理学是这样定义的：人在生活实践中与周围事物相互作用，必然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活动和行为表现。这就是人的心理活动，或简称之为心理。具体地说，外界事物或体内的变化作用于人的机体或感官，经过神经系统和大脑的信息加工，就产生了对事物的感觉和知觉、记忆和表象，进而进行分析和思考。人在实践中同客观事物打交道时，总会对它们产生某种态度，形成各种情绪。人在生活实践中还要通过行动去处理和变革周围的事物，这就表现为意志活动。冯特所创立的心理学只兴盛了三、四十年就遇到困难。问题出现在“心理学是研究意识的科学”这个定义上。因为要承认这个定义，首先就要求承认意识的存在。但是，这不是心理学界所有的人都能同意的。1913年美国心理学家J·B·华生首先向冯特的心理学提出挑战。华生指出，心理学如果要成为一门科学，能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处于平等地位，就必须来一场彻底的革命，就要放弃意识作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华生说意识是主观的东西，谁也看不见、摸不到，更不能放到试管里去化验，这样虚渺的东西决不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他认为科学的心理学要建立在可以客观观察的东西上面。人和动物的行为是可以客观观察的，因而行为才是心理学研究的对象。华生在心理学界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行为主义运动。
孟子的学生告子的思想就如同现代西方的“行为主义心理学”的理论一样，其理论认为，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可以共证和观察到的行为，而不是意识。行为是有机体用以适应环境的各种身体反应的组合，不外是肌肉收缩和腺体分泌，通常由各种环境刺激所引起。心理学的任务就是要确定刺激与反应间的规律，从而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客观观察法、条件反射法、言语报告法和测验法，而不是内省法。后来美国又兴起一种“新行为主义心理学”（20世纪30年代创始于美国，主要代表人物有托尔曼、赫尔和斯金纳等），它的理论继承了早期行为主义的基本立场，保留了早期行为主义对人的行为进行客观研究，找出刺激与反应间规律的方法，试图建立关于人类学习或行为改变的严密理论。和早期行为主义不同，吸取了其他心理学派的一些概念，开始重视对肌体内部条件和行为动机的研究，重视行为的整体性。但仍未摆脱早期行为主义拒绝研究意识的立场。现在看来，行为主义的理论太简单化和绝对化了，不能因为头脑中的活动看不见，就否认人的思维和意识的存在。心理学毕竟要研究人的心理的内部过程。再者，人的社会活动极为复杂，不是简单的行为工程所能阐明的。而精神分析学派认为，心理学是研究“无意识”的作用。其主要兴趣在于探讨人在生活中基本的心理动机。认为人的根本心理动机都是无意识的冲动。正是这种强有力的“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根本作用。至于有意识的心理过程则只是显露在表面的一些孤立的片断。近年的新精神分析已不再那么强调生物冲动的作用，而更为重视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精神病发病率很高，许多病因都与道德堕落有关，所以精神分析理论很容易就被接受了。
而孟子并没有停留在“行为方式”这个问题上，他在探讨人们的行为方式时，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深处，提出了著名的“性本善”学说，也就是说，孟子认为人的行为是来自于心理活动，心里想什么，才会去做什么；心里想不到，也就不可能去做到。所以观察人的行为方式，就可以知道这个人的心理内容，而知道了这个人的心理内容，也就可以识别这个人的心理本性是善是恶了。为什么要讨论“性本善”的问题？这不是孟子、告子忽发奇想，而是孟子就探讨最佳行为方式的问题而顺理延伸下来的。人，既然要生活、要工作，就要有所作为；而人们的每一个、每一次所作所为，每每都要面临选择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是很多人感到迷惑和痛苦的事情，很多人在无法决定选择时，便胡乱行为，结果弄得事情一塌糊涂，事后悔恨不已。因此，孟子认为，行为方式问题在人的一生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本是好心，却办了错事、坏事，这就是源自于人们的教育程度不够，学识不丰，不肯思想，不能思考的原因。《孟子》一书所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
当然，从老子到孔子，再到孟子，他们所探讨的大部分是统治者的心理和行为，所以荀子感到有必要详细论述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于是他纵览古今，包罗万象地写下了《荀子》一书，详细论述了领导人与管理者的行为方式，以及他们的领导与管理的道路和规律。在《荀子》中，与《论语》、《孟子》等著作不同的是，他对领导人的身份有好几种称呼，如“国君”、“君人者”、“君主”、“主”、“用国者”等，这些称呼并不专指统治者，而是对不同地位的领导人的不同称呼。荀子充分认识到，统治者、领导人和管理者是不同的，有着不同的职责，因此他从若干事例中论证了这之间的不同，并探讨了各自不同的行为方式、道路和规律。这是一本即使是现代管理学也无法比拟的管理学专著。
从董仲舒开始，《论语》就被肢解得支离破碎，其他著作亦是如此！他为了汉武帝的封建统治需要，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所谓的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一套以“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伦理思想体系，由此，孔孟思想成了董氏的儒家思想。表面上看，“独尊儒术”是定孔子思想为至尊，以儒家文化为根本，但实际上，儒家思想已经是名存实亡，它们自身所存在的丰富发展的可能性和活力也在这一思想文化政策下被扼杀了。儒学的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在被统治者们抬到吓人的高度后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工具和武器。虽然董仲舒举起了儒学的大旗，但却没有搭起“文化断层”（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到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灭齐，中国统一，这期间又是两百多年，孔孟思想虽没有灭迹，但也少有人传承了。尤其是秦始皇“焚书坑儒”，对这些思想的传承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这便是第二次“文化断层”）的桥梁。再到宋朝，公元后1150年左右，朱熹拜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为师，发现了儒、道、佛之学的“破绽”，于是专心儒学，继承二程，又独立发挥，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他在董仲舒阴阳五行理论的基础上，糅释、道入儒，是“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学术思想，在中国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把朱学巩固起来，作为在上层建筑领域实行政治文化专制的理论依据，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尤其是对孔孟思想起了变异的作用（这便是第三次“文化断层”）。1919年的“五四运动”，乃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是企盼与要求自由、理性、法治与民主的实现与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全盘性反传统的兴起与泛滥。直到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立四新”，仍然有全盘西化的思想在蠢蠢欲动。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斥儒学为封建糟粕，以为只有“科学”才能强国、才能救国。
“文化断层”标志着人类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于是人——每一个地球生物，就只会用对“神灵”（未知领域里的神秘现象）的崇拜（宗教的说理体系），就只会用有限的解释先把自己封闭起来，自造一个心灵的“堡垒”，然后利用有限的知识和狭隘的世界观、人生观对其他人、其它事物、未知事物，对整个世界，对庞大而复杂的人类社会进行种种的自我猜测和解释。面对着现实生活中吉凶祸福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问题，人们自然地以村落、地域和风俗习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形成多种多样的解释法则。而由周文王、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建立起来的社会公理解释系统的崩溃，使历代的中国统治者在维护其利益时，首先是“私有”的，野蛮的，其次才是说理的。在这“文化断层”中，大多数中国人就因为“儒家”思想的被改毁、被窜造而不知所措，于是老百姓们在一家一户的独立的生产单位中，按照自然经济封闭模式而“自得自乐”，在自己狭小的自我中心基点上建构着自己狭隘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说理体系和生活方式以及梦想着美好的未来。
孔子依靠什么使他的学生们服从呢？就是依靠“说理”，依靠一定的社会行为规范和社会公理解释体系。《道德经》、《大学》、《中庸》、《孟子》、《荀子》等书亦是如此，是议论、衡量、评定、评论、辩析、研究、分析和说明事理的“说理”之书，是对人类社会行为准则的说理，是对人类社会公理解释、价值取向的说理，是对人类行为方式的说理，也是人类自身素质得以提高的教材。这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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