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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传统文化的特点有哪些？
天津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厚丰富的内涵和突出的特色。表现在建城设卫、生产、商贸、文化、饮食、服饰、家族、民居、交通运输、人生礼仪、岁时节日、信仰及民间艺术与游艺竞技诸方面。
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去世后，其孙朱允文继位为帝，其子朱棣以“靖难”为名，向其亲侄子朱允文发动了争夺王位的战争。建文二年（1401年）九月，朱棣率军由通州“循河而南，渡直沽，昼夜兼行”，破沧州，打通了南进之路。赐直沽以“天津”名，意为“天子济渡之地”。天津老城北门外的渡口处，曾建有“龙飞渡跸”的牌坊以示纪念。
朱棣称帝后，认为“直沽海运商泊往来之冲，宜设军卫”。于是，在明永乐二年至四年（1404年至1406年）先后设天津卫、天津左卫和天津右卫于直沽，并令工部尚书黄福、平江伯陈瑄等筑城浚池，建天津卫城。
天津卫城垣有“赛淮安”之美誉。其长9里13步，高2丈5尺。设4门，门上建有城楼。城垣东距海河220步，北距卫河（南运河）200步。由于初为土筑故至弘治初年已颓圮不堪。弘治四年（1491年）天津兵备副使刘福积累帑项，于弘治六年（1493年）委都指挥使陈达用了2年的时间用砖包砌，在4门之上重建城楼并为4门题镇东、定南、安西、拱北之名。
明代天津的城市生活，具有典型的封建性。在城市上层中，“日以戈矛弓矢为事，……争相骄侈为高。”
清顺治九年（1652年），天津三卫合一，统称“天津卫”，这一名称也成为天津城市的代表。
天津优越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天津农、林、牧、副、渔、盐业和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其中作为经济支柱之一的渔、盐及手工业生产习俗颇具特色。特别是随着元代漕运的发展，为之服务的手工业发展更为迅速，各类作坊相继应运而生。尤其是开埠以后，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又从客观上刺激了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以三条石机械工业区为代表的民族工业形成规模。到了清朝末年，天津已成为华北地区民族工业的重要基地。
明代筑城后，漕运发展，商业繁荣，财聚四海，“民喜为商贾”。凭借海河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汇南北舟车，集八方商贾，迎海运漕粮，纳吴越百货，成为华北地区商业中心。清代漕运、盐业、粮业更渐发达，经济空前繁荣，“轮蹄辐辏，舳舻扬帆，往来交错，尽昼夜而无休止”。东门内、北门内及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商号林立，钱庄、银号栉比，商贸发达，各业俱兴。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城厢惨遭烧杀抢掠，商民损失额巨，元气大伤，商业萧条。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城墙拆除后，改为东、西、南、北四条马路，店铺贾摊沿街而立。继而北马路的北洋第一商场、国货售品所以及商业总会、天津工商研究总会等私商机构相伴而起，形成以东北角为中心，向北马路、东马路延伸的商业区。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商业中心逐渐南移到租界地。劝业场、小白楼等街区日渐繁华，周边形成规模商业区。商业资本大量投入，旅店、饭店、商店、影剧院、歌舞厅栉比鳞次而立，尤入夜灯火通明，觥筹交错，轻歌曼舞，是闻名全国的享乐之乡，并有“东方小巴黎”之称，成为天津重要的商业、娱乐、休闲中心。
天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在20世纪以后出现的“银行热”，尤以民国十六年（1927年）以后进入繁盛时期。作为金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的银号，发展更为活跃。由于天津金融业可以一直辐射到华北、西北腹地，因而形成北方地区的金融中心。就金融业的总体规模而言，天津仅逊于上海而跃居全国第二位。
随着天津城市经济和商业的发展，商人阶层尤其是盐商阶层的迅速崛起，使城市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清代中叶到天津后曾写道：“天津擅煮海之利，故繁华颇近于淮扬。……文士往来于斯，不过寻园林之乐，作歌舞之欢，以诗酒为佳兴云耳。”“豪于家财而风度彬雅”的大盐商们无不广交、延揽南北名士，附庸风雅，形成一个十分特殊的文化圈。驰名中外的由查氏盐商修建的私家园林——水西庄就曾经是当时全国各地文人墨客聚集结社的著名场所。商人的倡导和世俗化的倾向以及城市社会商人与官僚身份的结合成为清代以来城市文化的最显著特点。
带有商业色彩的地域文化，影响着城市居民的风格习尚。特别是自清代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天津开为商埠，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典型城市，西方文化的侵入，加之天津人杂五方，使天津的民俗风情丰富多彩，形成了以老城为中心的民间传统文化、以9国租界区为中心的租界文化和以海河三岔河口为中心的漕运（码头）文化相互交融又各具风采的民俗文化风貌，具有都市民俗所特有的个性和魅力。成为浓缩中国近代历史的宝库。
津地饮食丰富，民众爱吃会吃，尤喜食海鲜，素有“当当吃海货，不算不会过”之俗语。民谚“天津卫三宗宝，银鱼、紫蟹、大红袄”中之银鱼、紫蟹皆为天津特有的名贵海鲜食品。由于市内曾有许多清朝遗老遗少、文人、政客、军阀等寓居津门，加之商人之间的交易和达官显贵的宴饮，影响并形成了津人好“下馆子”之风尚。每遇熟人在饭庄相遇，还讲究“添菜”之礼。津人擅长烹饪，口味既有“南甜”，又有“北咸”，且酸、辣、香、麻一应齐备。津菜菜系以扒、烹、烧、炒、煎、烙、烤、煮、炝、凉拌、腌、酱等为主要烹调方式。并以“八大碗”配置宴席菜肴。
民间小吃风味独特，狗不理包子、耳朵眼炸糕、桂发祥大麻花不仅是旧时朝廷指定的御膳，而且也是今天享誉世界的美食佳品。
天津服饰颇具特色。富足者衣饰追求华丽气派，面料考究，做工精细，款式新颖，极尽豪华奢侈，且不同场合穿用不同服饰。女服更讲镶滚沿边，色彩艳丽，雍容华贵。无论贫富，皆崇尚红色，尤以新妇为甚。而贫困游民，其指身为业，日挣日吃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其服饰具有典型的职业特点，夏着“短打儿”，冬着“二大棉袄”、“空堂”棉裤，脚腕扎腿带子。妇人则多着“一裹穷”。贫富差异相当明显。
天津旧时曾出现许多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其存在和发展的共同特点是必须有较强的经济基础。同时家族的维系还必须靠家族成员间共同经营一种产业来做依托，实行家长制的管理手段。但天津市区的家族观念相对郊县农村不甚强烈，特别是清代乾隆、嘉庆以来，城市商业经济不断增长，社会控制松动，家族的外部职能受到更多的重视，“家族主义”淡化，大家族减少，并逐渐由复合家族向单一家族过渡。
至于亲族关系则重视母亲家族，“娘亲舅大”，舅舅的权威性可决定外甥的婚姻、分家等诸多事宜。另对结拜兄弟、姐妹及拜认干娘等干亲比较讲究。
传统民居以四合院为主，并有三合院、筒子院、独门独院和门脸房等，尤其推崇大四合套院落，以横向连接的两侧跨院多为富，以纵向连接的进深院落层次多为荣。并讲究装饰砖雕、木雕。城厢内民居多坐北朝南
随着前清遗老、军阀、政客等寓居津门，在租界区内相继营造了不少风格各异的花园别墅、洋楼。这些带有异国风情的豪华宅邸多由外国人设计，像梁启超、袁世凯、徐世昌、张学良以及庆王府的宅邸均为上乘。还有的采用中西合璧，将中国古典园林与西欧建筑风格有机结合，清雅别致。
郊区运输，除河船外，多系单套或双套的两轮木制马车；市内运输，则多为人力双轮或独轮车；一般小贩和短途运输则为肩挑。
城市上层人物代步的交通工具为轿和马，轿又分四人官轿及两人轿。官员乘轿要求走得平稳，而商人乘轿却要轿夫“飞轿”，跑步行进，以示有“派儿”；两人轿，多为妇女乘坐。乘马者多为武官，间有英武少年骑马游猎于近郊。20世纪初，租界地外侨和中国官僚、军阀均拥有私人汽车。有轨电车也以环老城4条马路和日、法、德租界区域绕行。人力车、四轮马车和自行车得到广泛使用。
天津地处九河下梢，为中国北方“泽国水乡”水路交通运输主要靠摆渡浮桥和陆续建的可开启的钢桥。中国革命著名战役之一的平津战役就是在金汤桥会师的。
人生礼仪纷繁复杂，多姿多彩。虽为工商大都会，但思想仍有较浓厚的封建小农经济意识，崇尚封建孝道和伦理，追求多子多福，家大业大，子孙满堂，以养育5男2女为理想生育模式。求子育子诸礼莫不以祈求福寿安康为目的。婚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讲究门当户对，彩礼重聘。无论娶媳聘女皆大操大办，讲排场，比阔气，奢靡至极在所不惜。丧葬之礼更为奢华，缛节俗例儿比比皆是，推崇大出殡，重棺椁，重寿衣，事死如事生。旧时，祝寿讲究宴请宾朋，请戏班唱堂会，并有男不过10（逢10），女不过9（逢9）之风俗，尤对66岁生日格外重视，有“六十六不死掉块肉”之俗谚。
津人为公好义，受元代漕运及居民多为明代屯兵后裔人口杂处五方影响，码头习气、行武之遗风尚存，民众多聚义互助，热心公益，不仅有水会、杠子房、小大院等社会公益职能组织，还因其商贸发达，成立了许多相对具有约束力的民间职业社团组织及客商寓居津门所建的会馆、乡祠。普通居民喜出入相招，守望相助的邻里之情，但攀比之风颇重，好散财“买脸”。
长期漂泊无定的生活，培育了津民喜团聚、好热闹，钟情年节时令的庆贺活动。尤其对春节、元宵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这些传统民俗节日倾注了大量心血，不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火爆、喜庆，尽力渲染和营造年节气氛，并形成诸如“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合子往家赚”的春节期间特定的传统食俗惯例。
民间信仰广泛庞杂，清中叶以前，共有各类庙宇500余座，儒、释、道及民间或地方崇拜诸神无所不有，庙宇之多，全国罕见。自然物崇拜、动植物崇拜、祖先崇拜、民间杂神崇拜以及跳大神、算命、看风水等活动极为盛行，特别是对神灵的信仰目的性极强，多只祈求保佑现世生人，功利色彩较重。
在诸多民间信仰中尤以对海神天后崇拜顶礼至极，并将其与天津本土文化紧密结合，成为护佑三津的福主和城市保护神。津门历史也多与天后文化紧密相连，不仅有“先有天后宫，后有天津卫”的历史佳话，而且对天津经济、文化、风俗习尚等诸多方面均产生重大的影响。
天津民间工艺美术种类繁多，受宫廷美术、文人美术及世俗欣赏需求影响，地域特色浓郁。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彩灯、地毯等民间工艺美术作品被称为民间艺术之绝品，名扬海内外。
京剧、评剧、河北梆子、相声、时调、大鼓、快板等大众化戏剧和曲艺在津十分兴盛，这些戏曲虽大都起源于他乡农村或城市社会下层，但最终有的在天津形成正式的艺术流派，有的在天津成熟或“走红”，从而使天津成为中国主要戏曲艺术产生的摇篮。特别是名角儿的演唱，不在天津唱红叫响就难以走向全国，过“天津关”是演员能否成名的标准，因而天津也是培养戏曲名家的摇篮。戏曲的繁荣也使茶园、戏园业大兴，成为旧时民众休闲娱乐的主要场所。
民间音乐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演出团体多以老会、圣会呼之。法鼓、大乐、十番、杠箱、高跷、秧歌等传统乐舞十分普及，各会所在社区居民均以公益事业视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平日自娱自乐，为茶余饭后消遣乐事。逢年过节或重大庙会活动出会表演，为本社区争光添彩。闻名于世的天津皇会，在举办期间，曾是民间各道乐舞老会、圣会大显身手，争妍斗艳之大好机会，故每逢皇会举办之时，全民热情参与，最多时有110多道会的表演，近5000余位演员。《天津天后宫皇会行会图》中就有于此的详细记载。这一调动全民情结，达到万人空巷的民间盛会终成为当时“全国各省唯一的神话盛事”。这些民间音乐舞蹈已被今各道民间花会所继承。
民间游艺竞技项目十分丰富，民喜运动，除放风筝、抖闷葫芦、踢毽等全民性普及竞技游艺项目外，部分群体以玩鸟、玩鹰、斗蛐蛐等为乐事，少年儿童尤其是男童的游艺竞技项目则多室外追逐内容
租界社区侨民则多以舞会、音乐会、赛马会、击剑、草地网球、水上快艇、板球、马球、回力球等为消闲方式，这些项目也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生活。
天津的民间艺术（包括名称，形成过程还有特色）（最少两个）
杨柳青年画
中国著名的三大民间年画之一。产生于17世纪初叶的天津西郊杨柳青镇，故得名。杨柳青年画采取木板刻印和人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即先用木板印出线纹，后用彩笔填色而成，形成一种既有遒劲功力的木刻韵味，又有民族绘画见风貌的独特格调。杨柳青年画采用寓意、写实等各种手法，取材于现实生活、民间风俗和历史故事，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品。
泥人张彩塑
泥人张彩塑艺术的创始人张明山（公元1826年～1906年）练就一手捏泥人的绝活，能在与人谈笑之间，于衣袖内靠手感捏出形态逼真的人像，故而人称“泥人张”。泥人张彩塑艺术的特点是人物神形兼备，个性突出，在着色勾绘上吸收传统工笔彩绘和民间年画的表现技巧，色彩和谐，成为天津乃至中国著名的民间工艺品。现泥人张彩塑已发展到第四代。
魏记风筝
著名风筝艺人魏元泰（公元1872～1961年）一生从事风筝制作，先后研制平拍式、立体式、串式和整体式、组合式风筝等近200余种，被誉为“风筝魏”。魏记风筝的主要特点是用料讲究，造型多样，工艺精湛，彩绘逼真，飞行平稳。曾在巴拿马博览会上获金奖。
扩展资料
民间艺术分类
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可以有多种角度的分类方法
按照材质来分类，有纸、布、竹、木、石、皮革、金属、面、泥、陶瓷、草柳、棕藤、漆等等不同材料制成的各类民间手工艺品，它们基本上都是天然材料，以手工加工制作的。
按照制作技艺的不同，又可以将民间艺术分为剪刻类、塑作类、织绣类（包括印染类）、编织类、绘画类、雕镌类、扎糊类、表演类、装饰陈设类等。
也有学者按照造型来分类，但是这几种分类都比较单一，不能完全体现出民间工艺美术极为丰富的内容种类与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民间艺术
天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天津优秀传统文化有哪些
物质文化遗产： 杨柳青木版年画（含东丰台木版年画）、泥人张彩塑、 挂甲寺庆音法鼓
杨家庄永音法鼓、大沽龙灯
、汉沽飞镲
、刘园祥音法鼓
、林亭口高腿子高跷、 海下文武高跷
、虫八蜡庙小车会
等（若想了解更多，可去百科上查）
天津优秀传统文化：泥人张彩塑、风筝魏风筝、刻砖刘刻砖、面塑、木雕、石雕、根
雕、杨柳青年画、塘沽版画、剪纸等（有些与物质文化遗产相通）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哪些?
天津的民俗文化有：杨柳青，木版年画 ，泥人张彩塑， 天津皇会， 葛沽宝辇会 ，杨柳青民间佛道乐， 林亭口高腿子高跷 ，北仓“虫八蜡庙小车会
杨柳青
杨柳青年画为中国著名的民间木版年画。它继承了宋、元绘画的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高跷
天津海下文武高跷老会发展至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在漕运文化、码头文化、盐业文化等影响下，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下文武高跷老会。京津一带高跷分为京、卫、海三大流派，“海下”高跷，即指天津卫“海下（旧指从天津卫有一条向东南方向的海大道直达大沽海口）”一带民间花会中的高跷（亦指津南区咸水沽和葛沽一带）。天津海下文武高跷在木腿子上有长短之分，武高跷要比文高跷矮一些。该会的表演器具有：腿子、行头、道具、头棒、腰鼓、铙钹等。
天津快板
天津快板是50年代出现的一个新曲种，是由群众自发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种快板完全以天津方言来表演，在形式上采用了数来宝的数唱方式及快板书所用的节子板，同时配以天津时调中"数子"的曲调，用三弦伴奏，别具一格。天津快板风格粗犷、爽朗、明快、幽默，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地方风味。
天津有哪些民族艺术
艺术源于生活，反映生活，作用于生活，民间艺术尤其如此。
地处九河下梢的天津卫既是一个发达的工商业城市，又是一个拥有着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历史名城，在这片以海河文化为依托的沃土上滋养着丰富多彩的民间美术，既有绘画类、雕塑类，又有家具器皿类、游艺玩具类等等。琳琅满目、纷彩异呈。其中尤以素有“天津四大民艺”之称的泥人张彩塑、杨柳青木板年画、风筝魏风筝、刻砖刘砖雕艺术最具代表性。本文以“天津四大民艺”为依托，探讨天津民间美术所特有的题材选择、形态及色彩造型以及技艺传承方面的独特文化特征。
据《天津卫志》记载，“天津去神京二百余里，当南北往来之冲，南运数万之漕悉道经于此，舟楫之所式临，商贾之所萃集，五方之民之所杂处……”。自隋朝大运河开通之日起，天津之地便创建起水陆码头，至元朝时就已经成为重要的军镇和粮运中心，明代永乐年间始设天津卫，成为重要的防务重地和港口码头。漕运的发展和大量军人群体及随军人员的往来，带动了天津地区的物流、商业的大发展，到清代中期的时候天津已经发展成为中国北方的重要商业中心和第一大港口码头。军旅文化、商业文化，再加上海河漕运文化，共同滋养着天津大地，为天津民间美术的兴起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生活基础、文化基础和商业基础，也造就了天津民间美术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独特性。
1963年，郭沫若先生为泥人张展览会题词，题曰：“用泥造人首女娲，明山泥人锦上花，昨日造人只一家，而今桃李满天下” ，表达了对泥人张彩塑艺术的极大肯定和赞扬。天津泥人张，源起于160年前的清道光年间。从泥人张第一代张明山算起，到现在的第六代传人张宇、张昊、张凡云，再加上非血缘传人杨志忠、郑于鹤等的共同努力下，泥人张彩塑艺术得以传承至今并进一步的发扬光大，成为享誉海内外的重要民间美术种类之一。泥人张彩塑在题材选择上立足民间，广泛而自由，不拘一格。其中以民间广为流传的古典名着、典故传说以及当地的民俗风情为主，题材内容都具备一定的情节故事性。在形式特征方面，泥人张彩塑注重以形写神，传神是其最大特征和艺术理想追求。另外，把表现对象的情感精神巧妙地融入生动的形体之中，充满绘画性特征的大量线条的使用也是泥人张彩塑在造型上的另一大特点。除了具备大多数民间泥塑所共有的体积表现的同时，辅以大量极具形式美感和艺术表现力的线条，更加准确生动的塑造出鲜活的艺术形象。在色彩运用方面，泥人张彩塑始终遵循着随类赋彩、和谐统一的色彩表现原则。在保留传统民间色彩喜好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色彩的冷暖、朴素与华丽、强烈与淡雅等色彩对比手法塑造更具艺术表现张力的艺术形象。正是由于泥人张彩塑在造型及色彩表现上的特色追求与表现，才塑造了无数形神兼备、气韵生动的民艺精品，泥人张艺术才得以发扬光大，并深为国内外大众所喜爱。泥人张彩塑在具体的技艺传承方面，采取的是理论经验加实践的方式，除了塑型和彩绘的技艺实践传承外，还辅以大量言简意赅、合辙押韵、易于记诵的口语化艺决。比如塑型时的表情决：“塑人笑——眉开眼弯嘴上翘；塑人哭——眉落眼垂口如弓；塑人怒——瞪眼咬牙眉上纵；塑人愁——垂眼落口皱眉头”等等；以及彩绘时的塑彩决：“红要鲜、绿要娇、白要净，红配紫一堆死，红配绿似美玉，红配黄亮堂堂，绿配黄暖洋洋”等等。
素有“南桃花，北杨柳”之美誉的天津杨柳青木版年画，集中代表了中国北方民间木版年画的鲜明特色，与南方江苏的桃花坞年画一起撑起了中国民间木版年华的大旗，为中国民间美术的辉煌添上了浓浓的一笔。早在东汉时期，民间就已经兴起节日张贴门神“神荼郁垒”的习俗，而木版年画的真正流行则大约始于北宋年间。如《东京梦华录》中曾记有“贴灶马于灶上”和“近岁节市井皆卖门神、钟馗、桃板及财门、钝驴回头、鹿马天行帖子”等。杨柳青木板年画兴起稍晚，约起源于明代，兴盛于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当时杨柳青一带大约有年画作坊百余家，从业人员达三千余人，以戴廉增、齐健隆为首的大型画店十余家，其销售门市遍布京津、内蒙、东北各省，甚至进入皇宫大内，盛极一时。
杨柳青木版年画在题材选择上非常广泛，主要有神话故事、历史典故、小说传奇、师祖神像、戏曲情节或人物、吉祥图案、山水人物、时样节景等等，体现了巨大的包容性。在造型特征上，杨柳青年画紧抓时代审美特征，如女性造型体现“瓜子脸、柳叶眉、丹凤眼。樱桃小口一点点”等时尚造型，而且善于运用象征、寓意和夸张的手段造型，使得主题形象大而生动，造型丰满。在色彩运用上则擅长浓淡结合，故而艳而不俗。制作工艺上以半印半画为一大特色，严格遵循着“勾、刻、印、画、裱”五道基本程序，使年画中的刀刻版印的质感和绘画细腻柔和巧妙的融合，相得益彰，展现了更加丰富的艺术魅力。在技艺传承方面，依然采取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遵循着实践加口诀的民间艺术长传承方式。比如色彩搭配方面的“红靠黄，亮晃晃；粉靠绿，人品细；黑靠紫，色发死”以及造型方面的“写物要抓神，写神先画人，画人不可离法度”等技艺口诀。
天津风筝制作具有悠久的历史，明清时已经广泛流行于民间，放风筝成为老少皆宜的游艺娱乐活动，风筝制作也成为天津民间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天津也成为中国比较着名的“风筝之乡”。其中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首推天津“风筝魏”风筝。“风筝魏”风筝兴起于清代同治年间，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创始人魏元泰。“风筝魏”风筝在师法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改革传统风筝制作的弊端，最终形成 “造型多变、彩绘逼真、飞行平稳、特技精湛、便于携带”的五大特色，成为天津风筝界的翘楚。“风筝魏”风筝在制作工艺技巧方面，把木工工艺中的打眼榫卯工艺，金属工艺中的铜箍连接工艺巧妙的应用于风筝制作，制成可折叠拆展、便于携带的特色风筝。色彩运用方面，“风筝魏”风筝在仔细观察自然物象固有色彩的基础上，把中国建筑彩绘以及天津民间绘画技法应用于风筝彩绘制作上，从而塑造出色彩逼真的艺术效果。同时，“风筝魏”风筝还注重仿生学的研究，在观察鸟类飞行的基础上，巧妙运用风力传动等机械物理原理，提高了风筝飞行的平衡控制水平，从而实现了风筝平稳飞行并能进行一定的空中特技动作的独特技艺特征。“风筝魏”风筝从功能类别上来讲可以分作装饰风筝、放飞风筝和综合型三大类，尺寸大小不等，小到火柴盒般大小，大到上百米长。根据造型特征又可分作动物型、器具型及人形风筝等。另外，“风筝魏”风筝还独创了“蒲绷”绝活，通过以蒲草作为弦，在放飞风筝时可以发出声响，又称鸣叫风筝。“风筝魏”风筝的制作大致要经过创意、设计、选料、扎架、彩绘、糊面、试飞、总装等八大工艺流程，面料以真丝织物为主，骨架则为上等毛竹，既具有观赏性，又具备放飞功能，还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
砖雕也是天津民间美术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其中“刻砖刘”的砖雕艺术更是天津刻砖界的集大成者。刻砖在天津俗成“刻花活儿”，兴起于清代道光、同治年间，依托于天津地区传统的青砖建筑，如寺庙建筑、老四合院以及其它青砖民居等，属于建筑雕刻的一种，广泛应用于建筑的墙体、门楼、影壁等，借以展示建筑主人的地位和品位。“刻砖刘”源起于清道光时期的马顺清，后发扬光大于其外甥刘凤鸣，“刻砖刘”的名声亦是由刘凤鸣而来。“刻砖刘”的刻砖艺术题材选择广泛，其中尤以民间传统吉祥图案为主，融花鸟、山水、人物、书法艺术于一体，体现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而“堆砖法”是“刻砖刘”不同于其它刻砖的最显着特征之一，采用多层立体粘贴法，在一块较大的砖面上，用以松香、黄蜡等熬制的特殊粘合剂粘贴以若干小砖块，然后在上面加以雕刻，从而使整个砖刻高低起伏、错落有致而层次分明，极富高浮雕的艺术表现效果。从艺术风格上看，“刻砖刘”砖雕艺术构图饱满，造型古朴而生动、传神，结构严谨、含蓄而极富装饰性。现存留于天津大悲院的“九狮图”就充分展现了“刻砖刘”砖雕艺术的高超技艺和艺术风采。
摘自百度网友，谢谢。
关于天津优秀传统文化和有关天津的特色文化的介绍到此就结束了，不知道你从中找到你需要的信息了吗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这方面的信息，记得收藏关注本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