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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人文哲学(哲学与人文文化的关系)

今天给各位分享传统文化人文哲学的知识,其中也会对哲学与人文文化的关系进行解释,1、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2、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3、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4、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是一种天人之学5、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因内容太多,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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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目录:

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因内容太多,有删改 )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然在其久远博大之中,却“统之有宗,会之有元”。若由著述载籍而论,经史子集、万亿卷帙,概以“三玄”(《周易》、《老子》、《庄子》)、“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周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为其渊薮;如由学术统绪而言,三教九流、百家争鸣,则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历南北朝隋唐,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释氏之典籍〔1〕与统绪因而也就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相辅相成,构成了唐宋以降中国文化的基本格局。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孝宗皇帝语,转引自元刘谧著《三教平心论》),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基本结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特点之一是:观念上的“和而不同”〔2〕和实践中的整体会通。具体地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论是儒、释、道三家,还是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虽有其各自不同的探究领域、表述方法和理论特征,然却又都是互相渗透,互相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析。这也就是说,人们既需要分析地研究三家、三科、三学各自的特点,更需要会通地把握三家、三科、三学的共同精神。此外,如果说儒、释、道三家,文、史、哲三科,天、地、人三学等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整体,那么对于这个文化整体来讲,其中的任何一家、一科、一学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这一文化整体的特性将发生变异,或者说它已不再是原来那个文化整体了;而对于其中的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来讲,则都是这一文化整体中的一家、一科、一学,且每一家、每一科、每一学又都体现着这一文化整体的整体特性。唯其如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不管是研究那一家、那一科、那一学,我认为,首先是要把握住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精神之所在,否则将难入其堂奥,难得其精义。

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从整体上来把握的话,那么人文精神可说是它的最主要和最鲜明的特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与现在所谓的“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等概念不完全相同。

从荀子、《中庸》和董仲舒等人的论述中,应当说都蕴涵着这样一层意思,即在天地人三者中,人处于一种能动的主动的地位。从生养人与万物来讲,当然天地是其根本,然而从治理人与万物来讲,则人是能动的,操有主动权。就这方面说,人在天地万物之中可说是处于一种核心的地位。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把人的道德情操的自我提升与超越放在首位,注重人的伦理精神和艺术精神的养成等,正是由对人在天地万物中这种能动、主动的核心地位的确认而确立起来的。

由此,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即:一是高扬君权师教淡化神权,宗教绝对神圣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一是高扬明道正谊节制物欲,人格自我完善的观念广泛深入人心。这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包含着一种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的现代理性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人文精神,根植于远古的原始文化之中。人们常把“天人合一”视作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而考其起源,则与中国原始文化中的自然(天地)崇拜,以天地为生物之本;以及祖先崇拜,以先祖为监临人世的上帝(此亦为天,天命之天)等观念,不能说毫无关系。由此可见,“天人合一”中“天”的含义是合自然之天与天命(先祖上帝)之天而言的。以后,宋明理学讲的天理之天,即是自然之天与天命之天的统合体。

人与自然之天“合一”的中心是“顺自然”(这里“自然”一词的含义,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自然界的“本然”法则与状态)。

人与天命之天“合一”的中心是“疾敬德”。这一观念,大概起源于殷末周初。《尚书•召诰》中有一段告诫周王要牢记夏、殷亡国教训的文字,很能说明这一点。其文曰: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有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这是说,夏、殷之所以灭亡,主要是由于他们“不敬德”,因此,周王如要永保天命的话,就一定要“疾敬德”。所谓“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蔡仲之命》),是周初人的一种共识,也是以后儒家论述天人合一的一个中心命题。

人事急于神事,民意重于神意的观念深殖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成为历代圣贤、明君无时不以为诫的教训。《礼记•表记》中尝借孔子之口,比较了夏、商、周三代文化的不同特色,其中在述及周文化特色时说: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惭,贼而蔽。”

周文化这一近人而远鬼神的特色影响深远,以至当季路向孔子问“事鬼神”之事时,孔子相当严厉地斥责说: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而当孔子在回答樊迟问“知”时,则又表示说: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务民之义”是“人有其治”的具体体现,人之治如果搞不好,鬼神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说,只有懂得近人而远鬼神,把人事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好它,才能称之为“知”。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传统中,把政权看得比神权更重的文化上的根源。

“礼”起源于祭祀,与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礼”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则是越来越富于人文的内涵,乃至最终成为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人文精神的主要载体之一。“礼”通过祭祀,从消极方面来讲,是为了祈福禳灾;而从积极方面来讲,则是为了报本。报什么本?荀子的论述是十分值得注意的。他说:

“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把君师之治作为礼之本,一方面是以礼制形式来落实人与天地参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是使“礼”包含了更多的人文内涵。“礼”字在《论语》一书中凡七十四见,然除了讲礼如何重要和如何用礼之外,对礼的具体涵义没有任何表述。即使当林放提出“礼之本”这样的问题,孔子也只是回答说:“礼,与其奢也,宁俭”,仍然只是如何用礼的问题。《孟子》一书中“礼”字凡六十八见,其中大部分也是讲如何用礼的问题,只有几处稍稍涉及到一些礼的具体涵义,如说:“辞让之心,礼之端也” “恭敬之心,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 “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指仁、义)是也”。荀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学的奠基者。《荀子》一书中“礼”字凡三百余见,全面论述了礼的起源,礼的教化作用,礼的社会功能等等,尤其是突出地阐发了礼的人文内涵。如,他对礼的起源的论述,完全抛开了宗教的解释。他说: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据此,在荀子看来,礼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上文提到过的“明分”,或者说“别”。所谓“别”或“明分”就是要使社会形成一个“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的伦序。荀子认为,确立这样的伦序是保证一个社会安定和谐所必需的。

《礼记•王制》中规定: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文中所谓“此四诛者,不以听”的意思是说,对于这四种人不用听其申辩即可处以死刑。

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上薄拜神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则大量地体现在儒、道、佛三教的有关心性道德修养的理论中。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注重并强调心性道德修养,这是与中国历代圣贤们对人的本质的认识密切有关的。上面我们曾引过一段荀子论人“最为天下贵”的文字,在那段文字里,荀子把天下万物分为四大类:一类是无生命的水火,一类是有生命而无识知的草木,一类是有生命也有识知的禽兽,最后一类就是不仅有生有知而更是有义的人类。“义”是指遵循一定伦理原则的行为规范,如荀子说的:“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等等。在荀子看来,这就是人类与其他万物,特别是动物(禽兽)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荀子的这一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绝大部分的圣贤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看作人的本质,作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如孟子也说过: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那不同于禽兽的一点点,就是人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孔子在回答子游问孝时尝说:

“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孟子则说: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

孔、孟的这两段论述都是强调,只有具有自觉的伦理意识和道德感情,才能把人的行为与禽兽的行为区别开来。对此,荀子更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何已也?曰:以其有辨也。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然则,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今夫猩猩形笑亦二足而毛也,然而君子啜其羹、食其胾。故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

事实上,在中国历代圣贤的心目中,正确认识和处理伦理与物欲的关系问题是确立人格和提升人格的关键。对于这一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大致是从三个层次来进行探讨的。一是理论层次,讨论“理”“欲”问题;一是实践层次,讨论“义”“利”问题;一是修养(教育)层次,讨论“役物”“物役”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概括地讲,在理论上以“以理制欲”、“欲需合理”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存理灭欲”说;在实践上以“先义后利”、“重义轻利”说为主流,部分思想家将其推至极端,而提出了“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之说;在修养上则概以“役物”为尚,即做物欲的主人,而蔑视“物役”,即沦为物欲的奴隶。

由于部分宋明理学家,如程朱等,在理欲问题上过分地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因而不仅遭到历史上不少思想家的批评,更受到了近现代民主革命时代思想家的激烈批判,斥其为压制人性、无视人性,这是历史的需要,完全是应当的。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地来检视一下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理”“欲”关系的理论,则很容易就可以发现“存理灭欲”之说实非据于主流地位。若如程朱等所说,必待灭尽人欲方能存得天理,即使以此为极而言之说,其理论上之偏颇也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尝以为程朱之说发轫于《礼记•乐记》,如与朱熹同时之陆九渊就认为:

“天理人欲之分,论极有病。自《礼记》有此言,而后人袭之。”

对照陆九渊所引本节之文,人们可以看到陆氏引文中略去了“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一句,然而这一句恰好是《乐记》本节所论旨趣之关键所在。《乐记》并未否定人感于物而动的性之欲,它只是否定那种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且又不能反躬的人。这样的人,在它看来就是在无穷的物欲面前,不能自我节制,而被物支配了的人,亦即所谓“物至而人化物也”。人为物所支配,为了穷其人欲,那就有可能置一切伦理原则于不顾,而做出种种背离伦理的事来。为此,《乐记》才特别强调了“制礼乐,人为之节”的重要和必要。

荀子认为:

“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以所欲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可免也。……欲虽不可尽,可以近尽也;欲虽不可去,求可节也。”

荀子的这些思想是合理而深刻的,对于后世的影响也是极其深远的。

此外,道家等从养生的角度也讲述了不少有关“节欲”、“养欲”的道理,对于丰富传统文化中的“节欲”理论也是很有价值的。

在荀子之前就流传着这样的教训,即所谓:“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荀子对此解释说:

“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内省而外物轻矣!传曰:“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此之谓矣。”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注重精神修养和伦理实践的人则轻视富贵地位,也就是说,注重内心反省的人,对身外之物是看得很轻的。历代相传的“君子支配物,小人被物支配”,就是这个意思。做“役物”的“君子”,还是做“役于物”的“小人”,这是人格修养上必需明辨的问题。荀子进一步对比此二者说:

“志轻理而不〔外〕重物者,无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内忧者,无之有也;行离理而不外危者,无之有也;外危而不内恐者,无之有也。……故欲养其欲而纵其情,欲养其性而危其形,欲养其乐而攻其心,欲养其名而乱其行。如此者,虽封侯称君,其与夫盗无以异;乘轩戴 ,其与无足无以异。夫是之谓以己为物役矣。”

反之:

“心平愉,则色不及佣而可以养目,声不及佣而可以养耳,蔬食菜羹而可以养口,粗布之衣、粗 之履而可以养体,屋室庐庾葭 蓐尚机筵而可以养形。故无万物之美而可以养乐,无势列之位而可以养名。……夫是之谓重己役物。”

这种不为物累,勿为物役的思想在佛、道理论系统中更是俯拾皆是,此处暂不赘述。然至此,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下防拜物教的人文精神,应当说也已经反映得相当充分了。

人不应当“役于神”,更不应当“役于物”,人应当有自己独立的人格。有不少人以为,依仗现代高科技,人类已经可以告别听命于“神”的历史,人类已经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支配“物”的世界了。然而,我们如果冷静地看看当今世界的现实,则恐怕就不会这样乐观了。“役于神”的问题是极其复杂的,绝非单纯的科技发展就能解决的。君不见,当今世界各大有神宗教,凭借着社会经济增长的实力后盾,几乎与现代高科技同步高速发展,且新兴宗教层出不穷。“役于物”的问题,则随着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人类向“物”世界索取手段的不断提高,因而对于物的欲求也是在进一步的膨胀。更何况当今世界是一个讲求实力的时代,全世界的经济实力竞争,把全人类逼上了“役于物”的险途而尚不能自反。

众所周知,十八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高扬人本主义去冲破中世纪神本文化的牢笼,然而诚如当时那些主要思想家所言,他们倡导的人本主义,从中国儒、道哲学的人文精神中得到了极大的启发和鼓舞。〔88〕而当今东西方思想家注目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恐怕主要是想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中的人文精神来提升人的精神生活、道德境界,以抵御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而带来的拜金主义和拜物教,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人类的自我失落和精神空虚。我想,这大概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为什么还值得人们在今日来认真研究一翻的理由吧!

什么是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民族、始终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之所以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奋发奋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自身发展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和丰厚文化滋养。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一个民族如果抛弃自己的文化,就会失去精神支撑,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需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例如,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思想,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借鉴。

又如,崇德向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等观念,体现着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新时代,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需要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

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行为习惯,让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

历史文化是人类在其社会历史发过程中不断创造、总结、积累下来的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带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民族性,那么,这种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便是此种文化的主流。这种文化主流的精髓,便集中地表现在这个民族历史的哲学观点方面。

中华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受中华文化历史熏陶而形成的中华民族具有勤劳、智慧、团结、勇敢的精神,就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种极其古老的哲学思想——道学。这种哲学的最基本特点是一元论,而以阴阳形象地表述一事物中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的辨证统一关系,以阴阳同性相斥、异性相引、消长、平衡推动事物变化而论述其客观规律。中国古典哲学是世界上最早的自然辨证法和相对论。

由于中国古典哲学是产生在尚无文字为载体以行表述和传承的上古时代,为着教授人们学习,就画出了一事物之中存在阴阳两势消长变动的“太极图”表示,再以阴阳符号组成象征天、地、人、时,且阴阳不能形成静止性平衡的八卦图,进行传授。这就是伏牺时代创八卦的历史记载。

此后,当中国的历史上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就会很自然地给这种传授哲学的专用图案画注以文字,以帮助记忆。对于这种有了文字的哲学经典,就不能再以卦画相称,而须称之以书了。书名就依此书是专讲事物变易、所用的方法简易、而其所讲的哲学道理千古不易这三方面的意义,定书名曰《易》。

中国哲学由于产生在以畜牧狩猎为主要经济生产特点的时代,其时,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是以山地为获得资源的生存根本,这就很自然地将代表山的《艮》卦置于六十四卦之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以农耕为主要经济生产后,人们的认识观念自然也要产生变化,认为土地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以,这时候的人们又将代表大地的《坤》卦放在六十四卦之首。为了区分这两种不同的版本,就将以《艮》卦为首卦的《易》经,按首卦上山、下山、山山相连之象,称作《连山》;而对以《坤》卦作首卦的版本,就依“大地生发万物,而万物又莫不归藏于大地之中”的象征性意义,定书名为《归藏》;商末周初,周文王父子删改哲学经典,用作卜筮,为其贯彻“神道设教”、愚民以治方略服务的,就是今还保存且流传于世的通行本《周易》。

如何理解传统文化是一种天人之学

在中国思想史上,“天人合一”是一个基本的信念。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西方人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处不在,甚至在中国特有的茶文化中,由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的和谐统一、缺一不可。以“仁”为核心,“礼”为外观表现的儒学可以说是一种人学,其主要内容是讲为人之道,包括探讨人的本性、人生的价值、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等等。儒家学说强调亲情仁爱,提出“血浓于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比如中国人重团圆、以享受天伦之乐为人生之大喜,不像西方人那么讲求自我,有独立和冒险精神。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想。最早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经过董仲舒等学者的阐述,由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其基本思想是人类的政治、伦理等社会现象是自然的直接反映。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哲学异于西方的最显著的特征,其义蕴广远,不易简约叙述,以下章节,言之极精要,君友会王爱君著述引录于下:「中国自唐虞以来,即有天人合一的思想。敬天即所以爱人,爱民即所以尊天。所谓天人合一,实包含了天定胜人与人定胜天两个观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干卦大象)中国的思想,不偏于天定胜人,亦不偏于人定胜天。中国无宗教,但中国人极富于宗教精神,此为中国文明的特征。左传载:『史嚣曰: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公元前六六二年)史嚣之语,代表中国古来之人文主义,即天人合一的宏旨。历代圣哲,莫不为继续宏扬此天人合一之道而努力。以中国与西方比较,中国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合;而西方哲学之归趋,人与天分。故中国哲学,以人生观察宇宙,使人与天合而为一。周易『干元资始』之说,不涵神学气氛,以天道贯通人事,正性命以明道德修身之原。此说明中国正统哲学之天道思想,纯是合理化的形而上学。『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易干文言)非与天合德,其孰能如是哉?西方哲学,则道德哲学(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各有领域,分送发展,源远而未益分。中西治学方法之不同,其所成思想体系亦迥异。吾人确信,在古今各民族,最能了解人与天地宇宙之关系,因而企求保持天人和谐者,为中华民族。中国哲学里不包括宗教信仰,但也不反对宗教信仰,骨子里隐藏着对『上天』信仰的观念,却不显露出来,所讲的对象乃是『人』。这种以人为重点的天人之学,可以称为人文哲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特质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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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性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的特点。

一谈到人文,

人们就自然而然地想到

14~17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

似乎人文主义是欧洲人的专利品。

其实,

早在中国的商周时期

就产生了古典人文主义,

而且与欧洲人文主义一样,

它也是相对于神本主义而言的。

《周易》、《内经》、

《老子》、《论语》等经典

都是倡导人性与人道,

破除神性与迷信的代表著作。

人类文化依其核心对象大体上可分三种:

神本文化、人本文化、物本文化。

东西方文化早期

都是以神本文化为主,

中国于公元前11世纪(西周)

进入人本文化,

欧洲于公元18世纪

才由神本文化进入物本文化。

中国传统人本思想立足于人性,

强调的是人的道德,

是共性的弘扬,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

西方传统人文思想

立足于个性,

强调的是人的价值,

是个性的张扬,

“不自由,毋宁死”。

严格地说中国传统的人文主义

应称作人本主义。

与欧洲的人文主义相比,

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具有以下特点:

一、重人轻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人是宇宙万物的中心。

中国古代大多数思想家

对宗教都缺少热情。

他们所共同关心的

乃是社会、人生的现实问题。

此即孔子

“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

(《论语·雍也》)、

庄子

“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

(《庄子》)之谓。

中国传统文化凝神注视的

是人间的是非和寿夭,

对超然于现实之外的来生,

则很少加以关注,

从而形成了传统文化轻鬼神、

重人事的突出特色。

儒家是一种道德信仰,

是对完美人格和祥和政治的追求,

不是对神仙,对方术,

对上帝、对权力的崇拜。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 ,

主张“尽人事,知天命”、

“未知生,焉知死”。

儒家思想

具有宗教的精神而无宗教的痴迷,

具有文化的包容而无会党的伐异。

二、重道轻器

传统文化所谓的“道”

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

政治理想、道德准则等,

概括地说,

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

“器”是指具体事物和名物制度。

孔子强调

“君子不器”

(《论语·为政》)

其中固然有人格不能偏向一端的含意,

但同时也流露出了“知人”压倒“知物”的倾向。

孔子说:

“朝闻道,夕死可也”

(《论语·里仁》)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论语·卫灵公》)

在孔子那里,

感性欲求(谋食)

与理性追求(谋道)二者之间,

后者处于优先的地位,

一旦“志于道”,

则即使身处逆境,

也可以达到精神上的愉悦。

所以孔子称赞其学生颜回:

“贤哉,回也!

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

回也不改其乐。”

(《论语·雍也》)。

三、 民为邦本

“民本主义”的观念

最早见于《尚书》五子之歌:

“民可近,不可下;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这是说,

人民只可亲近,

不可威狎,

因为人民构成国家政治的基础,

只有基础坚固,国家的安宁才有保障。

孔子儒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以人为本、重民爱民,

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

“使民以时”、“使民如承大祭”、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等

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而要求统治者遵守。

孟子认为

仁与不仁

是国家兴衰存亡的标志和依据,

提出 “民贵君轻”论: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孟子·尽心下》)。

要求为政者:

“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

正是这些不同,

才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深远丰厚的人文追求,

傲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并越来越受到世界的瞩目。

传统文化人文哲学的介绍就聊到这里吧,感谢你花时间阅读本站内容,更多关于哲学与人文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人文哲学的信息别忘了在本站进行查找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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